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早期书写”特征与中国史学精神

作为中国现存传世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虽然仅有2万余字,以极其简要的文字辑录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大事,但是因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内容,被列入儒家“六经”。它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开头的大纲式书写,包含了自三代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意识。《春秋》简明扼要的书写形式,包含着中华民族从早期书写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写作经验,在长久的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的思想认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它那“笔则笔,削则削”的书写原则和文字技巧,蕴含了丰富的《春秋》大义,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史学精神。

孔子修《春秋》说的由“述”而“作”之变——一种文献形成史角度的阐释

从文献形成史的角度来考察,孔子于《春秋》,从其史料来源于鲁《春秋》言,是论次;从其义例和笔法主要依据旧法来说,是因袭;从其大量删削鲁《春秋》常见条目和内容,以及改易部分辞句,统一义例来说,是修订;从其实际上由此确立一种义法精神、修史原则,使自己主要用以教学的《春秋》成为战国中期及以后士人认识春秋时代的主要典籍和依归说,则是创作。孔子由“述而不作”的思想方法出发,终能制作“六经”,垂法后世,也体现了春秋晚期私学兴起、诸子方兴时代述作观念和著述模式转变中的过渡性特征。

微言何以相感:春秋赋诗的内在理路及辨体观念

春秋赋诗,是春秋时人在多种不同场合,主要是在外交宴享盟会上,以微言相感,借赋诗来表达志向、实现潜在目的的言语行为。“微言”,实际上包含委婉曲折的言辞、隐晦的言辞、精妙的言辞和简略中包蕴大意的言辞等多个方面的含义。春秋赋诗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赋诗者的志向、目的间接实现的过程。他们在表面的酬酢、客套之下,掩藏着或求援、或结盟等的真实目的。赋诗者意图或目的的顺利实现,是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比如得体的言说方式、对《诗》的熟知熟用和对语境的深切体察等。春秋赋诗是中国人言说方式的普遍象征,它对后世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上,歌诗必类的赋诗原则也与后世文章辨体间存在着相通的关系。

“春秋笔法”与《左传》的书写

春秋笔法是孔子在修订鲁国史书《春秋》时体现的一种史书写作手法,《左传》为解经之作,左丘明对“春秋笔法”作出了较早且精要的诠释,总结出“春秋五例”。它在材料取舍上“笔则笔,削则削”,在表现手法上“以一字寓褒贬”,在内容写作上倡导“微言大义”,被后来的学者不断放大,使其由一种史书写作手法,演变为跨越经学、文学、修辞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作文方法,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程公説《春秋分記》的體例、經解與史鑑

宋代出現許多以新史體改編《春秋》經傳體例的著作,其中以程公説《春秋分記》的卷數最多,主題也最豐富,是一部完整的綜合性撰述,但學界較少關注體例改編的總體趨勢和學術意義,故本文嘗試開拓這類型的研究課題,聚焦程公説《春秋分記》的編纂體例、經解義法和史鑑寄寓。本文認爲《春秋分記》以史體“紀傳體”多元地反映春秋歷史的面貌,足以作爲研究《左傳》重要的參考依據。程公説雖以胡安國《春秋傳》爲經解旨歸,但透過史體綰合深刻的經解義理,高度依附《左傳》,將麟經詮釋導向務實客觀的路線,與南宋捨傳從經的解經路徑有所不同。又能上承《春秋》“懲惡勸善”的史鑑精神,從其史事制度的沿革興變總結出歷史經驗,寓託不少垂訓警惕的史鑑觀點,形成一套獨有的内在理路與學術特色。

京歌《粉墨春秋》的演唱探究

京歌将典型的京剧艺术素材融入歌曲创作当中,又以通俗凝练的手法展示出“国粹”京剧艺术的魅力。京歌《粉墨春秋》内涵丰富,其创作背景底蕴深厚,曲式结构层次分明,艺术特征突出鲜明,京剧元素的运用使其民族性更强,是京剧元素与民族声乐的完美结合,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小说化史笔与异时代审视:《千忠戮》儒学理想构建的实现

对明代“靖难之役”这一母题的书写作品众多,而清代传奇《千忠戮》较其他前代正史与笔记小说在视角和主题都有着突出的特质,这主要表现为小说家与史家笔法相结合的书写形态,以及明清易代后更为自由客观且独具时代特征的异时代审视。这两者分别通过内部的情节书写和外在的视角依托,对戏剧文本完成了全方位的形塑,而最终又都统摄并旨归于以传统儒学理想为内核的戏剧主旨的构建。

褒贬祖《春秋》,叙述祖《史记》——欧阳修《新五代史》传记风格探微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富有文学色彩的著作之一,在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叙事、写人学习《史记》传统,颇得史迁之神韵。而其以"呜呼"发端的独特史论体例,既继承前代传统,又有新的创造,是作者表达感情和评价人物的重要形式,《伶官传序》就是其中代表作之一,其经典化的过程,显示了《新五代史》不朽的文学价值。

春秋会盟文化与盟书的文体结构

随着会盟的频繁,盟书的创作和应用在春秋时代达到顶峰,形成了以会盟日期、与盟成员、会盟缘起、盟首及诅辞五大要素为基础的文体结构。春秋盟书是记录春秋会盟制度的活化石,流传下来的那些片言只语,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春秋盟书奠定了供后世袭用的文体结构,也产生了一些套语,成为盟辞的标志。

春秋以前“言”的内涵与论说文体

甲骨文"言"的上半部是舌头的象形,下半部是"口"的象形,"言"的基本义是言说。殷商时期,"言"是一种特定的祭名,可以将不同祭名的"言"、"告"、"舌"视为早期的文体萌芽。在《尚书》中,君王的教令常被称为"言"或者"某言"。《尚书》中有许多论说的成分,这些论说的成分主要包含在君王教令式的谈话("言")中。《尚书》中的一些被引用的语言基本都是格言警句,其特点是言简意赅、简短凝练、具有论说性。

