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董仲舒后学严颜学派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大教育家,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其学说。该学派被东汉政府立在学官,成为官方的学问。严氏学派门人弟子人数众多,分出多家学派分支;颜氏学派略逊严氏学派一筹,但影响亦不容小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存世极少的汉代碑刻也保存了不少严颜学派的史料,反映了董子后学严颜学派在社会中下层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西汉董仲舒学术继承者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大半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其故里及周边都有相关遗迹。胡毋生与董仲舒并无师承关系,但可能二人有相同的学术渊源。董仲舒有五大弟子: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吾丘寿王、东平赢公。龙门司马迁并非董仲舒的入室弟子。东平赢公守师法不辍,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董仲舒学说。

“荧惑守虚”发微——兼论《晏子春秋》文本来源与成书

《晏子春秋》所记齐景公“荧惑守虚”故事,传世的先秦、两汉其他文献中从未提及。而宋景公“荧惑守心”故事,则进入了《史记》的历史书写,完成了“史实化”,成为星占术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阐释的典型事例。就星占实践而言,“荧惑守虚”仅停留在文本层面,汉唐时期并无“荧惑守虚”的天象记录,齐景公“荧惑守虚”故事是目前所见唯一“事例”。鉴于在内容、情节、叙事及思想观念上的相似性,《晏子春秋》所记之事可能是对宋景公“荧惑守心”故事的摹写、改编或者再创作,时间上可能不会早于西汉。

《晏子春秋》方言探究

《晏子春秋》是一部描写春秋末年齐国丞相晏婴事迹的历史故事集,其成书年代在战国中期或稍前。《晏子春秋》中有为数不少的方言。虽然它的作者为齐人,但其中的方言并不限于齐语,还有其他地方语,是齐人对其他方言的吸收。《晏子春秋》中名词、形容词方言数量相当,各为7个;而动词则较多,是名词、形容词方言数量之和,即14个。

从对《诗经》的引用看《晏子春秋》的文本性质

《晏子春秋》中有引用《诗经》的10余处记录,这些记录有些见于《左传》,展现出晏子对《诗经》的熟练掌握。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晏子主要引用二《雅》诗而没有只字涉及《齐风》,又比如在整部《晏子春秋》中晏子除了《诗经》几乎再没有引用过其他经典。这些现象不仅有利于我们考察先秦《诗经》学的发展,而且对于深入了解《晏子春秋》的文本性质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参考。

论《春秋》经传中的南北燕

《春秋》经记载燕国三传相同的有六次,前两次为南燕,后四次为北燕,《左传》多一次记载北燕;传文记载的燕国,《左传》有三种情况,《榖梁》全为北燕。考察与北燕相关的在周王室世代为王卿士的召氏家族,可知其子孙代代承袭职位不绝,是周王室有重要影响力的家族之一,其存在默认了北燕和周王室的关系。南燕可反衬出,北燕是西周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为周宗室国家,始封君召公功勋卓著,虽地处偏远为山戎所隔,仍为诸夏世界所认可。

颜之推对《春秋》经传的引用与诠释——以《颜氏家训》为考察中心

作为南北朝时的著名学者,颜之推出身中古文化世家琅琊颜氏而自幼便饱读诗书,因而包括《春秋》经传在内的诸多经史原典及各不同注解,也常为颜之推所引用。通过分析其《观我生赋》《颜氏家训》等作品与《春秋》经传及其各注文的关系,能深入了解中古时期经与史、文间的合分与内在的观念源流。

《晏子春秋》复音词研究

《晏子春秋》是记述春秋时期齐国人晏婴言行的一部书。其内容多为君臣对话,语言生动活泼,保留了当时的一些口语和齐国方言,具有较高的语言研究价值。《晏子春秋》的复音词在词汇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多,并已具备了后代主要的结构方式。考察《晏子春秋》中的复音词,首先界定复音词的判断标准,然后对该书复音词作穷尽性的分类。在此基础上,考察这些复音词的概况及其结构方式和特点。

先秦五行思想考述

五行说原本是一种朴素的物质观,在春秋后期,逐渐走向抽象并在数术占卜中扩大了范围。战国前期田氏代齐政治背景下的"百家言黄帝"的社会思潮促成了土为中位的五行结构说的形成。邹衍将五行说引入历史用以解释朝代更替,在齐倡导五行相生,在燕倡导五行相胜,后来《吕氏春秋》采撷五行思想,展示了战国末年的五行大体系。

晏婴与《晏子春秋》述论

晏氏家族成员自桓公时才开始登上齐国政坛。晏婴之祖虽然受到了桓公的重用,却未进入朝廷的核心。晏婴之父晏弱智勇双全,得到灵公青睐,在灭莱一役中立下了卓越功勋。晏婴是晏氏家族从政的巅峰,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位君主,显名诸侯。晏婴卒后,因受个人才能和历史际遇的影响,其子孙后代逐渐走向衰落。《晏子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初步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而与陈无宇有关的一些材料却可能形成于田齐以后。直至西汉刘向奉旨校理群籍,《晏子春秋》才最终成书,流传后世。

严自完《春秋要解》解经特点

严自完选取诸家注解汇纂而成的《春秋要解》,是明代《春秋》学孤本文献,学界尚无涉足研究。严自完《春秋要解》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博取众言、贬责有理、以礼解经和重视经义。《春秋要解》的解经思路是为追求更好地发明圣人之心,这为后世读者理解《春秋》经义提供了极大便利。

论苏辙晚年诗

苏辙晚年闲居颍昌府十二载,其间作诗三百七十余首,是北宋末期(即徽宗朝)诗歌史上的最重要内容,也为“主理”的宋诗开辟了一种别具深意的境界。其特点是:题材上进一步日常生活化,而诗人的自我形象则比拟于箪食瓢饮的颜子;表现方式上以详记年月日期和天象变化来追摹《春秋》,并以天象、物象构成对政治的隐喻,当然也有直接的政治批判之作。就其艺术渊源来说,除了前人指出的“效白公体”外,还有陶渊明、刘禹锡等的影响,而归根结底则出于《春秋》和《离骚》。

阴阳家考辨

《论六家要旨》与《汉书·艺文志》中的“阴阳家”有所不同:前者中的“阴阳家”不指向邹衍,亦非司马氏家学,而是《管子·四时》、《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一系的四时教令体系。其基本框架仍然是以四时为基础,四时之大顺是其核心,“中央土”一系仍然没有与之相配的时令。邹衍则属于《汉志》的“阴阳家”,其旨虽归于仁义节俭,但其多论天地灾异,不学经艺,不应归之于儒家。五德终始说以五行为框架,五德传于谁取决于五行相胜的次序,而何时传则在于阴阳之数,配合的关键在于它们之间的类同性。五行与阴阳四时融合时别出一“季夏”来,以与土相配。“中央土”和“季夏”是阴阳四时与五行融合的不同框架的显著区别,也是邹衍与四时教令的差异,更是阴阳家的不同派数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