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明清方志中古代藏书史料价值

明清时期方志编纂繁荣,且多留存至今,虽然方志中没有设立“藏书”一门,但是相关门类中保存了大量的藏书史料。通过这些零散的藏书史料,可以勾稽出古代藏书家的生平事迹和藏书活动的风貌,可以考知古代藏书家读书治学的感人情形,还可以辑录出数目可观的藏书诗文,丰富古代藏书文学的研究内涵。

元代《诗经》学与元人诗歌“性情”论

元人对《诗经》审美与政教两种特质的看法,正对应其不同的诗歌“性情”论。一方面,元人以《诗经》发乎自然的审美特质为榜样,强调“性情之真”,认为诗歌应发乎淳正之真情,不求于工而自工。另一方面,元人以《诗经》止乎礼义的政教功用为楷模,强调“性情之正”,认为诗歌应有补于世,辞义并重,注重在抒情与教化之中寻找平衡。基于这两种“性情”论,元人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并认为元诗诞于盛世,可追《诗经》。元人关于《诗经》与诗歌“性情”的讨论,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诗经》《论语》中“士”含义的变迁及意义——兼论孔子对“士”的改造

《诗经》《论语》中“士”的含义由“身份之士”转向“德行之士”。这种变迁受封建秩序解体与礼乐文化下移的影响,殷商祭祀文化中的宗教精神和西周的礼乐文化经孔子的传承和改造对士内在品格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士”出之为“仕”使没落的“士庶人”重新成为统治阶层的“士大夫”,士之品格也成为后世士大夫内圣之学的重要内容。

论廖平《论语微言述》残本的引书与引文

大约成书于清末最后几年的《论语微言述》残本是经学大师廖平在论语学方面的一部重要作品。该残本在注解《论语》时引用了大量书籍,其引书呈以经部为主,尤其以十三经为主,兼及史、子、集各部的特点;在引文上呈所选引文的妥当性、对部分引文的补充性说明、不同出处引文的并列使用问题等特点。加强对这些引书、引文的研究,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读该残本,并理清廖平的解经思路。

述论《关雎》诗解

“诗解”一词包含两层意蕴,一是对诗文本的疏解,二是对诗所负载的社会功用的判定。《关雎》原为先民歌谣,在儒学独尊的背景下被奉为圭臬,历代研究者对其不断注解疏正,诗解延传更迭,赋予《关雎》个人进德、主文谲谏、人伦教化等社会意义或功能。回顾千年的《关雎》诗解史,“诗学”和“经学”构成了两条基本的阐释路径。该文选取《关雎》诗解发展中较为重要的时间节点,论及先秦、两汉、宋代、清代、近代的代表诗解,希冀以此把握《关雎》诗解的发展脉络。新时代再读《关雎》,其体现了完满的男女相合之义,当为礼制影响下的爱情诗之冠冕,是古典爱情诗歌范式。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看孔子《诗》教

上博简竹书《孔子诗论》是孔子教《诗》的记录,它的整理和出版为研究孔子诗教思 想和实践提供了新的直接的材料。分析《孔子诗论》的文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孔子的《诗》教 思想,了解孔子教《诗》的内容和方法,总结孔子教《诗》的特点。

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孔门后学的诗学倾向

楚竹书《孔子诗论》非出自孔子 ,乃孔门后学之作。其与《论语》中所体现出的孔子《诗》学 ,应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风。竹书《诗论》与孔子《诗》学之间 ,在学诗以培养人格、传承礼乐文明等文化精神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但更多的是发展。竹书已不再强调《诗》的社会功能 ,不再考虑《诗》的比附性意义 ,而是在对诗意的理解中 ,把握诗旨 ,并把诗与社会、政治及历史联系起来 ,从《诗》中探寻周代社会政治盛衰之迹。呈现出由《诗》之文本入手的学术性倾向。其对孔子诗学的最大发展则在于对诗歌本质与性质的认识。

孔子删诗说考辨及新证

"孔子删诗说"是诗经学史上聚讼纷纭的一大公案。纵观历来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逸诗的多少、《左传》季札观乐的记载、《论语》所言之"诗三百"、司马迁所言之"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正乐与删诗及孔子有无权力删诗五个问题上。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详细考辨,并结合最近整理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所提供的新证,不难看出否定论者的种种理由都不能成立,"孔子删诗说"不容置疑和否认。

《韩诗》学派习《易》学者考——论《韩诗》学派与《易》学的关系之一

《韩诗》学派的学者大多《诗》、《易》兼修,这对于完善《韩诗》的学术体系,提高其学术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考载籍,得两汉、魏晋时期兼习《诗》、《易》的《韩诗》学者共计26人,其中习《韩氏易》者3人,《梁丘易》者2人,《孟氏易》者7人,《京氏易》者8人,兼习《孟氏易》、《京氏易》者1人,习《易》家数不明者5人。

