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学科建设的正式起步——以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为中心的考察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是国史学科发展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此次研讨会不仅为国史研究与编纂提供了明确指导,而且围绕编纂权威国史这一核心任务提出了各项工作安排。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组织协调下,各部门、各地区积极落实会议精神,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续编《当代中国》丛书,推进部门史与地方史研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推动国史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也为当前推进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四议“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微信公众号建设与党史研究学术期刊“软实力”打造

微信公众号的建设和运营对于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学术编辑可以通过“编者按”“编辑手记”“编后记”等形式加强与学界的联系和交流,促进期刊论文的学术传播与再生产。各种学术期刊公众号推出的作者手记、札记或心得等栏目,非常值得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公众号的借鉴。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公众号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强化学术期刊本应具有的“服务意识”。科学的公众号建设将构成党史研究学术期刊“软实力”的重要一极。

近二十年间《红楼梦》研究的观察和思考——以其间出版的论著为中心

进入21世纪以来的二十多年间,《红楼梦》研究专著的数量有着较为明显的增长,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专著中所占比例也相当高,之所以出现如此快速的增长,既与社会文化环境有关,也与学术自身的生态有关。但就红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而言,并没有出现质量明显提升的态势。这一时期有一些新版本、新史料的发现,相关目录索引的编制、作品及资料的整理等取得不少成果,同时在版本研究、海外传播接受、整本书阅读、红学史的研究方面也有新的进展。其间出版的赏析品鉴类书籍良莠不齐,“红学民科”类读物也有增长的趋势。

中日学界关于中国金文研究的互动

贝塚茂树与白川静分别写有金文学史,力图客观而全景式地展现金文学发展史,并无“国别”与“域别”之分,但他们站在日本学者的立场,“隐形”地流露日本化中国金文学史的意识。白川静认为,郭沫若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研究古文字,明显受到滨田耕作《泉屋清赏》商周铜器“形态样式”理论与考释方法影响。本文从梅原末治等与郭沫若、容庚的学术互动,以及滨田耕作、梅原末治金文学贡献谈起,力图缕清中日之间的这种学术关系,并对中日近现代古文字学术关系史研究提出个人的看法。

教育人学研究45年:历程、反思与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人学的研究基本上与当代中国人学的研究同步,走过了45年的发展历程。回顾教育人学的研究历程,具体包括三个阶段:一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教育人学思潮的涌动期,这一时期教育人学的特征表现为教育研究中诸多关涉人的问题的呼吁与倡导;二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最初10年,完成教育人学的学科化制度建构期,这一时期教育人学的特征表现为从学科化制度层面完成了作为一门学科即教育人学的建构;三是从2010年至今,教育人学的持续深化发展期,这一时期教育人学的特征表现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人学持续受到关注,教育人学的许多主张已经为人们所认同。反思教育人学发展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将为教育人学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在此基础上,前瞻教育人学发展的未来愿景,一是进一步夯实教育人学的学理根基,二是让教育人学的主张更好更多地播撒到一线教师,让中国教育更具有人性的温度与期许。

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态势、基本问题和提升策略——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为中心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虽取得了明显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相比还存在差距。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新进展、走向新高度、达到新境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为实现此目标,我们必须克服“重文学创作史,轻文学研究史”,认为学术史研究是“二道贩子”、是“第二等学问”的思想和心态,充分认识到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必须全面把握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态势;必须准确认识学科史、学术史的功能定位和基本问题;必须深入探讨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提升策略。

选本、“以诗存史”与伟大抗战诗篇——闻一多《现代诗抄》的选本学意义及其批评价值

闻一多生前编订的中国现代新诗选本《现代诗抄》,虽未正式出版单行本,但却是认识新诗史及其成就的一部重要选本,在现代“选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首先,与其他多样的新诗选本不同,它以“以诗存史”的“正文”式选本“作为选编原则和方式”,是一部比较完整地体现新诗发展三十年变迁轨迹与面貌的诗歌选本;其次,遵循“选有事之诗”的选本原则,闻一多选出了最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救亡主题的伟大抗战爱国诗篇,体现了其深刻的现实主义诗学思想与美学趣味;第三,它的“以诗取人”和选优为原则的文学经典意识及选编意识,不仅对现代新诗的经典化与现代新诗的传播、接受提供了诸多启示,也为现代选学及其现代选本实践提供了深刻的启发。《现代诗抄》作为闻一多“诗学实践”及诗学研究的成果,既有“选学”及选本学批评价值,也体现出闻一多对现代学术史的重要贡献。

