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意涵、着力点与实践路径

目前我国“三农”工作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乡村振兴战略之“三重逻辑”的背景、“三个现代化”的任务与“四项遵循”的原则构成了其基本意涵。立足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把握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现代治理三个基本着力点的前提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中国式现代化的农村实践:道路优势、现实张力与路径优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统一体”,有效赋能了乡村发展实践,具有明显道路优势:确保乡村发展有了“领头羊”和“主心骨”;激发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赋予乡村经济发展更多新动能、新机遇;标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新方向、新路径;夯实乡村发展生态环境基础;强化乡村群众大国自信、道路自信和天下情怀。但其在乡村具体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乡村党组织以党建促共富能力不强;乡村人口结构亟需进一步优化;乡村产业发展所依托资源时常面临“五限”;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影响因素依然趋于复杂;乡村干群生态认知与生态行动仍存在“极化”;乡村群众对国际政治、大国关系认知常停留现象层面。应从抓好县、乡、村三级党组织一体化建设;优化乡村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合理规划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比较优势;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践;有效创造和充分展现乡村生态经济价值;厚植农村群众天下一家大同情怀等方面入手,优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农村实践路径,更好赋能“三农”现代化建设。

共同富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1998-2023年CSSCI文献的计量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3173篇以“共同富裕”为主题词的CSSCI文献的研究态势、热点主题与前沿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表明:共同富裕的研究热点与国家政策、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相关领域的研究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且研究机构间的合作交流不充分;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共同富裕的内涵、制度基础、发展历程及实现路径等。未来可围绕加快构建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促进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与新发展理念的深入结合、探索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等主题做深入研究。

论马克思的城市发展思想与国际城镇化百年革命──兼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创新问题

一百年以前,马克思就对城市发展问题作了很大关注,并论证了未来社会中消除城乡差别的必然趋势。一百多年来国际城镇化的新发展,连续地发生了三次可称之为革命的变化:宣战"城市病"——兴起"农村转变城市"——形成"区域网络型"城镇化模式。这在客观上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城市发展思想的科学价值,也显示了现代城镇化演变的规律性特征。以此作反思,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理应是一条遵循马克思主义城市化思想科学性而能够体现历史发展规律、面对过去具有充分的鉴别性而能够很好地吸取革命教义、面向未来具有一定前瞻性而能够形成较大创新价值的道路。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道路自觉的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性质和命运,但是中国人民作为中国历史的创造主体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这一影响的,而是表现出了伟大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自觉性。中华民族对世界潮流的主动研判,对世界多种道路的参照借鉴,对中国道路的长期探索、鉴别、选择、创新和发展,是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自觉活动。一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续写了十月革命的崇高旨趣和共性原理,而且超越了十月革命的具体经验和道路模式,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和超越的新时代,具有新的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

中国革命得以成功,关键在于中共强大而有效的民众动员能力。从抗战到内战,中共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采用了不同的动员策略。抗战时期主要是以抗日救亡激发农民的民族情感、以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以群众路线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内战时期主要是以土地改革进行利益导向的动员、以阶级划分进行身份导向的动员、以诉苦清算进行情感导向的动员。整个革命年代,中共乡村动员又呈现出超越不同阶段的延续性特征。无论抗战还是内战,中共乡村动员都以获取农民的参与性支持、认同性支持和物质性支持为基本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又总是以利益之满足、身份之建构、情感之唤起作为基本的动员手段。

群众运动与乡村治理——1945-1976年中国基层政治的一个解释框架

群众运动是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非常规政治手段,由于它具有常规行政手段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作为一种便捷有效的动员和治理工具被广泛使用。中共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广大乡村民众的动员型政治参与、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直接介入、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可以帮助党和国家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实现乡村治理,但这种动员和治理的成果却难以制度化、常规化,而只能以接连不断的新运动来维系,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

在当代问题中重温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性取决于它是否切入了我们的时代问题所在的核心 ,并对此核心有它自己的深刻洞见。对这一点进行辨析 ,要求我们重温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哲学革命”有两种可能的性质 ,一是用某种新的体系构造排除了既往哲学争辩的基本难题 (如康德 ) ,从而为哲学理论的继续发展赢得新的天地 ;一是从根本上反省哲学本身的传统 ,以此重新规定思想的任务 ,以回答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所遭遇的根本挑战。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实践概念和“历史科学”概念的扼要讨论 ,指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属于后一种性质 ,并兼而论及马克思学说对当代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之出路的启示意义。

