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判例的规范性探讨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审理案件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除了法律(包括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之外,判例、学说和习惯原则上不能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知识产权审判也不例外。我国三十多年的知识产权审判实践告诉我们,知识产权纠纷案件非常复杂,不仅涉及到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商业标志等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与时代的最新技术密切相关,从而导致审理难度极大。尤其是同种类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时常出现,在没有判例规则的前提下,不仅对同种类的案件需要重新研判,更是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结果。我国有必要尝试建立知识产权判例规则,以节约审判资源,缩短审判时间,减少审判差异,避免干扰因素,提高知识产权审判效率。

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法律适用规范释义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法律适用规范在实践中的适用,存在不适用法律适用规范而直接适用法院地法、"被请求保护地"与"法院地"及"侵权行为地"三者概念被混淆、错误沿用旧的法律适用规范等问题。我国司法解释对"被请求保护地"的界定处于缺失状态,不利于对上述适用误区进行矫正。建议通过司法解释厘清"被请求保护地"的含义并借鉴《ALI原则》《CLIP原则》及《日韩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原则》和欧盟统一知识产权国际私法成文法中对"被请求保护地"界定的经验,运用"分割论"和要件权衡法来界定"被请求保护地"。同时,应将《法律适用法》第50条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的前提条件设定为"法院地本身也是侵权行为地"。上述界定和完善对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法律适用规范在实践中的正确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实践样本--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庭审实质化诉讼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基地,建立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或称判例制),已经取得较高的学术共识。该制度的建立,需要解决外部社会条件或体制条件,以及司法先例制度本身建设两大基础性问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基础上,推行以"诉、审、判一致性"为核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解决了以法官独立审判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条件问题和判例制度自身建设的审判程序问题,探索了一条以形式正义约束和保障实质正义、矫正司法恣意的中国判例之路。

知识产权的基本理念与反不正当竞争扩展保护之限度--兼评“金庸诉江南”案

自由竞争和知识的公共性决定了应该采取"公共领域为原则、知识产权为例外"的知识产权基本理念,而这种知识产权基本理念则不仅决定了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扩展保护的限度。要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扩展保护的限度,不仅要坚持严格的法律适用规则,而且要确定扩展保护的具体标准。因不满足反不正当竞争扩展保护的基本标准,"金庸诉江南"案的反不正当竞争扩展保护有失当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