中国省域尺度环境可持续性时空变化研究

以6个环境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一级指标、27个中国本土化指标为二级指标,构建环境维度可持续发展指数(ESDI)指标体系,研究2016—2020年中国国家及省域层面环境可持续性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国家层面上,中国ESDI呈总体上升趋势,区域层面ESDI展示出稳定的增长趋势,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由东部向中部、西部逐步递减。各项环境维度SDGs之间存在差异,SDG13(气候行动)在2016—2019年无明显变化趋势,而在2020年显著增长,而SDG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SDG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在2016—2019年呈线性增长,但在2020年下降。SDG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SDG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在2016—2020年度呈现增长趋势,SDG11省际差异最小,SDG6省际差异逐年缩小。区域层面时空变化分析显示东部地区在多数指标上得分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多个指标上表现较差。

《犹太战争》中的地理书写与约瑟夫斯的罗马帝国疆域观

1世纪晚期,罗马帝国的疆域政策从向外扩张趋向内部整合。犹太史家约瑟夫斯的史书《犹太战争》为考察此时期罗马与边缘行省犹太地区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文献。受其行省精英和罗马公民双重身份的影响,其史书通过独特的地理书写,一方面传达了行省精英面对帝国扩张时的共识,即维护犹太共同体的安全而避免战争,另一方面,他对于罗马地理边界的勾画,以及他提出的帝国“四至”的疆域观,体现了1世纪晚期罗马统治“无远弗届”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疆域趋于内部整合的政治实际之间的张力。

优化行政区划设置视域下的“强省会”建设:功能预期、实践形态与效能转化

“强省会”建设是各省围绕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空间治理要求,运用一系列行政或经济手段扩大省会城市规模、促进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系统举措,在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发挥资源集聚优势、实现区域均衡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权力和行政体制的空间投影,对其进行合理调整是各省推进“强省会”建设的重要手段。从行政区划设置与“强省会”建设的互动关系来看,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的目标指向、实质内容、时代背景,为“强省会”建设提供了明确的功能预期,表现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经济健康增长、加快公共治理创新。现阶段的“强省会”建设呈现四类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的实践形态,即向上争取国家级新区、向下整合县级行政单元、对内完善市辖区空间结构、对外推动都市圈和城市群协同发展。根据区域协调发展和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推进新时期的“强省会”建设,应基于城镇化发展规律统筹行政区划改革,坚持政区规模扩展与发展质量提升相结合,以高效能空间治理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

行政干预对省会首位度的影响效应——基于全国25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9年中国25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省会位序首位度和集中首位度的演变特征,使用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省份经济规模对省会首位度的影响效应,并揭示其中行政干预的事实。研究发现,省份经济规模对省会首位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省会发展得到了行政力量的加持,异质性检验体现出单核省和双核省的省政府在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思维差异。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拥有较大行政体系规模的省份存在更明显的基层资源“截留”现象,使得可供省政府集中调配的资源减少,进而影响省会集聚发展,该效应在单核和双核省份存在一定差异,即单核省份内省会“一城独大”,而双核省份的省政府往往在两个核心城市间做出一定平衡性安排,但省会得到的支持仍然更多。因此,各省实施“强省会”战略应尊重经济规律和省情现实,并处理好省政府与基层各级政府间的关系。

省会城市行政边界扩张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选取1997—2018年全国27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以反事实分析的方式探讨了2000年后部分省会城市行政边界扩张对全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样本省会城市行政边界扩张没有起到提高全省(区)人均GDP的作用;对于经济规模占全省(区)份额本就很高的省会城市而言,通过行政手段做大其规模反倒对全省(区)人均GDP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且作用强度随时间呈不断扩大趋势。因此,各省(区)在制定空间治理政策时应结合省会城市现有经济体量,注重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造成“一市独大”抑制全省(区)经济增长的弊端。

新时期机关事务标准化与信息化融合路径研究

标准化和信息化是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工具。本文从标准化、信息化融合的现状及问题出发,分析了“两化融合”的机理,进而以重庆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案例,阐述了其机关事务标准化、信息化的融合路径及对机关事务治理能力的促进作用,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化融合”的启示,为标准化信息化融合在机关事务工作的应用提供借鉴。

