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吕振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世纪以来,吕振羽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所发表的论文在关于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吕振羽早期思想的研究、吕振羽与中国经济史研究、吕振羽与中国民族史研究、吕振羽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研究、吕振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及其史料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吕振羽史学思想比较研究、吕振羽与塘田战时讲学院和吕振羽诗研究等方面,都做了甚有价值的探讨,与21世纪前所发论著比较,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开展吕振羽研究,需要着力在以下几方面努力,即:进一步深化吕振羽史学的理论创新研究,加强吕振羽教育思想与实践、吕振羽晚年思想的研究,拓宽吕振羽与以其他史学“四老”为主的史界名家的比较研究,加大吕振羽生平革命事迹的研究及其宣传力度。

清代律赋的篇法讲求

清代律赋赋法较前代更系统,“篇法”是了解清代律赋内涵的第一要义,包括因题布局、起、承、转、合数端。因题布局指根据不同题型,选用相应的布局方法。咏史、言情、叙事题,主要铺叙事件发展;咏物、写景题可以人情、时间、方位的变化为线索展开;说理题需围绕题面逐一分出逻辑层次,层层递进。起句破题,在破与未破之间,句法尚突兀紧峭,以四言为主,风格尚雄浑、奇警,或不着一字,涵盖全题。结句需稳妥,用长句收束,尚健举有力,章法讲究就题作结,首尾呼应。承转需曲折变化,令人莫测。

“长律”、“排律”名称之文献缉考——以唐宋元明时期作为考察范围

"长律"的概念内涵不是单一的指称"排律","排律"的概念使用较晚,这是诗体发展的特殊现象。实际上,如果考察从唐至明的文献,就会发现"律诗"的定义唐宋诗话中也很少见。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转换视角,比如注意诗人的分体意识及创作实践,因为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理解与运用的概念,虽然从例证来看构不成完整的系统轨迹,但把所有诗人使用的相关概念综合链接起来,就可以判断其所指,看出它的内涵及其演变轨迹。"排律"诗体产生于唐代,但"排律"名称却形成于元代,元代杨士弘提出"排律"概念,明代诗人迅速接受,随后排律创作在明代繁盛起来。

石门吕氏“南阳讲习堂”藏书考论

"南阳讲习堂"藏书在吕留良、吕葆中父子手上达到鼎盛,维持60余年,雍正年间因文字狱案而星散。讲习堂藏书与吕留良父子的理想抱负、学术兴趣紧密相连,体现出浓厚的遗民和理学色彩。讲习堂藏书具有很高的价值,对于清代文化也有较深的影响,一批珍贵文献因它而保存至今,它与其他藏书楼的交流及其刻书活动对清代学术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思想家吕坤研究综述

吕坤是明朝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吕坤的研究逐步升温和深入。除了不少论文和著作的个别内容涉及吕坤的思想外,1995年以来共有25篇以研究吕坤为主题的论文在学术期刊发表,硕士毕业论文1篇,著作有两部。在传播媒介上,伴随着新兴的网络媒体的介入,呈现出期刊、图书、网络三种传播媒体共同促进对吕坤的思想深入探讨和广泛传播的发展态势。其研究内容涉及吕坤的经济、政治、哲学、实政、文学和音韵学等各方面的思想,其研究成果反映了对于吕坤思想的学术探讨逐步加深和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学术研究的视角更加宽广的发展趋势。

论南朝律学之新发展

南北朝律学上承魏晋律学之遗风，下启隋唐律疏之鼎盛，是律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其中南朝时期的律学更是经过社会流变与学术创新，在关注内容和学术形式上都出现了全新的元素，成为律学取得重大发展的阶段。

明代《吕氏春秋》学史简论

目前《吕氏春秋》学术史、研究史方面的研究十分欠缺,存在很大研究空间。在元刊本《吕氏春秋》的基础上,明代刊刻出版了许多新的重要的《吕氏春秋》版本,在中国《吕氏春秋》学术史、研究史、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明初的一百多年,《吕氏春秋》研究一片空白,是"《吕氏春秋》研究史的冬天"。整个万历时期,是明代刊刻出版《吕氏春秋》重要版本最多的时期,是明代《吕氏春秋》研究史的高峰。万历之后,《吕氏春秋》赏析评点学术研究有逐渐成为主流之势。

田能村孝宪《填词图谱》探析——兼及明清词谱对日本填词之影响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出现了第一部汉语词谱,即田能村孝宪的《填词图谱》。该书参考了中国明清时期诸家所著图谱,共编订了116种词调的图谱:从其谱式符号以及标明各句次序来看,近于中国张綖的《诗余图谱》;详注韵法则从万树《词律》而来,词末补充说明字声规则,亦学《词律》体例,而内容则多袭取《词律》附注;但其例词不是从《词律》中来,而多选择香艳游戏之作,带有明显的词选痕迹。由于田能村孝宪《填词图谱》的示范,使得词在日本获得了迅速发展的契机。