探寻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化”阐释学——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新时代”的问题意识之下出现了新的研究动态,“历史化”成为学界倡导的口号。然而对于如何实践,却有不同理解和路径。从贺桂梅等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来看,当前形成了三个研究热点的成果及其方法论意识:对1940—19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的再解读、对1980年代文学的新探索、对21世纪以来文化现象的新阐释。而这种研究贯穿始终的是新的“建立中国(文化与政治)主体性”的意识,伴随着这种主体性建构自觉的是“认知中国”的清醒努力。在方法论上,这种文学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化”原则所要求的“反思性”和“总体性”为指导,来探寻新时代中国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政治阐释学实践,也是一场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范式革新。为此所提出的“打开中国视野”“书写中国气派”的新思路、新论断,展现了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努力。这种在自觉的新研究方法指导下的领域重构,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历史政治学与中国当代史研究

正在兴起的历史政治学或可拓展史学研究论域,给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带来一定的跨学科启示。本体论层面,历史政治学揭示了政治史,特别是国家史在当代史研究议程中的重要性。认识论层面,历史政治学提醒我们不仅要研究国家史,更要在国家史中做研究,增强对历史过程中的“国家”及相关概念、机制、解释等的检视。方法层面,历史政治学中一些非属传统史学的新型分析工具会丰富、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提升其研究的理论阐释和概括能力。

“杜诗入史”现象与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

两《唐书·杜甫传》、晚唐五代杂史及笔记小说,多将杜甫诗歌作为史料来源,由此形成“杜诗入史”现象。杜诗作为史源,体现三种不同使用倾向:正史关注诗人自叙个人经历之作,其对杜诗的择取行为隐含了史官塑造杜甫形象的基本立场;杂史偏好杜诗中的宫廷“秘闻”,反映了作者与诗人相通的“微而显”的史学意识;笔记小说多着眼于诗艺,由此展开对杜诗艺术的评论。前二者关注点虽有别,但都注重杜诗的历史性,后者则关注杜诗的艺术性。不同的用诗和论诗指向,形成以杜诗为核心的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从史源角度看,早期“杜诗入史”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杜诗学话语体系,为重勘诗史关系,特别是省思“诗史互证”学术传统,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例证。

王国维、郑振铎、王季思的学术传承与创新——20世纪关汉卿研究百年史的个案考察

王国维、郑振铎和王季思学术活动后先相继,从现代戏剧学理念的确立,到戏曲史学的系统实证研究,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实践,学术研究不断推进,研究方法也随时代演变而变化,形成了百年戏曲研究学术史不断传承与创新的完整历程,他们对关汉卿的研究,就是对这个过程具体而微的展示。关汉卿研究是戏曲史研究的一个局部和侧面,由此考察与探究百年学术历程变迁,有助于戏曲史研究的继续创新与深入。

朱光潜的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这样,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推动了以美的本质、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的研究,推进了中西方美学、文艺、文化、学术的交流。朱光潜以美学家、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艺、哲学、文化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文化实践的发展,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全面、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估其转变效果,有助于科学地理解、评价他的研究,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

热点与转向:近十年来英文学界上海史研究概述

近年来,英文学界在上海史研究领域涌现了不少新的学术成果,大概可分为阶级政争与中外关系、经济与商业发展、族裔、近代治理与城市景观、20世纪的日常生活、文化与艺术流变、民间信仰与地方宗教、都市比较等八大研究热点。在近十年来的热点议题中,城市史、帝国史和全球史等研究范式对上海史研究影响较大,同时在理论方法、学术取向上也有些许转变。此类课题对于研究生的培养亦有不少可取之处,学位论文在近年的增长也反映出上海史研究在英文学界有良好的代际生态。本文对英文学界上海史研究的梳理,主要是为了形成更好的学术对话,并期许能够对中文学界有所借鉴。

