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论《左传》史料系统与先秦君子问题起源——《左传》“君子”用法详析

"君子"是中国古典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领域的重要概念,它的含义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左传》是涉及"君子"问题最重要的先秦典籍之一,要清理"君子"一词含义变迁的历史,离不开对《左传》材料的深度阐释。根据语法特征对《左传》中的"君子"详加分类研讨,可以大体解决学界历来疑虑的《左传》史料的可信度问题。通过对这些史料的系统解读,可以看到,在孔子之前百余年,"君子"已经成为贵族政治家普遍关心和反复探讨的问题。当时的政治家已提出了诸多君子的行为规范和判断标准。这些规范和标准虽与日后《论语》给出的君子标准还有差异,但仍不失为孔门君子之学的渊源和先驱。

刘逢禄论《左氏》之得失与晚清今古学之争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学与道学之不同。自西汉末年以降,经学内部乃有今古之争,其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公羊》与《左氏》之争。至清代晚期,此种争论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刘逢禄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其对《左氏》的研究,以及当时学者对刘逢禄的综述与批评涉及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晚清社会思潮的转向。

先秦盟誓的种类及仪程

先秦盟誓依照参加人员可分为天子与诸侯间、诸侯国间、诸侯国君与本国卿大夫间、诸侯与少数民族间、诸侯国君与国人间、卿大夫与卿大夫间等种类的盟誓 ;依照盟誓性质可分为政治性、军事性和经济性等种类 ;依照盟誓的仪式可分为血盟和非血盟两种 ;还有伪盟、重盟、强盟、改盟、和匮盟等情况。盟誓的仪程则可分为征会与定期、排序、商讨盟辞、歃血、拜盟等

从“谨严”到“浮夸”——古代叙事艺术的跃进

历代学者对韩愈所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严重误读,他们要求的"谨严"是以道德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压倒叙事的真实性,把叙述者对事件的阐释当做事件本身来记载,这就造成了历史叙事的片面和缺失。《左传》在许多地方采纳多种史料,叙述事件的真实情况,介绍了当时对应该如何记载的不同看法,这是历史叙述者对史实及关于史实的不同阐释的正确处理方式。《左传》记叙事件包含了《春秋》所缺乏的叙事的各个元素,运用推想,写出了人、人心和人性,文辞华美丰赡。从《春秋》到《左传》,实现了古代叙事艺术的飞跃。

孔子与《春秋》

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契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蒙。他们所传诵的历史原以瞽蒙传述为主,而以太史记录的春秋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春秋》书法是春秋时代史官的神圣职责,必须有当时的舆论支持以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才能使乱臣贼子惧。今本《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孔子并未加以笔削。

《左传》婚恋叙事与春秋文化精神

《左传》是一部以男权文化为核心的春秋信史,但人类社会的两性格局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观念却使女性与婚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面对社会变革中的礼法规定与自身不可磨灭的人性诉求,《左传》婚恋中的女性有着"守礼"与"非礼"的双重表现,某些非礼性关系甚至引发了重大的家国之乱。《左传》婚恋叙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考察春秋文化从"天命"转向"人道"的精神轨迹。

《春秋》称名管见

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这实际上是一种调和的说法。"春秋"从鲁史专名到史书通名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作,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解孔子《春秋》而作了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原名亦为《春秋》。随着孔子《春秋》和左氏《春秋》的传播,"春秋"逐渐成为史书的代名词,从而演化为史书的通名。

论何休《春秋》王鲁说

《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欲当王之法,于是便产生《春秋》新王说。《春秋》以鲁为主,继而又产生《春秋》王鲁说。《春秋》新王说重在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春秋》王鲁说则突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具体手段。董仲舒对《春秋》王鲁的观点作了较详尽的阐述,认为《春秋》是周之后的一新正统,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对《春秋》王鲁义理作了具体的阐释:褒贬诸侯,赞颂王化;褒内贬外,尊鲁拥王;王者当自正,恩信天下等。何休阐释《春秋》王鲁义理时有的是直承经传本意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则曲解了经传本意而随意发挥。

《左传》的文本之争与文本流变

《左传》是我国首部以编年为次序、以鲁国十二公为传主,系统记述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史作品。文章在概述《左传》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梳理了两千多年来关于《左传》文本与作者的主要学术争论,甄别《左传》流变过程中的22个关键文本。

古代叙事理论的一对范畴:实录与微隐

实录和微隐是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它们从历史叙事中产生,由先秦史家首创并得到后世众多史家继承,在文学叙事中得到发扬和发展。实录包括如实表达欲叙之事和如实表达叙事者的理念,《春秋》更偏重于理念,有时甚至以观念代替实事,造成偏向。微隐包括隐晦和微婉,《春秋》的微隐有一部分出于扩展其适用性的意图,一味从中挖掘微言大义的阐释则助长了牵强附会的索隐之风。《左传》开创了叙事的微婉风格,其后成为中国文学叙事最突出的本土特色。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章阐微