省级药监局视角下CAR-T治疗药品生产监管探讨

目的:为省级药监局建立和完善已上市CAR-T治疗药品生产监管制度提供参考。方法:分析CAR-T治疗药品的产品、药学研究、临床研究、生产、临床使用等方面特点,介绍WHO、PIC/S、美国、欧盟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梳理我国目前的监管体系。结果与结论:从省级药监局的职责出发,提出已上市CAR-T治疗药品生产监管应重点关注的内容,包括变更管理关注可比性研究、GMP符合性检查关注6个关注点和延伸检查、GVP符合性检查关注上市后监测、日常监督检查关注风险信号和企业对医疗机构的管理策略。

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现实影响

采用边界稳定系数、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等方法,对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在政区规模方面,省级政区规模呈持续变动的特征,当前规模总体小于历史上实施“三级制”的多数朝代;(2)在划界原则方面,“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始终是省级政区划界的重要原则,当前省级行政区划“犬牙相入”的特征更加明显;(3)在边界稳定性方面,中国省级行政边界呈整体变动与局部稳定并存的特征,当前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与清代(1820年)高度相似;(4)在影响效应方面,省界附近县级政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非省界地区,省级政区的长期稳定正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建议从行政层级、政区规模和行政体制等方面对省级行政区划进行系统改革,高度关注“市制”改革问题,推进行政区划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10年中国各省级行政区鸟类新记录解析

近年来,随着科研工作和公民科学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鸟类新记录被发表,及时收集这些资料并探索鸟类新记录出现的潜在规律对鸟类学研究及其保护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书籍和期刊文献,系统整理了近10年来中国各省级行政区鸟类物种新记录信息。结果发现,截至2022年3月31日我国鸟类为26目110科1456种。在省级行政区尺度,48.86%的鸟类物种出现新记录,包括37种国家级新记录。除澳门地区外,其余各省级行政区都有鸟类新记录,且我国东南、西南以及北部新记录数相对较多;新记录鸟种最多的为雀形目和鸻形目鸟类,且表现为广西和江西等区域雀形目鸟类的增加较多,四川和云南省等区域鸻形目鸟类的增加较多。针对新记录发现的生境分析发现86.07%的新记录集中在水域、林地以及居民地。新记录物种数随着人类足迹指数的增加而减少。研究结果提示:鸟类新记录的不断出现可能与调查强度、保护成效、环境变化以及鸟类自身特性有关。建议加强鸟类的监测,特别是对偏远地区的监测;特别关注气候、栖息地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Innovation of Urban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System of China

1.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urban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system of China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especially the promulgation of City Planning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奥古斯都行省改革政策论析

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对行省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各行省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本文主要从奥古斯都对行省总督的管理与监督,创设行省议会,加强行省法制,建设道路和传递信息系统,建立军人金库和实施裁军政策等几个方面,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奥古斯都的行省改革政策。

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

蒙古帝国和之后的元王朝为了加强对云南的有效治理,把云南的政治中心从洱海地区东移到滇池地区。为了达到此目的,蒙古帝国首先以云南的主体民族"乌蛮"的"部"为基础,设置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元代又在万户府、千户所的基础上设置路府州县,这些举措使云南行省得到了稳步发展,奠定了明清以后云南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也促使"乌蛮"由单纯的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朝着现代民族方向发展。

基于网站平台的旅游投资功能评价研究——以31省(市)的官方旅游政务网站为例

作为一种极富互动效果的传播媒介,网站建设与旅游投资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紧密。以中国大陆31省(市)的官方旅游政务网站为研究对象,构建起旅游政务网站旅游投资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权重分值,依据各网站的数据资料和网站活跃度指数,分别对省级政府旅游网站的投资功能进行了评估。

