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南汉春秋》与《南汉书》之撰述路径及学术价值

刘应麟与梁廷枏先后著成纪传体南汉史,而旨趣不同,所著之书亦表现出不同之面貌。刘著《南汉春秋》,意在“以纤琐见长”,故所重一为“广搜”,一为“分析”。梁著《南汉书》,旨在“成一家言”,故竭力从事于整齐体例、考核异同,并别辑《南汉丛录》《金石志》《文字略》为一书,不使与纪传正文相杂。从“以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反映出一种治学路径,二者皆不可或缺、各有价值,与章学诚由“记注”到“撰述”之理论设想具有相同精神内核。在“成一家之言”成为著述者普遍追求之学术环境中,刘应麟不妄作史而甘为“纤琐”之态度更为可贵。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略论汉武帝“德法并用”的治国方略

目前,史学界多数论者认为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在治国之术上实行的却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武帝即位前后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武帝用人行政、"《春秋》决狱"等方面考察,汉武帝在治国方略上实行的并非只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而是"德法并用"思想。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畜牧兽医技术研究

文章对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畜牧技术和兽医技术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这些珍贵的遗产,对现代畜牧业具有启示意义。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关羽读《春秋》背景刍议

汉末三国时期,阅读《春秋》蔚然成风。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把《春秋》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及其他领域,体现了古文经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关羽作为刘备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肩负着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他是独当荆州一面的军事统帅,面临着北伐曹魏、处理与东吴关系等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受社会风气的熏染,他熟读《春秋》是时代、社会使然,但其动机重在用《春秋》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指导军事活动和培养道德情操,而不在《春秋》学问本身。

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由海昏侯墓所出《春秋》类简牍引发

海昏侯墓新出《春秋》类简牍,据北京大学简牍整理小组的整理和释读,发现与《公羊传》关系密切。海昏侯墓《春秋》类简牍,反映了西汉中期公羊学的发展状况,折射出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的密切关系。依据所见汉代文献,对汉代人引用公羊学思想的事例进行细致梳理,可以发现,公羊学被广泛应用于当时政治、法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成为上自皇帝下至士人普遍引用的理论指导思想,对汉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书肆起源考论

书肆是图书(交易)贸易的市肆,是社会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古代文献流通的重要渠道之一。书肆的产生对古代的藏书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催生我国近代图书馆产生的滥觞之一。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最早的书肆起源于西汉末年,但是也有人从历史事物的发展特点出发进行分析研究,如陈文豪、林应麟二人就分别指出书肆应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从简册(策)的使用时间、造纸术的发明时间以及历史背景的影响等诸因素入手,同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笔者认为书肆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习凿齿史学思想简论

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肯定国家民族的统一,主张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把史学看作是政治学,其任务就是臧否历史,其功用就是提供鉴戒;史学研究的方法一是用儒家的仁义批评历史,二是“原始要终”见微察著。习凿齿的不足在于以主观的利益裁割客观的事实,难免失实。

略论汉代的“《春秋》大一统”理论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 ,“《春秋》大一统”理论的确立 ,乃是汉代政治理论构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所谓“《春秋》大一统”,其意思主要是王者一统天下 ,在汉代也就是要皇帝一统天下。就内容而言 ,则包括政治一统和文化一统两个方面。“《春秋》大一统”理论乃是秦汉封建大帝国的形成及其客观要求的产物 ,它不但为汉王朝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而且在维护和巩固华夏一统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春秋繁露》与汉代文化的人间性

两汉儒学的发展,沿着荀子的儒学路径,杂糅了法家与道家思想。与先秦儒家相比,更着眼于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强化了其现实意义,也更具备了人间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解读两汉儒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本。"仁义"虽然是《春秋繁露》以及董仲舒思想的出发点,但董仲舒又将君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化了专制集权体制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春秋决狱”的原因探析

"春秋决狱"是汉代一种特殊的断案形式,从汉武帝开始,以后盛行于两汉。其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汉武帝时期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此外,政治利益的驱动和古代法律对官贵的不适用性也是其出现的重要原因。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春秋至南朝时期连云港地区海上交通发展及其影响

连云港地区的海上交通史已经有2500年。春秋末战国初,齐、吴、越三国因海上军事活动需要开辟了沿海航道。南朝时期,连云港地区逐渐形成朐山和郁州岛两个重要海港,成为沿海航线的节点,确立了黄海北道航线,借此建立了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联系,并通过陆上交通辐射内地,为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

论习凿齿的理想人格与习家家风

襄阳城南的习家池因习凿齿杰出的政治活动而得以保护。习凿齿的理想政治人格是"竭节赴义""尊主宁时,惠施百姓,远崇明教";其特征体现在正统的政治理念、儒家的政治观念和恰当的政治策略;其本质充斥着一种正直的奋进精神,一种对于事业的向往和追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只看实效,不尚空谈。而其实际意义是指斥篡弑与忤逆,强调社会和平、百姓安定,重视权柄转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其历史意义在于弘扬恪尽职守、忠君爱国的精神。习凿齿理想人格的形成,不仅仅源自于习凿齿自身的人生价值诉求,更得以其家族的传承。

简本《晏子春秋》与传世本对读札记

银雀山汉简中的《晏子春秋》与传世本的《晏子春秋》存在大量的异文,虽有诸多学者对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行考证,然仍存在争议颇大及未被提及之处,现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地考辨与分析,以期有裨于《晏子春秋》的研究。

汉唐广东经学

广东没有经历先秦诸子学而直接进入两汉之际古文经学渐兴的时代。两汉之际,广信"三陈"以《左传春秋》与中原今文经学家展开大论战,以此登场的广东儒学显得有点偶然也让人振奋。东汉末至六朝,士燮治《春秋三传》,晋代黄颖著《周易黄氏注》,广东经学出现第一个高峰。及唐代,张九龄既著《千秋金鉴录》,也以《春秋》经传阐发社会政治思想,刘轲著《三传指要》。《春秋》为两汉显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汉唐广东显学。

新见西汉冶铜炉与铜绿山春秋战国冶铜炉比较研究

2012年12月,在大冶市卢家垴遗址上发掘出1座西汉冶铜炉,弥足珍贵。文章将其与以往铜绿山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冶铜炉在选址、空间布局、筑炉技术、冶铜水平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了铜绿山历时性冶铜炉演变发展的特征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