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心态与话语特色——再论《离骚》的创作时间

在《离骚》中屈原几次提到为了坚持理想和高尚的人格,宁愿投水自杀。有两次明确指明要效法彭咸投水自杀,其中“愿依彭咸之遗则”是否为此意尚有争议,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却是明确无疑的。还有一次虽未提到彭咸,但表明“宁溘死以流亡”之志,也是明确表示要投水自杀。另外,还有“伏清白以死直”亦可理解为“投水自杀”。在思想观念、人生价值认知、情感表达和对死的态度及方式上,《离骚》与绝大多数屈原自杀前一年内所作诗歌具有一致性,而明确提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的《抽思》以及比《抽思》创作时间更晚的《哀郢》《涉江》却无一字提到“彭咸”,无一字涉及“死”,据此可判定《离骚》非屈原流放汉北之作,其创作时间当在屈原晚年。

论《离骚》对西汉文人创作之影响

《离骚》作为楚辞代表作,深受西汉王室和文人的喜爱。他们视屈原为爱国忧民的榜样,开创了借榜样咏己的写作方式;西汉文人对楚辞的摹拟创作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楚辞的原始风貌,楚辞的鬼怪神异色彩和富丽语言也被文人化用到赋中。辞赋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促使经学将辞赋正统化,对后世文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与《浮士德》求索精神比较

《离骚》与《浮士德》虽然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品,但两者存在可比性。从时代背景来看,《离骚》吸收了战国士文化的精神;《浮士德》虽然不是典型的狂飚突进时代作品,但歌德仍然将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带进了《浮士德》。从作品精神来看,《离骚》主人公用九死未悔、体解未变的精神来追求美政理想;《浮士德》则执著地寻求宇宙人生的真理。在求索形式上,《离骚》采用了上叩天阍、下求佚女的追求方式;《浮士德》则让主人公出入天人古今,在神魔幻境中展开热烈浪漫的追求。

“屈骚传统”的巫本源与情本体——论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第四大传统”

屈骚传统作为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主流之一,理应被视为儒家、道家与佛家三大传统之外的"第四大传统"。屈骚传统所彰显的是中国人由巫化情、巫始情终的"情本体"传统,恰与"离巫拒情"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主流传统迥异。如果说,孔门儒家的特质在于"建构情理,释礼归仁"的话,那么,屈骚传统的特质在于"诉诸感性,化巫入情"。屈骚传统所延续的是"巫本源",既化巫为情又显情为美。其中,巫传统和情传统皆被转化为"美巫"和"美情",指向一种"美人"与"美政"的结合。屈骚传统结合了迷狂与崇神的"巫本源"、激情与想象的"情本体"与瑰丽与尚奇的"美本色",并由这三者形成了独特的"屈骚架构"。屈原同时倡导一种"得中正"的理性,而非儒家中庸的实用理性,实现了一种中国式的偏重于情之维的"情理结构"。

班固《离骚经章句序》与《离骚赞序》不能并时而作辨

班固《离骚赞序》对《离骚》及屈原单纯为赞美态度,而《离骚经章句序》中则有批评。详考《离骚经章句序》,其中除批评屈原一面外,尚有褒扬其忠贞思想一面。《离骚经章句序》在观点上对《离骚赞序》实际上具有包容性,他们之间并非是矛盾的。凭两序差异断二者非同时之作的诸理由都难以讲通。因此,两序完全具有同时而作的可能性。

《史记·屈原列传》《新序·屈原章》《离骚赞序》《离骚经章句前序》关系考——兼论屈原使齐次数与被谗原因

《屈原列传》《新序·屈原章》《离骚赞序》《离骚经章句前序》是研究屈原生平的最重要资料,但是他们之间的文献关系还缺乏准确的认识。通过对四种文献逐句逐字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在史料选择、史料排列、句式结构和词汇组合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这四种文献实际上是具有承袭关系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序·屈原章》是刘向承袭《屈原列传》而又加以补正的成果,因此它异于《屈原列传》的史料就更有价值。屈原使齐的次数、遭馋的原因,《新序·屈原章》有不同于《屈原列传》之处,通过考察,可以看出刘向所录实际上更加合乎事理,那种主观地以《屈原列传》而否定《新序·屈原章》史料的做法是不妥当的。

《离骚传》窜入《屈原列传》辨

《屈原列传》于叙述上有所不通,因此引起一部分学者怀疑。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以为是后人将刘安《离骚传》窜入《屈原列传》。由文献比较来看,班固《离骚赞序》、王逸《离骚经章句序》皆有简化《屈原列传》之痕迹,而今本《屈原列传》基本上与班固、王逸所见之本一致,其中包括汤氏所认为窜入之两段。由此可知,司马迁所作《屈原列传》已经对《离骚传》加以采取。又,汤氏以窜乱说为基础而解决《屈原列传》中诸疑义,以此而佐证窜乱说。详考之,汤氏所举之疑义或不存在,或对疑义之解决亦尚难成立。

李元度诗文的屈骚情结

作为"湘乡派"文学集团里的重要成员,李元度其文其诗在当时颇有名气。受先贤引导、个人际遇、学风陶冶和民情风俗薰染的综合影响,李元度的诗文创作具有浓郁的屈骚情结,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往往借屈原来表达他的爱国思想;二是对屈原和宋玉等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三是对汨罗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论钱澄之的楚辞观与方法论