董仲舒、胡毋生关系的思想史考察

董仲舒、胡毋生二者之关系是经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涉及谱系传承、解经、文献厘定等多个方面。儒学复兴之时,在权力文化的笼罩下,董、胡二人成为了公羊学的奠基者,并逐渐构建起学术公共领域的政治话语权。公羊角色丛因学术与政治的博弈、学统的重构、经义的解构等因素,对二人学缘、学说、后学的阐述逐渐产生了分歧,凸显了思想史发展中“学说的神话”“预见的神话”等谬误。社会环境、学术境遇、权力更迭左右着董、胡关系的走向,并加速了学术的社会化进程,分歧不仅见证了《公羊传》的迁演,更揭示了公羊学的嬗变轨迹,彰显了学术史与思想史在诸多层面的碰撞与融贯。

梁启超、钱穆同名《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理念平议

梁启超、钱穆同名《中国历史研究法》表达了他们对各自所处时代的史学思考。就相同点而言,二人都强调治史的现实意义;都主张史学应阐发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价值。就不同点而言,梁启超注重辨析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希冀调和“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的矛盾;钱穆关注构成历史主体的内涵,提出“文化即是历史”的观点。两部同名著作体现了学术代际递嬗过程中的继承性与发展性,凸显了梁启超和钱穆在不同时代学风下的学术追求。

孟姜女传说百年研究:流变回眸与未来展望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开启了孟姜女传说研究,创设了“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证实了孟姜女传说的研究价值,此后孟姜女传说研究受到广泛关注,研究视角更加多元,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同时,已有研究存在文化内涵重复解读等问题,表现为未能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结合起来探讨,导致文化本质解读不够,缺乏更多有力、新颖的见解。此外,传说的中外比较、族群视角、故事角色功能分析、原型理论、表演理论的运用、传说对作家文学的影响等在现有研究中还显得比较薄弱。未来可以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国际文化交流、文化资源转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四个方面的路径进行研究。

《唐前孟学史》“史笔”探析

孟子学说及相关历史传承历来为中国古典学术研究者所重视,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使其存在细节深入而系统性不足的弊端,而《唐前孟学史》运用恢弘“史笔”,全面梳理孟学九百余年发展脉络,以宽广时间跨度及相关认知来促成宏大学术史观,同时继承史家实录与批判精神,改进以往学术研究思路以实现创新。作者以“史笔”为基础深入考据文献典籍及其内涵,逐步确立孟学之根本并将其与后世著述及学者勾连,两相配合理清孟学历史发展轨迹。同时,此书在主干之外又横向延展,广泛关涉历代不同门类和流派之学说,并始终联系孟子之学的地位变化与社会影响。作为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立体化“新子学”研究成果,此书将为未来孟学研究的深化发展提供值得借鉴的全新研究视角。

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的全景式勾勒——《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研究》介评

中国文学外译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然而作为文学外译重要一环的出版则较少受到关注。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王颖冲撰写的《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研究》则是文学外译出版研究最新的成果之一。该书以1949至201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单行本和小说集为研究对象,从时间和空间2个层面对其进行全景式呈现。该作填补了学术空白,对后人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策略与参考。本文结合该书内容,归纳了其写作特色、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以期引起翻译学界同人的重视和关注。

中国东南亚研究面临的学术挑战

本文探寻了中国东南亚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轨迹,回顾了主要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术机构之现状。通过对中国东南亚研究重要刊物的载文分析,指出其研究重心和兴趣的转变。文末,作者还点明了中国东南亚研究所面临的学术挑战。

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贡献

林惠祥在其《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深入研究了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性质、对象和内容,对中国各民族从古代和现代进行了两重分类,提出了"华夏民族主干融合论"、"汉民族民族成分多元论"等学术观点,并将这些学术观点融入他对各民族的具体研究中,丰富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学科内容,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