试论中国特色城镇化新道路——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变迁与城镇化政策

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与国外三条城镇化道路相比,渐进性农民工市场化是第四条、适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可行的城镇化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市场化流动、农村剩余人口自愿入城、诱致性制度跟进、宏观调控下有序转移和二阶段渐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道路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农民工市民化在我国城镇化指标中占主导地位,只需将农民工全部或者绝大部分转化为市民,就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人口城镇化水平。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城镇化道路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主要表现在:城镇化制度创新的悖论、农民工身份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的政策思路应当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根据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社会和谐、财政分担能力和城镇人口容量,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采取诱致性渐进性的制度改革,消除制度障碍,在宏观调控下,积极稳妥、有步骤分阶段逐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分配的帕累托改进甚至最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发展了十月革命道路,并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制度上实现了创新,对世界社会主义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健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经济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执政党建设,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广泛发扬人民民主。

乡村教师：中共革命的播火者——以安徽农村党组织建设为例(1923-1931)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开始是在城市知识分子中萌动、破土,后来转移到农村进行发动、发展而成为一场乡村革命,并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了政权。在这一渐次发展过程的初期阶段,乡村教师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先锋、桥梁作用。这与中共党人初期成员的构成特点密切相关。较早获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乡村教师,通过各种形式的革命宣传和发动,使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进而为其开展乡村革命积聚了强大的社会资源。

试析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程——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选择了独立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为寻找革命新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但这个过程曲折而艰辛,毛泽东从最初"以湘南为中心"实行暴动,到"以长沙为中心"发动秋收起义,最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辗转走上井冈山,并建立了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点燃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复兴的星星之火,标志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端。

理论“偶遇”与民族感性世界化——马克思论“中国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关于中国问题的丰富论述中,中国革命的特点、性质和前途,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发展道路已进入马克思的视野。马克思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思想起源的相对独立性、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民族特质的内在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道路的长期性。在分析与判断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过程中,马克思运用了实践唯物主义和世界历史辩证法等一系列科学方法,为我们进一步深化理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全方位的方法论启示。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中西新旧”问题——关于历史语境和现实关怀交错互动的思考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史学研究范式和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影响,其评价标准出现从"革命"到"现代化"的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当时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返回历史语境之中,探求时人的思想言说,可以发现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新旧中西"等问题的原初涵义及其对现实评价所产生的影响,以此揭示出研究过程中历史语境与现实关怀的互动的现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道路之基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一再证明: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百年来,党通过开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国,为实现中国梦扫清了前进障碍;通过开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物质基础;通过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领导人民开创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问题之认识论解读

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离不开毛泽东本人的革命实践和党内如“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所提供的教训。我们应当以《实践论》关于规律认识的观点解读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1935年前毛泽东实践活动所达到的范围与程度,决定了中国革命理论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初期。

增强中国道路自信的三个发展哲学问题

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证明了中国道路的优势,增强了坚定中国道路的信心。面临新全球化的环境,中国应当自觉选择与调整发展战略,发展自足系统;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应始终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展开;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农村管理模式的变革应当以"强村扩权"为原则。

论红色资源在乡村振兴中的充分利用

红色资源,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的精神力量与物质载体的综合体,既蕴藏在中国大地上,又积淀在广大干部群众思想意识中,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统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用这一原理探索红色资源在乡村振兴中的充分利用,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方面,中国革命阶段形成的红色资源,大多在远离中心城市、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广大乡村;另一方面,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需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在红色资源丰富的乡村实现振兴,必须充分利用红色资源:铸魂以激发广大乡村干部群众振兴家乡的动力;塑形以打造乡村全面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可行路径;铸魂与塑形统一起来,使实现乡村振兴既有不竭动力又有可靠路径。

论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初步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始萌芽;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毛泽东初步论证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初步形成;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走向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形成的三大理念基础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五个必备条件。在将工农武装割据上升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时,毛泽东在1929年红四军前委与中共中央的通信来往中,以其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和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大理念:"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理念,为中国革命政权的取得找到了新的正确的路径;"灵活多变游击战术"的军事理念,为红军发展壮大、武装夺取政权提供了军事指导;"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建党建军理念,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保证。这些理念的提出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三块坚实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