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涉外法治关系的法理结构及实践意义

本文从一个全新的法理视角来阐释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定的“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政策术语演变背后的法理依据,并对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之一的“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法理内涵进行了创新意义上的解读,其基本分析方法就是打破了传统法理学使用的法律关系概念的逻辑界限,用法理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的法治关系的概念来分析“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关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主张应当把制定法规则与法律秩序效果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性地判断一个主权国家的法治状态,不能仅仅将研究视野停留在制定法规则占优势的传统法理上。本文在分析法治关系概念的建构功能时指出,在涉外法治关系体系中,法治关系的构成要素至少应当分为九个方面,包括法律规则要素、法律关系主体要素、法律关系客体要素、法律关系内容要素(主要是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时空要素、法律关系手段要素、法律关系目的要素、法律关系效力要素和法律关系秩序要素。上述九个方面的法治关系构成要素只要其中一个类型的要素中包含“涉外”因素,那么,这种法治关系就具有了“涉外法治关系”的特性,就必须从整体上来协调法律关系中的法律规则与法律秩序之间的价值要求,统筹基于传统法律关系理论形成的“国内法治”与根据法治关系理论产生的“涉外法治”,以具有实效性的“法治”价值来保证涉外法律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中国与东南亚合作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策略优化:结构性错位与现代化融合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是一种全新的高智商高科技型犯罪,当前各国犯罪侦破和司法审查仍处于经验积累阶段。近年来,部分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电信网络诈骗案发数量骤增。中国公安机关会同海关总署等部门通过与缅甸等国家执法部门开展大规模反电诈行动,在缅北等地区取得阶段性成果,但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仍有较大活动空间,且有向司法监管薄弱国家或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以境外第三国为犯罪源头,专门针对境内外中国公民财产为诈骗目标的新型网络犯罪亟需予以持续关注。新型网络电信诈骗团伙对社会经济安全、公民财产安全产生持续系统性威胁。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组织具有高科技化、善变多变和反侦查意识强等特征,电信诈骗犯罪在各国间面临罪与非罪的差异、罪名与刑罚的差异,各国间法治差异、应对的不对称性和结构性错位问题给跨国电信诈骗治理带来障碍,同时也存在跨境证据收集原则差异与证据转化难问题。文章提出按照预防为先的应对思路,加快构建涉外法治体系为切入,共同推进国家间涉外法治现代化融合发展,深化跨境侦防一体化建设与完善跨境诉讼制度。通过跨境“侦查—防范”体系的涉外法治与国际法治保障相结合,立法上扩大跨境技术侦查的证据来源范畴,优化跨境证据转化和有效利用,统筹协调预防犯罪,密切双边法治合作基础,推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大数据警务合作发展,共同提升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治理效能。

国际法治中的跨国司法对话与中国的因应

伴随着全球司法议题的变化和司法理念的革新,跨国司法对话越来越广泛地发生于法院之间。根据参与对话的法院在国内和国际法律体系中的相对地位高低,跨国司法对话可分为横向对话、纵向对话和混合型对话三大类。跨国司法对话能够促进国际义务的接受和执行,并提升国内判决的说服力。在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我国司法被赋予了积极参与构建涉外法治的新使命。为扩大中国法院及其判决的国际影响力,应当完善中国法院开展跨国司法对话的实践路径,具体包括:深化通过跨国司法对话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不断提升我国涉外案件的国际影响力和鼓励中国法院积极与外国法院开展互动交流。

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域外效力及边界

当前,中国宪法基本权利研究忽视了基本权利条款的域外空间效力,对基本权利条款域外适用问题重视不足。立足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需要重新思考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适用范围,对传统的以领土边界为限的国家义务观念进行审视。同其他部门法一样,宪法的基本权利章节同样具有强大的域外适用潜力,即在国家领土外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可向国家主张基本权利,相应地国家需承担在域外尊重和保障其基本权利的义务。比较法经验表明,基本权利条款域外适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已是大势所趋。我国宪法虽未明示域外空间效力,但基本权利条款域外适用有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并可从宪法序言、我国加入的人权条约以及我国的国际关系立场获得解释动力。基本权利条款域外适用理论丰富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宪法学的知识体系。

外贸、外资与经济再全球化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再全球化,我国外贸外资和知识产权国际贸易面临新的困难、机遇与挑战。通过材料分析和实地调研十个城市的外贸外资和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情况,了解到各地方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如通关便利化水平、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等方面取得新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如国际贸易纷争增多、国内企业内卷所致外贸产品质量下降、部分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够、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差异等十个问题。综合调查研究,该文提出十点政策建议,包括:积极参与经济再全球化过程,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力量;强化优势产品及供应链保障,占领全球市场制高点;构建相关评估体系,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水平;探索跨境数据流动便利,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制定外资认定流程标准,完善市场准入清单;积极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改善政府监管模式,发挥行业协会功能;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维护海外中国权益。