孔子“删诗”与季札观乐

目前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几乎都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的季札聘鲁观乐之事作为"孔子删诗说"的反证,并据此推定《诗经》编辑的年代。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的是朱东润先生。但迄今为止,朱先生的质疑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文章拟对朱先生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补说。主要阐明以下几个观点:季札所见国风的顺序不可信;季札评《诗经》是孔子评《关雎》的翻版;"季札观乐"是杜撰的"史实"。

汉儒《诗》说之演变——从《孔子诗论》《周南·汉广》篇的本义说起

据竹简《孔子诗论》对《汉广》篇的论述 ,《周南·汉广》并不是什么爱情诗 ,而是一首告诫周家子弟不要追求江汉游女的篇章 ,由此推测 ,诗篇应作于西周中晚期。以《孔子诗论》对《汉广》的论述为基准 ,进而检讨两汉今古《诗》说 ,认为《毛诗序》应为东汉学者在名教要求下杂抄、改造今文家言的产物 ,前人卫宏作《毛诗序》的说法是应予重视的。

复质与广大:《论语》和《诗经》的诗教思想

《八佾》篇"子夏问诗"和《阳货》篇"教伯鱼读《二南》",分别阐述了《论语》诗教思想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复质"与"广大"。从《春秋》"复质"思想出发,结合《诗经·周南》中的《汉广》《汝坟》两篇的具体文本解读,可以把《论语》诗教思想中的"复质"和"广大"两层意思联系起来,获得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理解。

从传统诗经学到现代诗经学

《诗经》的中国文化元典地位的确立 ,以儒家诗教为本 ,中国传统诗经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 ,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以疏释文本为基础的传、序、笺、疏之学 ,总括地可分为训诂、考证、义理三类内容 ,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 ,是其科学文化发展的产物。在中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过程中 ,到 2 0世纪初 ,传统诗经学也在求新、求变 ,酝酿内容、形式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现代诗经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

主体性的遮蔽与敞开——《孔子诗论》与《毛诗》论诗方式的差异

《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毛诗》共同面临着诗乐合一而以仁德为终极趋归的诗歌文本,孔子立足于文本,全力开掘诗歌的基本意蕴———带着个人的体验,使文本意蕴植根于主观体验之中,达到文本与主体情志的融合共生,这种“带着个人体验”的主体性阐释是孔子论诗方式的根本特征。《毛诗》悬置文本本义,却刻意经营诗歌对于王公大人的刺美之旨,指向政治教化,建立了文本意义的体外言说机制。不同的观照视角和感知方式导引出相异的文本意义生发之路,折射了阐释者主体性之遮蔽与敞开的倾向。

中国诗歌典籍英译语言特征的历时性考察——以《诗经》三个英译本为例

通过自建《诗经》英译本平行-可比复合语料库,验证显化、简化以及范化三种翻译特征在诗歌体裁译本中的表现程度,并从历时性角度对其内在动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在人称代词主语的使用方面,三个译本均呈现出明显的语际显化趋势;但比较形合度后,发现三个译本的语内显化倾向不明显。此外,分析结果并未完全支持简化与范化假说。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汉英之间的语言差异和诗歌源语特征等言内因素以及历史文化背景、时代特征、译者的政治伦理观点等言外因素。

朱熹《诗集传》所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主要成因——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三

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用全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诗经》;二是懂得用文学眼光来研究《诗经》;三是注重以涵泳文本的方法来研究《诗经》。

从《孔子诗论》探讨《齐风·东方未明》之本义

关于《齐风·东方未明》一诗的本义历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孔子诗论》的出土对于探寻《诗经》的本义有着重要意义。《齐风·东方未明》一诗应是一位女子怜惜其丈夫的诗篇。她通过讽刺官府兴居无节、号令不时,致使其作为小官吏的丈夫终日忙碌,早晚不得按时休息,从而表达她对丈夫深厚的感情。

《诗·卫风》创作年代考论(上)——春秋诗歌创作年代考论之五

《淇奥》为卫人美武公之作，当作于卫武公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前770年～前766年）之间；《考槊》为卫大夫刺庄公使贤者退而穷处之作，当作于卫庄公之世（前757年～前735年）；《硕人》为卫大夫美庄姜之作，作于庄姜自齐初嫁卫之时，即卫庄公五年（前751年）；《伯兮》为卫妇人美其夫久从王征役而致相思之情所作，当作于诸侯从王伐郑之年，即卫宣公十二年（前707年）；《氓》为卫弃妇追悔之作，当作于卫宣公之世（前718年～前700年）；《芄兰》为卫大夫刺惠公初即位时骄而无礼之作，当为惠公即位初期所作，或卫惠公元年（前699年）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