《春秋》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解释说是在谴责郑庄公没有尽到作为兄长的责任,甚至是故意养成母弟共叔段的罪恶,从而达到驱逐共叔段的目的,从道德上做了一个评价,但并没有揭示出庄公如此作为的背景及根本原因之所在。通过研究发现,春秋初年母氏(母亲及其家族)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关系到国君之位的稳定与否,影响力非常之大。郑庄公所面对的母氏势力尤其强大,他对共叔段所采取的斗争策略是在与母氏力量的对抗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春秋初年政治斗争的态势,而《左传》的批评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

建安时期,在国家分崩离析状态下形成了六个比较重要的文士群。考察建安文士群的聚散分合及其言行事迹,与《春秋》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特别是《春秋》左氏学,更是受到各大文士群的普遍关注,完成了东汉以来《春秋》古、今学兴衰的最后转化。建安史传、史论作品借鉴了《左传》编撰体例。建安作品多以"《春秋》大义"作为行文立言的依据,几乎形成了无《春秋》大义不成文的态势。建安作品用典隶事多采《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和《公羊传》),几乎所有建安重要作家都有这方面的运用实例。

《左传》对人的称谓及其特点

《左传》对男性的称谓,常结合地域信息、个性记号字和个人身份等方面的内容。对女性嫁后称谓,通常将父姓结合丈夫的国、氏、谥等信息加以称谓,偶尔也结合个性记号特征。春秋时期对人称谓的总的特点是个性特征不如现在突显,这与当时重礼观念有关。

姚际恒《春秋通论》的“历史美学”商榷

姚际恒是康熙年间学人,《春秋通论》是他《春秋》学、《左传》学的代表作。受"理学清算"思潮影响,《春秋通论》颇多瑕疵,然至今未见学界有比较深入的批评性文论。若以"历史美学"——借美学之慧眼审视"历史"和"历史学"——之方法对《春秋通论》加以剖析,姚际恒对孟子论《春秋》语;诟病杜预说"例",以及对《左传》的批评都带有"历史美学"视角下的明显缺陷。辨姚氏而明之,或可于当今"治学"取举一反三之效。

何休“三世说”浅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重要思想之一。董仲舒将鲁十二公按照时间远近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在董说的基础上,何休将三世发展成为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社会由衰乱世向太平世发展的过程便是王化由鲁扩散到诸夏,再扩散至夷狄的过程。在《公羊解诂》中,何休将《春秋》众多书法纳入其三世说,如大夫卒日、大小国之别、夷夏之辨等。何休"三世说"深化了《春秋》王鲁、夷夏之辨等义理,促进了公羊学说的发展。

从隐、桓年间史实看《左传》的叙事结构及其“意蕴”——《左传》历史美学解读之一

《左传》不仅是"经",且是经中唯一一部名副其实的"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不祧之祖,《左传》中饱涵的"历史美学"意谓不仅对中国历史学的后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厘析而探求之,对于克服当今历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痼疾亦不失为良方药剂。

《春秋左传注》辨正六则

本文选择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六则,辨正其误。其一、杨注桓公五年传“启蛰而郊”之礼,误将周代“大报本反始”的冬至郊天与孟春祈谷的“启蛰而郊”混为一谈。其二、杨注僖公二十八年传“亡大筛之左旃”,即亡“中军前驱兵车的左旃”,误为“前军之左旃”。其三、杨注僖公二十九年传“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一段话否定周代存在诸侯五等爵,未能吸收八十年代王世民先生谓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诸侯存在“公、侯、伯子男”三等的新研究成果,是一缺失。其四、杨注僖公三十年传“越国以鄙远”一句,引用《殷契粹编》八·一号卜辞,将“大方”这一独立方国误为殷自称;又将“亶”字误为“鄙”。其五、杨注文公二年传“跻僖公,逆祀也”,谓“不惟享祀之位次变,昭穆亦变”,此是误信韦昭、贾公彦之说。当以杜注、孔疏“礼,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为准。父子异昭穆,是父子有别,兄弟同昭穆,是兄弟有伦。其六、杨注文公五年传“王使荣叔归舍、且賵”之“荣叔”的“叔”字误为“荣氏世称”。其实,此“叔”字为伯、仲、叔、季行次之称。

《左传》中所记春秋时期道德观念初探

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观念很早就形成了。它萌芽于殷商时期,初步发展于西周时期,到了春秋时期,道德观念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并已经深入到战争领域,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内容在《左传》中多有记载。通过对《左传》中所记道德观念的分析,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春秋时期人们的道德风尚和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