Formalizing Foreign-Related Affairs Governance and Exercising Foreign-Related Laws in China

Foreign-related affairs a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sidered from a domestic perspective,and their governance models vary over time.War has long been a decisive approach to handl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quiring peaceful resolutions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nd general banning use of force or threat of force to address international affair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 been placed on a track of legal governance.Governance of foreign-related affairs has to be formalized,although the associated legal governance model still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models,and the domestic context plays a great role in this.Legal governance can adopt an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domestic law,and policy coordination.The legal governance of China's foreign-related affair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rule of law applied to foreign-related affairs.To exercise foreign-related affairs in a coordinated manner,appropriately exercising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and jurisdiction,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security,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as well as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and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涉外法治:属性解读与完善进路

涉外法治是我国法治体系中的“弱项”,其属性的明确无疑是推进涉外法治的基础和关键。涉外法治具有混合属性,在不同属性之下,涉外法治的完善路径和完善内容亦不相同。国内法治属性立基于国内层面的法治运行,国际法治属性侧重于国际层面的法治活动,交叉属性强调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互动,对外关系法治属性则集中反映了涉外法治的主要内容。不同属性汇聚于涉外法治一身,看似矛盾,但辩证地看,这恰恰反映了涉外法治的混合属性。只有基于混合属性、兼顾不同路径,才能构建完善的涉外法治体系。

百年变局下涉外法治中“涉外”的法理解读

“涉外”通常指“具有外国因素的现象或行为”,过去主要指涉及外国因素的民商事活动且重点指“引进来”,即外国民商事主体在华投资或进行其他民商事活动等。涉外法治中的“涉外”不仅指上述含义,还包括“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或公民在他国或地区进行民商事活动所涉及的国外因素;此外,在民商事活动外,它还涉及有关公法活动如参与国际规则谈判及反恐、反腐败中的合作以及为相关国家提供法律服务等内容,即一般意义上的对外关系法之内容。涉外法治概念的提出及其“涉外”含义的扩充主要是应对百年变局下某些霸权国家过度扩张其国内法的域外效力、滥用“长臂管辖”以及采取单边制裁等而进行的法治斗争,后者对他国主权带来伤害,对国际法治造成阻碍和扭曲。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以“涉外法治”这一嫁接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既能维护本国国家、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又能匡扶国际正义,为国际法治的推进和完善做出积极贡献。因此,准确解读“涉外法治”中“涉外”意义十分重大。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视角下我国海洋自然保护的规范建构

伴随着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海洋自然保护建设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更艰巨复杂的挑战,未来应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战略背景下,对我国海洋自然保护的目标实现进行阶段、程度、时空的区分解构和规范建构。就国内法面向来看,应结合我国当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既有成就,在整体系统观指导下促进“陆海统筹”战略在海洋自然保护领域的法律化表达。就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面向来看,应紧密结合我国建设“海洋强国”过程中增强软实力的诉求,在立足中国特色、维护国家主权权益的前提下对国际海洋法治先进经验进行移植。就参与国际海洋法律秩序重建、融入国际海洋法治建设的面向来看,我国应秉持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之理念投身全球及区域海洋综合治理,实现从国际海洋规则的“接受者”向“制定者”的身份转变。未来,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宜紧扣“硬法”“软法”的法律制度设计与治理主体及参与模式构造的“法”与“治”两条线索,在“陆海统筹”“海洋强国”“海洋命运共同体”三重面向中循序渐进、层次分明地有效推进。

海外投资人权风险的治理不足与法治优化路径

人权风险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一种新型风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仅面临着直接的人权风险,还需要应对间接的人权风险。然而,在海外投资人权风险的治理实践中,政府和企业的工作都存在不足之处。涉外法治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应对涉外法律风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大战略。以涉外法治理念和原则应对海外投资人权风险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适格性。在以往的涉外工作中,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践行法治以应对海外投资人权风险的工作仍需加强,因此,需要更好地发挥涉外法治工作的价值,优化海外投资人权风险的治理路径。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完善良法,以良法保障善治,优化善治,以善治落实良法;提升涉外法治水平,处理好斗争与合作的关系,综合运用涉外法治合作与斗争双重范式;培养风险意识、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对于人权风险,事先积极主动预防,事后及时依法救济,做到有备无患和救济得法。

