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论袁宏道《潇碧堂集》对苏轼的接受

在明代轻视宋诗的大背景下,袁宏道推崇苏轼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袁宏道《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文集都可以反映出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潇碧堂集》作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是袁宏道柳浪乡居时期的诗文结集。柳浪乡居期间,袁宏道与苏轼产生了更深的精神联系,这段时间也是袁宏道接纳和学习苏轼最重要的时期。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影响到了苏轼诗文在晚明文坛的流行,进一步又影响到了明末清初宋诗风气的兴起。

唐、五代至宋、元时期传统仕女画设色方法和主要样式

唐代是中国传统仕女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仕女画设色方法和主要样式为后代所延续,并有所突破和发展,宋、元时期形成了仕女画的新技法、新风貌。从仕女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开始,通过分析仕女画名家圣手和经典作品的方式,归纳唐、五代至宋、元时期仕女画的设色方法和主要样式,进而了解传统仕女画设色的演进过程。

元稹诗在明代的接受起伏及其原因——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前、中期200余年间,重要唐诗选本对元稹诗选录极少,影响最大的《唐诗选》仅录1首。至明后期,诗学审美趋于多元化,元稹诗的价值重新被挖掘,其中《唐诗镜》最具胆识,选元稹诗121首,居中唐第三。明前、中期,诗学家多评元稹诗为“淫言媟语“”鄙俚浅俗”,元稹诗因不符“雍容温和”审美观念而遭到排斥,这与统治者倡导“和而正”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后期弊政丛生,士人盛世理想逐渐破灭,更重视性情的自由抒发,元稹诗歌的“真性情”被陆时雍等人肯定,渐受推崇。

略论宋、元、明时期橹的发展——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中心的考察

根据航行水域与目的功能的不同,宋、元、明时期使用橹的船只可以分为内河行船、沿海战船和远洋海船三类。在内河船中,橹在宋代已遍布南北主要水系,元代承之,明代则进一步发展出适应各自水系的船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橹。橹的技术特点在宋、元、明时期较为稳定,没有显著变化。橹操作轻便,速度极快,声音响亮,数量上分为单橹、多橹,以双橹为常见,其局限性是不能航行于浅水且动力有限,不能在江河中逆流上溯。在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中,常配备多橹快船,但橹又须与风帆篙桨相配合以保持动力,并且由于火器的进步,至明末时小型战船往往又弃橹用桨,以保证水手的安全。在远洋航行中,风帆取代橹成为主要的动力工具,但橹又必不可少,故而针对橹又设有专门的管理操作人员和管理制度。

明朝之前中医骨伤科文献研究

中医骨伤科起源于远古时期;战国、秦汉时中医骨伤科解剖生理知识、创伤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基本形成;魏晋隋唐时期骨伤科诊疗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骨折复位、固定、功能锻炼三大原则及整体观念、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内外兼治治伤理念初步形成;至宋金元时期,骨伤科独立成科,不但创新了复位方法,而且对开放性损伤以及手术治疗有了进一步探索,骨伤科理论得到升华,临床经验得到总结,为明清时期骨伤科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师法先贤:宋元明清学规的制定与实行

在宋元明清四代,学规最初是由先贤制定的,代表性人物有朱熹、吕祖谦、王阳明等,他们本身在思想和教育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在书院和官学等教育场所进行了自主的学规制定,并对后来的学规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后学们依托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制定并实行的学规,则是在内容、形式和精神上对先贤的学规继承,通常包括沿用与补充、合用与取舍、学规文献的编纂与集成等。因此,后人制定学规的行为和过程可视作师法先贤。长期以来,宋元明清四代的学规就形成了从先贤的自主到后学的统一这一基本特点。

射鹄有的:明代词谱编纂与唐宋词接受

明代词谱的出现,让失去音乐属性的唐宋词重拾接受语境,为词的创作厘定语言文字和格律规范,使得唐宋词在后世的接受在创作上有辙可循、射鹄有的,这在唐宋词的传播接受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外,明代词谱首次将词按字数多少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种类型,这既有利于唐宋词的保存与传播,又方便后之学者能更好地择调填词。明代词谱的编纂表现了较为明显的重晚唐五代、北宋,轻南宋之倾向,其对婉约词更青睐,豪放词选录较少。从明代词谱所选词调亦能一窥其对唐宋词的接受取向,明代五部主要词谱都予选录的词调有81个,这五部词谱录词10首以上的词调有39个。从传播接受学的角度而言,这些词调在明代具有极高的接受度。

浅析唐、宋、元时期分布在中国南北地区的瓷枕

人类和枕具走过了千百年的历史。看似普遍却不普遍,既是实用物件用来改善生活条件,同时技术创新与造物智慧也从前辈们的经验中吸取进步,还包含了多种的文化内涵。虽然有关于枕头的起源,在可以得出的结论里还没有详细的结论。但是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殷商时期,枕具文化在中国既己出现,据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魏咸熙年间,因诛梁翼而得其玉石虎头枕,枕下有篆书“帝辛”二字。而帝辛就是商封王,因此断为“帝辛之枕”。所以,笔者通过调查分析法、文献综述法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加严谨地分析了陶瓷种类中的瓷枕;通过分析在唐、宋、元不同时期的高光时刻所存在的瓷枕,从而对这3个时间阶段的陶瓷手工业可以有更具体的了解;通过分析不同地区的文化、环境和生活习惯,从而学习到中国地广物博的差异性和多元性;通过对传统手工业中的瓷枕在不同地区的风格的科学性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帮助了解在唐、宋、元三个时期在中国古代社会南北地区的地位、风格。