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

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西周金文资料中所记述事件的开头往往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来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常常记载相当于后世"起居注"形式的时王活动以及国家大事;还常有大事系"年"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已具有选择一件大事作为某年标志的历史意识。这一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周时的人们要在漫长历史岁月中记住那些发生了历史大事及其相应年岁的历史观念,而这种历史大事和相应的年岁正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由此可见《春秋》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在西周时已经基本酝酿成熟了,但西周还未出现有体系的史书。我国重视历史事件时间要素的现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三国志》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创新

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问世以后,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一直被视为"前四史"之一。其实,它是我国史学史上继《国语》《战国策》之后,又一部十分重要的撰述封建社会分裂时期的国别史。作者博采众家之长,自创全新撰述体制,高质量地锻造了汉、晋之间的历史链条。文章从陈寿借鉴《国语》,精心设计形制体例;人为本位,创新纪传构成模式;开创品评,拓展人性多元审美三个方面,论述了《三国志》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创新,以窥探其对我国史学、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试论春秋笔法及其历史书写中的客观性

传统的观点认为春秋笔法是孔子设立褒贬的标准,是一种历史书写主观意识的体现。然而《春秋》的书写中本就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反映客观历史的,即曾经发生过的史事;二是反映主观意识的,即书写者的主观判断。历史文本是主体(书写者)与所记录客观对象(史事)结合的产物,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春秋》对史事的记录是经过判断的结果。而史官(孔子)的判断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史实的认定,即客观史事首先要经过史官主观的分析与决断,是书写者所认定的客观真实,但其认定的事实受礼法传统的影响,要理解他们对客观真实的认识不应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体系;二是史官的书写规则,即把经过分析认定的事实用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也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客体化为春秋笔法,是那个时代历史观念的一种客观体现,在史官传统及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中不断得以固化和加强,是历史真实赖以存在的条件。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

“微言”为“隐”,“大义”而“喻”——论“春秋笔法”的隐喻品格

作为儒家诗性言说的方式之一,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孔子修《春秋》时所遵循的曲折委婉的写作原则。其中,"微言"本身即寓有隐晦而幽深的内涵,而"大义"经过经学家的不断阐发,将其文本内蕴的"正名"思想加以宣扬,这一过程正是《春秋》之隐喻的阐释过程。此外,"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惩恶而劝善"四大义例的运用以及《春秋》"史蕴诗心"的特质,也使得"春秋笔法"呈现出约言示义、暗寓褒贬的隐喻品格,从而成为中国古人所崇尚与遵循的典范。这一问题的探究不仅是建构中国本土隐喻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更对于整合中华文化特色、重构中华文化话语,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实践意义。

论梁山的忠义与招安——《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新探(二)

所谓"忠",按照荀子的界定,只有"逆命而利君"即能够不尊从君的错误意见,却有利于君的根本利益才是忠的,而不是"唯君命是从"。所谓"义",是根据其同音字"仪"与"宜"来定义的。"仪"(礼)是其根本。"宜"则是其行为表现的是否得当的评价。因此,"义"一方面是要求个人严格按"礼"的规定来行事,另一方面则是对一切违反"礼"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水浒传》中对义的概念的使用,就是严格按照这一定义。宋江接受招安一方面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一方面表现出作者的思想矛盾,儒家的"王道梦"在宋江身上半途而废,作者改变不了历史,但作者体察到了"王道梦"实现的艰难。《水浒传》运用春秋笔法批评宋徽宗因无道、失道造成天下大乱,因谋杀忠义而最终亡国,其意义乃在于借此向他所生活的明代社会——一个比北宋更为黑暗的,更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更加严酷的重用奸佞,诛杀忠义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

春秋文化背景下的T恤产品设计

常州淹城古城遗址始建于春秋时期周代末期,随着近几年常州市对淹城古城的旅游开发力度加大,基于春秋时期文化背景下的主题鲜明、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教育与传统文化娱乐结合一体的综合性主题乐园逐渐完善,而如何通过服饰旅游产品宣传,扩大淹城春秋乐园的影响力,成为旅游产品开发的重要课题,T恤因其适用面广、款式简洁、大众性强等特点而成为服饰旅游衍生品的开发重点。对春秋时期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对T恤在旅游产品中的作用及开发进行了解析,并给出了春秋文化元素在T恤产品上的设计实例。

清代的小说评点与“春秋笔法”

随着清代理学的一度复兴和“拟史”评点的盛行,“春秋笔法”被大量地运用于清代的小说评点之中。具体表现在:以善恶褒贬评点人物形象;以尚简评点小说文字;以用晦评点小说文法。“春秋笔法”评点有利于提高小说的地位,其对小说隐含之义的阐释有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小说内涵,把握小说的某些独特审美特征。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的表现形态、"引经据典"之风、文论家的双重身份、儒家经典文论的形成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笔法的框架语义观

"春秋五例"表达了框架语义思想,与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和Langacker的认知语法有相通之处,它隐含了"一字褒贬"的丰富内涵,解释了框架解读的主观性,加深了对《文心雕龙》隐秀观的理解。

史家笔法作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话语的建构

中国古代小说被视作正史附庸或直接被称为"稗官野史",所以评点家们常常以史家笔法作为评点话语,其主要表现有三:直接点明小说作者采用了《春秋》笔法;明确指出小说作品"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迁",直接以《左传》、《史记》笔法标准评判小说;详细揭示古典小说中的曲笔褒贬与史家笔法相互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