被盗文物跨国流转所有权争议法律适用规则探讨——兼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7条

文物由于具有稀缺性被视为保值增值的上佳投资品,因而其跨国流转日益频繁,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盗掘或盗窃后进入国际市场交易。不法分子利用各国所有权取得的种种歧异的规定,将非法获取文物的所有权"漂白"后转手给善意购买人,而最后的纠纷往往在原始所有人与善意购买人间发生。在相关国际公约在解决此类纠纷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应从国际私法法律适用的角度探讨解决上述问题的现实可行的方法,即:扬弃"物之所在地法"既有原则,引入文物最初来源地法,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更具灵活性和综合性考量的法律适用方法。

新时代涉外警务人才培养的内涵与路径

涉外警务人才是涉外法治人才队伍的一部分,加强涉外警务人才培养,有利于在新发展格局下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涉外警务人才作为涉外法治人才的一类,除了要具备一般法治人才和警务人才应具备的思想政治素质、专业知识素养、警体警务战术技能外,还应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家国情怀、宽广的国际视野、扎实的法学根底和公安学专业知识等。目前涉外警务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着招生规模有限、学科专业不够成熟、师资队伍不足等方面的挑战。为提高涉外警务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我们需要加强涉外警务学科专业体系建设、创新涉外警务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涉外警务教学方式改革。

浅论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制度完善

文章通过对中外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制度的比较分析,探讨了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制度的先进与不足,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论构建我国临时仲裁制度的必要性及路径

在涉外商事领域构建临时仲裁制度是把我国建设成为法治强国的重要举措。为加速临时仲裁制度的真正落地,我国可暂停适用仲裁协议的生效条款;让仲裁机构和司法机构适度介入,辅助和监督临时仲裁的运行,及时解决程序问题;设立仲裁员机构名册与仲裁员备案名册平行的名册管理机制;制定临时仲裁专门性示范规则,让临时仲裁尽快落地、经历实践检验,再逐步完善修改配套法律法规。

全面依法治国下的法治事务管理

在全面依法治国以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背景下,现有的司法行政职能应当转变为法治事务管理职能。而法治事务管理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支持、服务和保障法治运行的相关事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具有法律性、宽泛性、统一性等显著特点。当前的法治事务管理存在职能机构的名称不能反映新时代法治事务管理的需要、管理的范围不能适应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管理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够健全、各项法治事务管理之间的衔接与协调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为此,应当加强顶层设计,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健全法治事务管理,包括将司法行政机关调整为法治事务管理机关,将信访工作纳入法治事务管理范围,赋予法治事务管理机关统一管理法治人才培训工作以及法治建设评价和法治建设协调等职能。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涉外法治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法治大国的战略高度,坚持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加快涉外法治建设。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提出,对贯彻我国法治理论和依法治国理念有重大意义,能够促成我国通过涉外法治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稳健地参与全球秩序构建,更有力地破解单边主义,应对相关摩擦。我们要深入研究和挖掘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的理论内容,统筹推进中国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切实加强涉外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对涉外法治人才实行专门的单独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提高涉外法治人才综合素质,将国际法学科建设和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的标准,纳入国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估的议程中。

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若干问题评析

以国际私法制度新发展为背景,以新的司法理念、诉讼价值为基础重新审视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审视并评议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协调原则、当事人协议管辖的适用条件、被告所在地管辖规则。

“一带一路”倡议下涉缅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路径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建设层面的人才培养计划由"卓越法律人才"升级为"卓越法治人才",但现有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计划对"一带一路"诉求下精通国别法与区域法,以及熟悉五通与重点投资行业的培养目标没有清晰的理解,导致对涉外卓越法治人才作用存在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目前已有的成效显著的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尚未得到全面推广,联合培养平台搭建、协同育人机制构建、企业合规意识强化以及国际事务综合处理能力提升等培养机制的欠缺,难以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构筑坚实的法治屏障。本文以对缅投资法律服务实证调研为基础,通过检视培养目标、培养平台、培养方式、课程设置及评估体系等方面的不足,提出涉缅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的五个有效路径,以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多层次、全方位、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的培育提供一个参考。

中国涉外民商事判例法制度之型构——兼谈《民法典(草案)》第九编

判例法是一种法律，判例只是提炼形成判例法的原材料。中国具有建立涉外民商事判例法制度的需求基础、哲学基础、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涉外民商事判例法地位的确立应放置在我们现有的法律架构中，以成文法作为第一法源，判例法作为第二法源，使严格规则主义与法官自由裁量相结合。

论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

我国现有关于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内容主要是存在于 1999年 10月 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 ,其中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及国际条约的适用存在着有待解决的系列问题。对此 ,应结合目前国内一些新的立法观念和国际立法趋势制定出与我国现阶段整体立法、司法相适应的新补充性规定或单行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