王阳明为赋取径探赜

明代中期前七子倡导辞赋复古,王阳明与七子虽处同时,但他不以复古自蔽,除法庄子、屈原、汉大赋外,兼学王勃、杜牧、苏轼等人。细论之,他的取径要在法庄、屈,这为其赋注入了旷达、骚怨精神。他效汉大赋的铺陈,以增强其赋的气势。唐宋则取王勃之辞彩,杜牧之盛衰悲慨,苏轼之矛盾消解方式。王氏取径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影响,又有他个人交游的促进,更离不开他自身的性格和遭际。

杨齐贤、萧士赟、徐祯卿三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之前的全本李诗注,现仅存宋杨齐贤、元萧士赞《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一种。后明人重刻此书,附入明徐祯卿注。一方面,杨、萧注皆有博而不约、祖述宋人记录、以史证诗的特点,但徐注的尚简主情与两家也不无渊源。另一方面,萧注在诗语出处、诗章结构、诗人寓意处下功夫,徐注以诗旨概说、句意笺注为特色。三家注释话语的离合轨迹,既关乎注家情感动机,也是取舍《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不同理路的结果,更受到宋元明文本诠释分工、李杜接受纷争与诗学向心力的影响。

华北地区宋元明清疫情及相关因素分析

以华北地区宋元明清时期疫情史料为依托,采用文献学、流行病学和统计学方法,探讨华北地区宋元明清疫情的时空分布及相关因素。结果显示:华北地区宋元明清疫情随年代更迭呈上升趋势,明清时期为疫情高发期;疫情与干支年分布有相关性,以辛巳年累计疫次最多。华北地区古代疫情主要集中在山西和河北,但在疫情发展中跨省市(地县)的大疫情也时有发生。疫情的发生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有密切相关性,旱灾、水灾是引发疫情的最主要自然因素,饥荒、战乱、人口流动和人群密集是影响疫情的主要社会因素。提示加强中医药防疫特色研究(如运气学说),加强华北地区疫情的联防联控研究,以及开展多学科协作研究,对现代传染病的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以来雷州半岛水利建设及其影响新探

雷州半岛缺水决定了水利是其命脉。宋代以来,雷州地区大兴水利,兴修了西湖渠、特侣塘、捍海堤等水利工程,形成了发达的水利网络。与之相适应,实行塘长、岸长制度,制定严明的水利法规。雷州水利工程的兴修促进了雷州半岛农业生产的发展,解决了城市水患,也反映了官绅集团在水利共同体中的相互关系,而雷州州治变迁也与水利工程密切相关,同时也影响了以雷祖祠为中心的相关信仰中心的变迁。

不同处境下宋濂的活动及创作

科场的失败、社会的动荡以及吏治的腐败,使宋濂对元朝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命运让他与朱元璋结合在一起,在辅佐朱元璋从草泽英雄到开国皇帝的道路上,宋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入明后,宋濂得到了来自朱元璋的许多殊遇,并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人们往往因此而对宋濂生憎恶之心。但如果我们对宋濂入明后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给予足够的了解,就会感觉到宋濂极不平常的心态。不同处境的变化,使宋濂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入明前,他的文章泼辣大胆,自由奔放,富有批判情神;入明后的文章批判锋芒则大为减弱,但仍然有不少值得称赞的文章。尤其是身处庙堂的宋濂依然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作传,一个封建士大夫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四川省蓬安县运山城遗址调查简报

2014年6~11月,受蓬安县人民政府委托,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古城堡文化研究中心对蓬安县运山城遗址进行了三次调查,共发现城门遗迹10座、碑刻15幅、龛窟7座、洞窟1处及其他遗迹、遗物若干。该遗址的调查为研究运山城宋代以来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

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但分别被明清政府所扼杀。东南沿海商民的海外开拓,在极端专制的明清政府看来,是游离于朝廷控制的不安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郑和则是实施明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机遇。但满清入主中原后,建立同样的极端专制统治,基本上继承明代的内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国海洋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在明清数百年东南沿海商民面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争中,强大的中央政权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

宋元明清历朝君主与书院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许多君主以各种方式重视、支持书院,对书院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动机和目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弥补体制内教育系统的不足,满足人才培养需要;二、表明对儒学的尊崇以及对儒家所倡导、宣扬的伦理道德原则与治国理念的认同;三、通过支持书院而对书院产生影响或介入书院内部事务,从而影响书院的发展方向甚至改变书院的性质,最终将书院纳入官方的意识形态控制网络之中。

张载思想研究的历史回顾

张载弟子较早地对张载思想作出恰当的评论。程朱从理本立场对张载思想进行解读和定位,奠定后世学人对张载思想的基本认知。张载思想受到心学体系的关注,但明清时期对张载气学思想内涵的发掘和高扬,导致理学展现出复归张载思想的趋向。近代以来,学人们摆脱道统观念或理学窠臼,不断对张载思想做出体系化解释,张载思想的多方面内涵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