《屈诂》是明末清初桐城学者钱澄之的楚辞学著作。钱澄之的楚辞观集中表现在"庄屈无二道"的庄骚融通思想和"以屈继《诗》"两个方面。"庄屈无二道"的观点实与明清之际的庄骚融通思想密切相关,是易代之际文人特定心态的反映,亦是对屈原的忠直立身与庄子的以藏为用两种处世方式的矛盾体验。"以屈继《诗》"是钱澄之诂屈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主要体现在以治经方法阐释屈骚,以及因《小雅.车辖》的作意联想到《离骚》求女的寓意。因钱澄之力戒"强事穿凿"的诂屈方法,其楚辞研究更重要地体现在对屈骚的心灵感会上。

宁调元对屈原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宁调元自幼学习屈原的诗作,以屈原精神砥励志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通过化用、比拟、模仿、引注等方式,传承屈原精神,并将其与反清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结合,志在将屈原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离骚》教学之我见

屈原的《离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独特的,深远的。对执教者来说,解读《离骚》面临诸多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我认为最要紧的则是以《史记》为基本线索,找准疑点,解决学术问题;突破难点,挖掘思想意义;把握重点,认识文学价值。

回顾、反思、求索、徘徊、出游——《离骚》的分段及其叙事与幻想

关于《离骚》的分段,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三大段、两部分的分法,仍然留下未辨过脉之失和割裂全诗之憾。根据《离骚》诗中叙述的情节,笔者认为将全诗分为五大段才为合理,即依次为回顾、反思、求索、徘徊、出游。也可以分为两部分,即第一、二大段为前半部分,写诗人有生以来的不懈追求与奋斗,以及遭致失败之后所引发的检视与思考,第三、四、五大段为后半部分,写诗人矢志不渝地继续努力,以及努力无果之后所产生的矛盾与苦闷。全诗在体裁形式和表现方式方面表现出两大基本特色,其一是结合叙事以抒情,在体裁形式上通篇都是叙事的结构,其二是借助"虚写"以"写实",在表现方式上通篇都是浪漫的幻想。

《离骚》“西皇”非“少皞”而是“西王母”考

将《离骚》“诏西皇使涉子”中的“西皇”解释为“帝少皞”是不正确的,这样解释既不符合战国时期学术发展的顺序,也与屈原的思想感情及历史观以及少皞的活动地域相矛盾。“西皇”应是“西王母”,这样作解既与前文在情节结构上相合拍,又符合当时的祭祀风俗和时代背景,同时与诗人深挚的爱国恋乡情感相一致,并为破解“求女”的喻意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先秦文献命名方式看《离骚》篇题及其内涵

有关《离骚》篇题的内涵,从古至今有许多种解说。最早司马迁解为"离忧",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到当代又有学者从一些新的学术视角解为古乐曲之名等等,皆言之有据。然而"离骚"首先是作为篇名存在的,探究先秦尤其是战国时期文献篇章的命名原则及其相关文化背景,无疑是首先要做的。通过对先秦文献篇题命名方式的探析,可得出《离骚》篇题的命名方式是依文本主旨内容而定,通过对《离骚》文本内容分析,应解为因是否离开(楚国)而愁苦。

《离骚》诗题新解

对于《离骚》诗题的解释,历来有离忧、离愁、遭忧、牢骚、劳商等说法。其实,“离骚”应是“离别骚臭”的意思。

《离骚》是屈原心灵历程的吟唱

《离骚》是一首自叙式的政治抒情诗,是屈原生平思想最深刻的揭示,也是屈原心灵世界最生动的写照。本文对诗中"吾"的心路历程作了梳理和分析,从其心理活动过程来看,较大的波动有八次,内容顺序如下:条件优越,自负不凡;纯洁高尚,遭遇不公;回家遭训,被迫出走;虚设幻境,倾诉心声;"求女"为喻,以通君侧;占卜决断,指点迷津;昆仑寻根,往而复返;先贤召唤,舍生取义。将其全过程贯穿起来后就能看出:《离骚》是屈原悲剧性人生道路上心灵历程的吟唱。千载独步,无可比象!

苏轼笔下的屈原

苏轼很敬佩屈原。他虽然没有写过专门评论屈原的文章,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诗、赋、书信和杂文里,找到一些和屈原与《离骚》有关的文字,《屈原塔》诗和《屈原庙赋》,就是其中最详细的资料。本文尝试尽量把这些资料集中在一起,加以分析和讨论,使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苏轼对屈原和《离骚》的看法。

两汉学者的屈骚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两汉时段,出现一个独特的理论内容———屈骚批评,即诸多学者对屈原及其《离骚》创作,各抒己见,发表评论,做出思想和学术意义上的价值评判,客观上呈现出批评与反批评的论辩态势,形成了较早的学术探讨热点。其中的学理与情趣饶有兴味,反映了汉代先贤的政治思想、文艺观念与生命意识,值得当下学人深思和借鉴。

屈原对诗歌中叙述成分的发展

与《诗经》相比,屈原的"骚体"诗虽以抒情为主,但其中的叙述成分在叙述手段方面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叙述人称变化、戏剧性情节插入以及叙述系统化等四个方面。它继承和丰富了《诗经》的叙事手法,从这一角度看",骚体"也是中国叙事诗发展历程的重要里程碑。

论屈骚缘情而瑰奇

屈原骚体诗,以其瑰丽奇幻之美创造了中国古代抒情诗的艺术典范,其魂丽奇幻抒情特定之形成,在发生学意义上,源自屈原对于诗“抒情”的自觉以及诗人对民族高度活跃的情感个性的承传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