省域耕地易地补充经济补偿的理论框架与价值量化探讨

研究目的:探讨省域耕地易地补充经济补偿的理论框架和价值量化,为这一行为的推进奠定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借鉴了相关理论成果,采取剥离法获得耕地易地补充的价值组成,并运用模型法和评估法进行量化。研究结果:在构建理论框架基础上,测算出江苏省耕地易地补充价值补偿量应达到830901元/hm2.年,通过检验,其结果符合当前的客观实际。研究结论:本文构建了耕地易地补充经济补偿的框架,理顺了耕地易地补充价值补偿的相关关系,为今后耕地易地补充经济补偿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研究借鉴了前人的成果对这一行为的补偿价值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经验证符合目前的客观实际。在测算的基础上,论文还从规划编制、操作平台构建、补偿系数、公众参与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增强了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长江中游城市群省级行政边界效应的测度

文章采用改进的β回归方程测度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省级行政边界效应及其演变,结果表明：2000—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变动,行政边界对区域一体化阻碍较为明显。从动态视角看,城市群总体由经济差异化向经济一体化趋势转变;三省省际边界效应均由2000—2008年的屏蔽效应向2008—2014年的中介效应转变;可达性的改善促进了区域一体化的倾向,并对边界效应的影响较为显著。

现行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思考

以省级建制调整为核心的行政区划改革是现阶段行政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我国现行省级行政区划的设置不够合理,存在诸多弊端,包括直辖市数量过少,发展水平悬殊,分布不平衡;省级行政区界犬牙交错,资源性矛盾突出,破坏经济区域完整性;城市辐射功能弱化,地区发展不平衡,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因此,应以优化地区布局和强化经济全方位辐射为基本思路,以增加省级行政区划数量、划小省级行政区划规模为中心,以增设直辖市、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为重点,并与市县脱钩、省县直辖、减少行政管理层次相配套,对现行省级行政区划进行改革。由于省级区划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必然会带来复杂的利益重组和冲突,因此改革将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可想而知,这就需要充分研究、科学论证,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推进。

地方政府土地管理绩效评价方法研究

研究目的:探讨地方政府土地管理绩效评价方法。研究方法: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了地方政府土地管理绩效评价方法,建立了一套地方政府土地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等权法和基于内容分析法的评价指标赋权方法,并根据公开途径数据可得性,评价了2008年省级政府土地管理绩效。研究结论:所建立土地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合理和可行,评价方法科学,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土地管理水平还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下水平。

行政问责与政策行为从众:“十一五”节能目标实施进度地区间差异考察

研究引入"政策行为从众"的概念,并通过实证证明,作为超常规政治激励手段的行政问责制,会在不同类型的政策执行主体中产生"政策行为从众"的行为模式,而不能在整体上提高所有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水平。具体的来说,政策实施初期执行进度较慢的省份将在行政问责的压力下强化政策实施力度以实现赶超,但初期执行进度较快的省份将在后期主动弱化实施力度。不同执行的主体的"从众"行为将在整体上减弱行政问责制的政策效果,并在客观上导致节能约束性指标打折扣。本文建议应在完善问责制的基础上,综合采用财政与税收奖励等激励性手段,提高地方对节能减排等国家政策的"自发性"实施意愿,构建自我强化的政策实施长效机制。

黄河流域省界缓冲区监督管理初探

省界缓冲区水资源保护是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特别是实施流域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的关键环节,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近年来黄委在省界缓冲区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方面开展了水质监测、联合监督检查、理论研究等一系列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分析省界缓冲区区划成果、监督管理职责、水质监测信息、制度建设等现状的基础上,针对省界缓冲区监管存在的法律依据不足、基础较差等主要问题,对省界缓冲区监督管理的目标和确界立碑、加快纳污能力核定、提高水质监测能力等主要任务进行了初步探讨。

论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的改革方向

2003年开始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导致省级政府普遍建立省联社体制,实施对农村信用社的行政管理,不仅缺乏产权基础,违背法人治理基本规则,而且不利于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2012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省联社要淡出行政管理,强化服务职能"的改革方向。目前社会上的主流观点是将省联社改制为金融控股公司,以实现其淡出行政管理,这实质上是强化了省联社对农村信用社的行政管理,有损于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不是改革创新而是历史倒退。笔者认为,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的方向是将其改制为金融服务公司,不仅有利于实现省级政府、省联社、农村信用社的互利共赢,而且更有利于强化省联社服务职能,推动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当前,可优先在已经完成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省份进行省联社改革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