试谈《斩鬼传》与《绿野仙踪》创作的关系

清初刘璋《斩鬼传》对李百川《绿野仙踪》的创作有一定影响,而这一关系却被学术界所忽略。李百川的自序其实已经告诉他阅读过《斩鬼传》;而书中有两则情节直接取自《斩鬼传》。外证和内证材料充分证明了李百川对《斩鬼传》的刻意借鉴和模仿。这一发现能够促进我们对两部小说研究的深入。

悼红轩里增删遍,料定知音旷代存——拜读贺信民先生《红情绿意——〈红楼梦〉点面论》

三十多年的耕耘,《红情绿意——〈红楼梦〉点面论》的面世,成为贺信民先生贡献于红学界的又一丰硕成果。书中宏观运幄与微观烛照兼长,用生命体验来感悟红楼,在慧眼洞察的缕缕新意之中折射着贺信民先生“研红”的风雨征程,折射着红学界积火传薪的优良学术传承。

陕西富平银沟遗址瓷器标本与吕氏家族瓷器比较研究

通过实地调查考察和查阅相关考古文献资料,结合考古勘探出土瓷片、整器资料与相关研究结论,对富平银沟遗址瓷器标本与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瓷器进行比较,发现银沟遗址出土的青瓷、白瓷、青白瓷、酱褐瓷、黑瓷瓷片及残器与吕大临家族墓出土的瓷器,从形制、胎质、釉色、装饰工艺等具有明显相同或相似之处。综合研究后认为,吕氏家族墓出土瓷器相当部分属于富平银沟遗址瓷窑场生产的瓷器。

道学与心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经典诠释——以吕大临思想研究为中心

如何理解北宋"道学"的核心精神,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的内容。吕大临的思想特色在于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力图阐明儒学道德修养的心性工夫路径,从而显出道学的实践意义和话语转换,而这也恰是以往道学研究未能充分注意的内容。因此,研究吕大临思想,对于深化和反思当代道学研究的得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近四十年来吕留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生前身后都对清初的儒学与士风有着重要影响。对吕留良的研究在民国时期就已肇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相关研究的数量开始骤增,在其生平著述、学术与政治思想、文学文论、学人交游、文字狱案、医学著作与吕氏后裔等方面均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存在继续完善与改进的空间。未来的研究或可从材料、形式、方法与视野等角度寻求突破。

宋代理学研究的深化和推进——试评《关洛之间》

《关洛之间》对宋代理学研究有所深化和推进,其主要表现为该著对吕大临思想在关学与洛学中复杂性、特殊性和重要性的揭示,对关学洛学化的精准把握等。另外,《关洛之间》也显示了作者对西方思想资源的深入理解和有益借鉴,特别是将康德的有关思想与吕大临的某些论述进行比较,值得注意。当然,作者对吕大临思想的定位仍有待商讨和完善。

简论吕思勉的历史考据成就

吕思勉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其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论吕思勉史学史研究的思想认识及其学术意义

吕思勉在史学史领域的成就,表现在他能系统地就史学发展阶段及其演变之时代因素作深层次剖析,不仅注意到秦汉之际是一个界标,而且从对司马迁创始性贡献的肯定,到对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等在几个关键性转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所包含的时代意义进行总结,论述精辟而具有开创性意义。就历史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辩证地看待官修史书和私人修史的相互关系及其利弊得失,对正史的定位不为传统观念所拘囿,对纪传体史书各种体例追根溯源,历史地看待史书体裁的演变等,科学而不乏理性精神。强调对历史叙述的真实性进行考察以及在具体考证中所应该注意的事项,具有方法论上的价值。

“吕学”之杂的儒学本质

"吕学"博杂,而归宿于圣人,体现了儒学的本质。其治史,出发点在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把治史提升到国家民族存亡的高度,言性命者也必究于史,治史也体现生命的延续。所定学规,以孝弟忠信为本,探其学规之渊源与践行,也是体现了儒学之本的深层文化意蕴。吕氏始入于佛而终出于佛在于以儒学融化佛学。

吕大钧礼学实践研究

作为关学创始人张载的传人,吕大钧传承了其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世致用思想。他将礼学思想具体于行事,躬行礼教,严格家法,推行乡约,致力于乡村治理,实现了礼学思想与实践的结合,使得关中风俗为之一变。研究吕大钧礼学实践,对改变当今社会不良风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黄粱梦吕仙祠“蓬莱仙境”石刻考略

黄粱梦吕仙祠照壁"蓬莱仙境"石刻,确为明代遗物。自"蓬莱仙境"石刻产生后,其名声即随"仙"气播布遐迩。近至邻县,远到隔省,凡与吕祖有关之庙宇、景观,多有墨拓而仿镌者。可见此石刻作为古代艺术品和道教史料,具有相当之价值,宜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粱梦吕仙祠的单体重点文物而保护。

吕赫若研究述略

吕赫若,被誉为“台湾第一才子”,是日据时期台湾极具代表性的乡土作家。基于吕赫若独特的时代背景和写作母题,学界对吕赫若的研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学术视野也不尽相同。通过对吕赫若研究的梳理分析与总结,可以宏观把握数十年来吕赫若研究领域的方向和动态。在横纵交织的学术视域下,综述吕赫若研究的整体概貌,以期推动吕赫若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