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唐代边塞诗歌意境凸显研究

图形—背景理论可较好地解释诗歌意境凸显背后的认知因素。本文从词类、句式、语篇三个维度探讨唐代边塞诗歌中体现的图形—背景关系及诗歌中意境得以凸显的成因。词类方面,动词和形容词在图形的凸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句式方面,问句、条件句及感叹句体现出图形—背景关系;语篇方面,唐代边塞诗歌诗篇前部分描写景色,形成语篇上的背景,并将重心放在诗篇末尾,突出语篇上的图形。图形—背景理论在诗歌意境凸显上有较强的解释力,是诗人谋篇布局的重要认知机制。

唐五代关中文人的用韵特征

唐五代关中文人用韵系统可以归纳为28部,其间有不少参差通押现象,可分为四大类59小类,反映出唐五代时期通语的韵类分合以及关中地区的某些方音现象。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基于边塞诗的唐人边塞感知研究

本文以唐代边塞诗为主要资料来源,佐以其他文献史料,探索唐代中原人士对"塞"的空间感受与理解,即边塞地理观念。唐人心目中的"塞",实际上是一条东西绵长、南北界线相对模糊的过渡地带,它东起辽水,西至玉门关、阳关,其间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错杂居,是典型的多民族文化交汇区。通过对唐代中原人士边塞感观印象的概括与分析,认为其边塞感知的产生其实是对中原的归属感与对边塞景观的恐惧感的必然结果。

高适、岑参与盛唐边塞诗的人性内涵

以高适、岑参为代表作家的盛唐边塞诗是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现象,是"盛唐气象"的重要表征。盛唐边塞诗这种文化现象所蕴涵的人文精神突出体现为人性的张扬。盛唐边塞诗的意义可归总为三个方面,即边塞情怀、边塞风物和边塞战事。边塞情怀的核心是功业情怀。功业情怀具有两面性。边塞风物的特点是雄奇壮伟。高、岑的战争诗并非纪实,他们的战争观可概括为胜概和非战。

初盛唐丝路碑志文的文学成就

初盛唐是古文转捩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丝路碑志文对古文的求变求新有着一定的助推作用;初盛唐文人以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及重气轻身的家国情怀,在丝路碑志文中为后人纪录了有唐一代的隆治气象,并塑造了一批壮志许国的盛世英雄群像;碑志文与此时的"边塞诗"相辉映,共同成就了初盛唐的文学大观。

论《河岳英灵集》对盛唐边塞题材诗的接受

迄《河岳英灵集》,唐人编纂的诗歌选本,今存者,有《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国秀集》等,此等均选录数量不同的边塞题材诗。据此可以管窥初盛唐选家对边塞题材诗的认同接受,以及这种选诗观对殷璠的影响。《河岳英灵集》选录9诗人边塞题材诗24首,其中,陶翰、崔颢是殷璠审美评价最高的边塞诗人,次为高适、王昌龄等,据此可知殷璠对盛唐边塞诗的接受状况。又,《河岳英灵集》选岑参诗七首,而未录其边塞诗。究其因,此并非传播等因素影响所致,实乃岑参边塞诗未能得到殷璠的审美认同。

高适、岑参边塞诗创作风格差异及其成因探赜

唐代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高适、岑参具有不同的创作风格。高诗富有深沉浑厚的现实主义气息,岑诗饶有豪放奇丽的浪漫主义色彩。从两人的生活基础、人生阅历、所处地域、性格、气质、创作心态诸方面进行比较,可探知形成高、岑诗风差异的原因。

唐代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和诗作

本文就唐代时期的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诗作作了综合性评述。

唐代边塞诗中文化交融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探析

文明的交汇,常伴随战争与冲突,民族间的交往融合,从被迫到默许再至自主自愿,其间需要多种条件促成,唐代开明的政治与开阔的胸襟,造就了大唐盛世,也更温和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与认同,并促使中原汉民族与边地少数民族共同完成唐人精神的建造,在边塞诗中体现为安边报国的尚武精神和求同存异的包容精神。

论唐代诗人的自然生态意识

唐代诗人承传《风》《骚》及汉魏六朝文学的自然生态意识,同时由于受本朝儒、释、道思想的共同影响以及唐人投笔从戎的边塞生活,官吏贬谪地方的特殊身世等因素,唐代诗人与自然的关系已达到了天人合一、空前融洽的地步。唐代诗人与草木虫鱼等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诗歌世界,主要表现在十大方面,即:(一)与物谐乐;(二)以物为友;(三)颂物以美;(四)感物惠德;(五)赏物生趣;(六)悲物悯人;(七)由物悟理;(八)托物寄怀;(九)假物以讽;(十)护物有责。唐诗浓郁的自然生态意识,是唐诗精神的有力体现,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之审美价值。

