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集序书写的纪传与想象

别集序在文体初创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传记写作的传统。明末清初的遗民通过诗文来回应国家和自我身份认同等问题。这种回应体现在别集序的书写中,使其中的纪传部分更加注重真实性的表达。然而,由于别集序的主观创作空间较大,真实与想象的成分在遗民的别集序中交织在一起,这无疑影响了通过“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方法所得批评主张的有效性。此外,集序作者往往通过个人经历的想象和性情的投射来塑造遗民的形象。这种塑造可能源于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也可能出于对经典文本的模仿。因此,遗民集序中的人物形象可能与他们的历史行为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影响了集序所传达的文学批评要素的接受和传播。

《全明词》新补5家42首

2019年出版的《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成书240册,收录国家图书馆所藏明代诗文集稀见珍本353种。其中不少稀见明集中有词作不见于《全明词》及《全明词补编》。现将此丛书所收别集中所辑得的明代5位词人的42首词作整理公布。

合作著述与集体智慧:《三体》的跨媒介叙事研究

跨媒介叙事是指利用不同媒介的特性叙述故事,并且在统一的故事世界中进行衍生叙事。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作品的跨媒介叙事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得益于技术和资金的加持,《三体》以富有生命力和开放性的故事文本为叙事起点,以统一的世界观为“说明书”,借助多元媒介共同开发《三体》故事世界,为“三体世界”注入新活力。《三体》的跨媒介叙事经历了从作者独揽话语权到集体智慧参与叙事的多元媒介实践过程,其经验可为文学作品的跨媒介叙事提供参照。

宋代民众的诉讼与官府的审理——读《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几点认识

“好讼”是宋代比较普遍的民情,这一现象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具体印证。凭借大量的案例,再联系历史实情,可知“好讼”源于官吏贪腐、豪强奸恶,也是民众学法懂法、有文明维权意识的表现。江西农耕经济旺盛,耕地紧俏,因而争夺田产所有权的讼案很多。审理纠纷时因官员品德才干差异,有的贪财,甚至“自紊其法”,遂判决不公正。诸多关于教化与刑罚并举的判词,启发我们加深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理解,朱熹强调圣贤教人之道,也告诫生徒若不听教育,必将实施“学规”,予以惩罚。《名公书判清明集》是研究断代史、社会史、法制史等的珍贵资料,至今不失其借鉴警示意义。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钩沉攫微话铭贤——探究铭贤学校图书馆

铭贤学校是山西农业大学前身。作为近代一所新型学校,从1907年创办小学、中学,进而铭贤农工专科学校、铭贤学院,到1951年政府接管铭贤学院成为山西农学院,历经44年。笔者通过查阅大量铭贤档案以及其他一切可获得的铭贤史料钩沉攫微,试图根据史料,从馆舍、藏书及图书馆的管理等方面再现铭贤学校图书馆的发展历程,还原当时铭贤学校图书馆的历史,探究近代图书馆的发展,丰富图书馆史研究的内容。

宫姬之回归: 历史性鬼故事与朝代覆亡

论文讨论了一种特殊类型的鬼故事,被称为“历史性鬼故事”,这类鬼故事通常以历史“受难者”或牺牲者为中心,其主题与个体死亡的故事紧密相关,隐喻了王朝的覆灭及由此产生的创伤。论文从十七世纪六种“林四娘”故事展开讨论,通过比较这些版本,对林四娘故事进行了类型区分,分析了故事的变体以及与之类似的“宫姬归来”的故事。“宫姬回归”的情节在怀古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表达了对王朝辉煌和衰落的追悼。作者以林四娘故事为例,展示了“宫姬回归”类型的鬼故事如何成为悼明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使旧朝记忆重新浮现并最终得到安抚。这一过程突显了历史性鬼故事的独特意义,深刻探讨了这些故事与王朝覆灭的历史记忆之间的变化和蜕变。

伦明对孙殿起的学术影响研究

孙殿起与伦明在琉璃厂相识,有过共同经营通学斋的经历。从藏书思想、版本学思想到目录学思想,孙殿起均受到伦明的深刻影响,由此确定了基本学术方向和研究方法,完成了诸多目录学和版本学著作,实现了从商人到学者的身份转变。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记忆建构

文学对于文化记忆的建构有重要作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具有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他们以多种方式书写中华儿女的血脉联系。重述神话,以当代语境和古老记忆对话,激发共鸣,传承记忆,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填补中国历史中的少数民族视角,文学再现“我们悠久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的”;通过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学书写,少数民族作家将“地方故事”融入“中国故事”,建构共享的国家记忆。

《潞安诗钞》前后编初探

《潞安诗钞》是收录明清两代山西潞安府诗歌的总集,分前后两编。前编辑录于清初康熙年间,编者为程之玿;后编辑录于清道光年间,主编者为常煜。《潞安诗钞》以“诗以人重,人以诗传”为选诗原则,前后编在征诗方法、甄选标准、编辑体例等方面一脉相承,选诗的同时,还为所选诗人编写小传。《潞安诗钞》前后编在保存乡邦文献、记录民俗风尚、考见人物盛衰等方面的趣向是一致的。由于成书时代的差异,其中所蕴含的选诗思想亦不尽相同。前编侧重以诗存史,借选诗展现明清易代之际时局动荡的史实与治乱兴衰的机兆;后编选诗具有润色鸿业、裨补政教的倾向,借选诗呈现格高调古、雅正平和的诗学主张。《潞安诗钞》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意识,对山西上党地区的文学世家、诗学名家及文学社团、诗人间的交游活动予以专门的关注。它与山西省内其他地方诗歌总集一起构筑了山右诗学的文献基础,不啻为明清诗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之一。其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应该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

