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家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与实践

梅贻琦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建树颇丰的教育理论家与实践家之一。通才教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其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积极探索的结晶。正是因为奉行通才教育思想,使得清华大学从依附性质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知名学府,西南联大创造了战时教育的奇迹。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及其办学实践对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南联大时期的清华图书部

在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图书馆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即清华图书部。它在战争年代,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历史合理性,不仅为西南联大图书馆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而且为战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复建积蓄了力量。

梅贻琦“从游论”的教育思想与当代启示

"从游而学"的教学形式在我国源远流长。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发展"从游而学"的思想,并赋予了新的含义,即著名的"从游论"。"从游论"揭示了大学教学活动主客体双方平等民主的合作关系以及和谐活跃、宽松自由校园文化的独特价值,并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益。这些都为当前构建和谐民主的高校育人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现代高等教育家梅贻琦的治校之道

梅贻琦为清华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优秀人才,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居于重要的历史地位。他在掌理清华大学校政过程中形成的大学思想观念、方法和办学实践,如民主治校的思想、勤俭办学之风等,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评闻一多的新诗社团活动

清华时期,闻一多热衷新诗创作,参与清华文学社编辑活动,领导诗歌组同学展开诗歌讨论,出版诗歌刊物和书籍,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走向进行思考;新月时期,作为一个学习艺术,了解西方艺术,又渴望保存中国文化传统的著名学者闻一多,实现了诗歌观念上中西合璧的设想,提出了新诗的"三美"理论,对中国新诗进行诗艺尝试,成为新月诗派的代言人;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以一个中年教师的身份引导学生寻找原始生命力,整理民歌,与学生一起制定诗歌纲领,编辑《现代诗钞》,自觉承担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具有历史性意义。

西南交通大学唐山分校的办学历程及历史贡献

全面回顾了西南交通大学唐山分校的创办背景和办学历程,探讨其对促进唐山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唐山市政府、唐山学院与西南交通大学在合作办学中的不断探索与实践,堪称市校合作的典范,是地方高校与名校间合作的成功范例。

中国物理教育从无到有并达到国际水平的历程

本文分为上、中、下3篇。上篇叙述了前清时期从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拳匪之乱、庚子之变、废科举,直到普遍建立新式学堂的历史过程。此阶段我国的物理教育处在萌芽状态。中篇叙述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民国时期中国物理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期间一批优秀的大学建立起来,物理教育初具规模,且有很大的发展。大批毕业生出国留学,归来后成为我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一批物理学家献身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事业,做出很大的努力,甚至牺牲。下篇叙述了抗日战争和战后复员时期的中国物理教育发展。多难兴邦,抗战时期条件极端困苦,却激发出西南联大这朵教育史上的奇葩。中国近代教育,从教育理念到办学体制,从课程设置到图书仪器制备,都是从西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完全靠到西方国家留学。截止到20世纪40年代末,一批本土培养的高水平科学家出土了。

“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柱石”——闻一多与大学中文教育

作为“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柱石”的闻一多的教育理念和实绩,尚未能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闻一多主张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培养学术研究的人才”、“把中文系办成学系研究中心”,以及在《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一文中提出的看法,对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乃至我国大学文科的改革和发展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清华大学三线分校的历史文化研究

清华大学三线分校是国家大三线建设中央直属项目,最初定名“清华大学西南分校”,后更名为“清华大学绵阳分校”,工程代号“651工程”,通信邮箱号“绵阳201信箱”。分校建设与国际国内一系列特大事件直接相关,毛泽东指示清华大学在三线建立分校,周恩来批示同意“651工程”复工,邓小平批示同意绵阳分校迁往北京。清华大学三线分校教职工在物资匮乏、生活艰苦和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发扬艰苦创业、勇于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梅贻琦通识教育思想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梅贻琦是我国现代著名的高等教育家,在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以通识教育思想为指导,对清华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清华大学由一所留美预备学堂一跃成为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时代"。他的通识教育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内部校际分合的界限与争论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三校共处,除合作的面相外,校际的分立与竞争也是客观存在的。三校合组西南联大,所谓联合实际仅限于教学,除此之外在经费、组织及研究上均保持并立分置的格局。由于在组织、经费及学科发展等方面的优势,清华在联大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由此触发北大的自尊心和危机感,导致联大人事与组织上的一系列争执,甚至有分校之议。北大因内部的空虚而有严重的危机感,屡屡提出分校以突出主体性,但蒋梦麟等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认识到战时环境下即使独立也难有发展的可能,不如期之于战后。由于认识与期望的歧异,北大内部出现分裂,对学校发展的不满最终成为"倒蒋迎胡"运动的潜因。

史禄国与近代中国学界再考察——以史禄国在华学术交往活动为中心

史禄国(1887-1939),英文名作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俄国著名人类学家,他自1922年底起流亡至中国,此后在中国开展了丰富的学术活动。史禄国首先在上海度过其落难中国的转型期,在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的帮助下继续从事研究。后史禄国辗转于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北平清华大学等高校,与各类中国学人多有接触,逐渐深入中国学界并产生了微妙影响,后更以中国人类学界巨擘费孝通之老师而知名。对史禄国其处境、其学术交往活动进行考察则有助于观察华外国学人、舶来的新学科人类学在当时中国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