“从盛唐回到六朝”:杨慎律诗学策略

杨慎于前七子近体唯学"盛唐"的诗学复古语境之中,将唐近体诗歌源头由初唐上溯至六朝,从声律理论和诗歌创作上肯定六朝初唐诗歌在律诗的产生、发展以至于成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杨慎采用"从盛唐回到六朝"这一溯流追源的律诗学策略,目的是主张整体而全面地继承前人的文学传统,博学众体、融会贯通,通过提倡学习六朝初唐诗歌来矫正复古派唯学"汉魏"、"盛唐"这两种诗歌范式而导致唯古是从、剽窃雷同的理论弊病,以此寻求明诗的另一发展道路。

六朝隋唐诗歌格律、体式演进问题及其研究进展——兼评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

声律和体式在六朝至唐代的诗歌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六朝到唐代是诗歌声律的形成发展期,尤其在中唐以前,诗人们对于声律的认识有一个由生到熟的过程,对于体式的分辨和规范一直在探索之中。即使到明清时代,相关的诗学理论也没有达至完备。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采用声律的分析统计和归纳法,结合日藏善本的比勘还原及历史文献的考辨,在对社会政治背景的阐发和历代诗学观念的梳理中,对唐代的齐梁体、新乐府体这些争议最多最难以辨清的问题进行分析,对相关论题从多个角度作出透辟的分析,得出了不少可以作为定论的新见,使声律和体格的内在关系得到了切实清晰的展现。

论唐代边塞诗中的韵

文章主要对胡大浚《唐代边塞诗选注》中369首诗歌的韵脚、韵式进行统计、分析、归类,并对其在从军报国的壮志豪情、战争带来的忧愤思怨、绝异中原的边塞风情等三类不同主题诗中的分布情况加以研究,从语用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探讨作为语音手段之一的——韵,在形成唐代边塞诗语言风格中所起的作用,即韵脚的使用有助于构成唐代边塞诗"刚柔相济"的风格特征和韵式的使用有助于构成唐代边塞诗以简约为主、繁丰为辅的风格特点。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论唐代文人入幕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以高适入河西幕府为例

文人入幕对文人的人文气韵及文学创作都将产生重要影响。高适是唐代诗人中位至通显者,入幕河西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高适入河西幕府的时间,两唐书本传均未记载。从高适入幕河西的诗歌创作及其特质,可以判定其时间当在天宝十一载(752年)秋冬之际。高适入河西幕府使其诗歌风格和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诗歌创作风格上,高适诗歌由原有的"悲壮"气韵转向"豪迈"风格;在审美情趣上,高适诗歌也由之前的"映像社会"转向"书写自然"。反观高适的河西边塞诗可见,入幕河西对高适诗歌创作的影响充分证明了清初诗论家叶燮《原诗》所谓"高七古为胜,时见沉雄,时见冲淡,不一色"之观点的正确性。

初唐边政与边塞诗主调的流变

分析初唐时期唐王朝与突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少数族政权之间的臣服、抗击、征战、羁縻等边政主调的变化过程,可以揭示出初唐边政的总体思路和付诸实施的具体举措;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究初唐边塞诗与初唐边政之间的某种关联,以及由这种关联所形成的边塞诗主调的某种变化及其特色。

论马戴的边塞诗及其审美特质

边塞诗是唐诗中倍受赞赏的代表性诗歌 ,它从盛唐的乐观昂扬经过中唐的幽婉感伤到晚唐的悲愤哀痛 ,每个时代都表现着特定的审美风貌。历来对边塞诗的关注 ,常着眼于盛唐和中唐 ,而忽视晚唐边塞诗。本文拟通过对晚唐诗人马戴的边塞诗及其审美特质的论析 ,以反映晚唐边塞诗的风貌。

论王昌龄边塞诗的情感内容

王昌龄受当时激昂的盛唐精神和对边塞生活切实感受的影响,在他的边塞诗创作中,把自己个人的功业追求,对边塞奇异风光的欣赏,对戌边将士杀敌报国豪情的感动,对将士们艰苦寂寞的戌边生活的感触等情愫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他边塞诗创作的主体特色。

论王安石绝句对中晚唐绝句的继承与变化

王安石的七绝在取法白居易绝句与晚唐咏史绝句的过程中,发展出宋调特征;对杜牧、李商隐、韩亻屋等人七绝艺术的取法与创变,形成了雅丽精绝的艺术境界,宋人认为荆公之作回复唐音,主要是针对这类作品而言,但王安石在其中表现了新的艺术个性,开拓了新的诗境,并非对唐音的简单复归。王安石的五绝取法中晚唐五绝精巧细腻的特点而更富于变化。荆公绝句是宋代诗史上的独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