论《世说新语》的“语料体小说”性质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代表。相比于其他“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具有独特的玄学文化特征。自东晋中期开始,世族阶层纯粹的思辨性的谈玄活动逐渐被其他形式的玄学活动取代,这个短暂的文化变迁时期和后来的文化追怀时期合称为“后玄学时代”。在“后玄学时代”,谢灵运的山水诗成为新的内容,而比谢灵运稍早,一种在世族中风靡的具有语料传播功能的作品应需而生,《语林》《郭子》正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些“语料”迅速成为世族子弟领会玄学精神、学习名士风范的指南。《世说新语》正是对这种文化风尚的总结。结合现代文学意义的“小说”定义,《世说新语》可称为“语料体小说”。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张弼《东海集》版本考

张弼别集《东海集》是了解其生平为人与艺术活动的主要参考文献。《东海集》版本大体有两大系统,其一以正德十三年(1518)张弘至刻本为源,现存多为其补版后印本,又有周文仪本与日新堂本两种正德间翻刻本存世;其二以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张世绶刻本为源,以康熙三十六年嘉会堂增补重印本收篇最多,道光间又有张崇铭修补重印本。

论袁宏道《潇碧堂集》对苏轼的接受

在明代轻视宋诗的大背景下,袁宏道推崇苏轼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袁宏道《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文集都可以反映出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潇碧堂集》作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是袁宏道柳浪乡居时期的诗文结集。柳浪乡居期间,袁宏道与苏轼产生了更深的精神联系,这段时间也是袁宏道接纳和学习苏轼最重要的时期。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影响到了苏轼诗文在晚明文坛的流行,进一步又影响到了明末清初宋诗风气的兴起。

明代女性服饰纹样的审美与文化内涵——以孔府旧藏明代女性服饰为例

明代服饰承载着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其中丰富的审美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孔府旧藏的明代女性服饰中得以完好保存以及充分展现。文章以孔府旧藏明代女性服饰纹样为研究对象,从造型特点、工艺运用、象征意义和社会风尚多个层面深入探讨了其审美特征和文化内涵,以及孔府旧藏明代女性服饰纹样所反映的明代女性社会地位和审美追求。旨在揭示明代女性服饰纹样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学思想,更好地传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冯梦祯孝道思想研究

为进一步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拓展冯梦祯个案研究新思路,该文通过整理、点校冯梦祯《快雪堂集》,以史论结合的研究方式,对其孝道思想进行了全面论述。冯梦祯作为晚明万历时期江浙地区重要的士人,受所处时代及人生经历的影响,其对孝道的理解具有多重性。首先冯梦祯认可实现孝道的最根本途径是实现自身成就、立身行道方可扬名显亲的传统儒学观念,但在生活实践中,他并不强求自己子孙在仕途上的发展,反之更重视他们对长辈身体力行的陪伴和照顾。同时,能继承先人遗业,扬其遗风,妥善依礼地操持先人的身后事,在冯梦祯看来也是履行孝道的重要要求。

明清曲谱改易明人散曲问题分析——以《南曲全谱》《南词新谱》等曲谱为考察对象

明清曲谱编纂者依据编纂目的与标准对所收录的部分散曲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易,这些改易既是出于规范创作、增强吟唱音腔效果的需要,也与编纂者的曲学主张、曲谱间的延承关系、区域内曲风的影响密切相关。曲谱对明人散曲的多数改易较为恰切,个别改易未能处理好音效与表意之间的关系。曲谱改易散曲文本的现象是具体实践行为,也是特定语境下的建构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晚明曲家陆世廉考补

晚明曲家陆世廉的生平及著述情况,尚有不甚明了之处。依据郑敷教《前中大夫陆晚庵小传》及其他一些相关材料,对陆世廉的生平、交游及著述等情况进行钩沉,可以更全面、更完整地了解陆世廉其人其事,对深入研究其戏曲作品亦有一定的助益。

明代福州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考述

福州地区地方诗歌总集编纂始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明清时期异常兴盛,共编纂出地方诗歌总集17种,其中明代9种、清代8种。其中徐[火勃]编、费道用等补录的《闽南唐雅》12卷,袁表、马荧辑的《闽中十子诗》30卷,邓原岳辑的《闽中正声》7卷,徐熥辑的《晋安风雅》12卷,叶向高辑的《福唐风雅集》(不分卷)等是梳理福州府历代文学发展脉络最重要的地方诗歌总集。

论明清方志中古代藏书史料价值

明清时期方志编纂繁荣,且多留存至今,虽然方志中没有设立“藏书”一门,但是相关门类中保存了大量的藏书史料。通过这些零散的藏书史料,可以勾稽出古代藏书家的生平事迹和藏书活动的风貌,可以考知古代藏书家读书治学的感人情形,还可以辑录出数目可观的藏书诗文,丰富古代藏书文学的研究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