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学视阈下清代文官补子艺术语言及意涵

中国传统服饰制度中官服纹样为封建等级社会思想观念的外化形式,是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的象征符号。清代官服补子纹样在封建礼制中极具代表性,不仅具有装饰功能,还是官员身份的识别标志。清代文官补子通过不同的主体纹样来区分官员等级,题材丰富多样,寓意深厚美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了清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之状,为官场生活和审美观念的直观体现。以语义学理论为切入点,结合艺术设计学对清代文官补子纹样艺术语言进行深入剖析,窥探清代官民思想观念及审美标准,深入挖掘其蕴含更深层次的语义价值及文化内涵。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完善清代等级制度的承传,还原清代官场生活及审美方面的真实面貌,还有助于为传统服饰文化研究提供借鉴。

明清之际官员的行政处分机构及方式的转变和意义——以文官为中心

清代建立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行政处分制度,由吏、兵二部分别职掌对文、武官员的处分事宜。在明嘉靖朝以前,对犯罪官员的刑罚和处分都由法司议定,自嘉靖朝开始,对文官议处之权渐归吏部。清入关以后,参酌明朝制度,改变了以往由刑部问罪和拟定处分的惯例,确立了对犯罪文官由吏部议处分和刑部议刑罚的制度。清朝制度的转变,并不是对明制的完全照搬。明朝后期将议定处分和刑罚的机构分开,是针对同一案件吏部和法司的分工合作。清初定文官由吏部议处,是指文官犯轻罪只由吏部议处分,无须议刑罚,罪重者吏部议革后再送刑部议刑罚。清朝将议处作为刑罚之外的独立的惩罚体系由吏部职掌,与明朝原有的惩罚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清朝由此逐渐建立了独立的行政处分体系和完善的处分法规,议定处分的程序也更加简洁高效。

民国初年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民初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形塑

学界普遍认为《大清现行刑律》民事部分的效力由1912年4月3日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所确立,但梳理史料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该决议由南方政权作出且并未被北洋政府承认,故民事法源的空白未在立法层面得到解决。“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确立,离不开大理院在“司法兼营立法”过程中的塑造。民初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大致经历了通过《大清民律草案》的尝试与挫败、大理院确立“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地位、剥离《大清现行刑律》刑法属性及该律地位的巩固等阶段。纵观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自清末兴起的“诸法合体说”起了关键作用,大理院根据该观点将《大清现行刑律》区分为不同的部门法,既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又避免另立新民法将会遭受的阻力。

“紫檀木边点翠金质山水图围屏”屏心的研究与修复

为了解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紫檀木边点翠金质山水图围屏”屏心的制作工艺,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拉曼光谱仪、红外光谱仪及数码显微镜对文物进行检测,明确了屏风所用材质:满铺“卍”字纹点翠为基底,大面积山体使用纯金打造,细节装饰配件则用金银合金、金银铜合金和银等金属材料制成,金质嵌件用金属丝拴结的方式与点翠基底相连接。笔者以科学技术分析为依托,确定了屏风的制作工艺为:制作木板底纹—点翠—制作金属嵌件—金属部件组装固定。针对点翠脱落严重、灰尘堆积严重、金属部件脱落、点翠基底开裂等伤况,对文物进行了点翠加固、除尘、金属部件加固、基底修复四个步骤完成修复。此修复研究为了解清代宫廷大型屏风的制作工艺提供了实践依据,并为后期同类文物的修复提供经验支持。

晚清长江中上游民船运输状况——以《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为中心的考察

1883年英国商人立德乐通过实勘实测的方法记录了其在长江中上游流域乘坐民船的航行情况,并留下数万字的旅行记录——《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生动再现了晚清我国长江中上游流域传统民船的运输状况。通过对行记的考察可以厘清我国民船的运输情形,自从清代前期长江流域全面贯通以来,逐渐积累了成熟的造船技术、完善的民船运营结构、丰富的行船经验等,都促进了长江民船运输专业化,高效率水运系统的形成。与近代轮船运输相比,传统民船在运输价格、航行范围、运营的灵活性上都具有优势,即使在晚清长江中上游开通轮船运输后,民船运输仍在持续发展。

清代科举试卷违式问题探析

清代科举制度在承继明代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自顺治二年恢复乡试起,清廷就开始对科场试卷违式问题高度关注,制定了相应的科场条例,并将这种严苛而烦琐的制度坚持至科举制终结。清代科场试卷违式可分为临文敬避、抬写格式与杂项违式三大类。若有违反者,清廷将通过罚科、黜落、革除功名和降调等手段对涉事士子、官员进行处罚。这就要求应试者在各级别、各场次考试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以避免因试卷违式而带来的惩处。故而,平衡乡会试三场考试,而非仅仅“首重头场”,是清代士子在科举考试中的应对策略。

从清前期长城地带历史变迁看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系统、精准的总结、提炼,该理论即是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结合清前期长城地带的历史变迁可知,清朝在使用和管理长城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在促进长城地带统一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在维系长城地带的统合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在促进长城地带民族交融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在维系长城地带和平及贸易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清代沱江流域旱涝灾害与气候变化分析

为深入探析气候异常事件背景下的沱江流域旱涝灾害响应规律,重建了清代沱江流域旱涝灾害时间序列,并对其相关资料进行数理统计、突变检验、功率谱周期分析、ADF及Granger因果检验等分析,探究了清代沱江流域旱涝灾害发生规律及其气候驱动力因子。结果显示:清代沱江流域发生208次旱涝灾害事件,平均每1.29年就会发生一次旱涝灾害。洪灾多于旱灾,持续性洪灾旱灾事件共计21次,灾情总体较为严重,旱涝灾害交错频发,且年内还有旱涝并存现象。1800-1910年沱江流域旱涝集中呈链状分布。清代中期灾害数达到了最高峰,特大型灾害集中在清代中后期。1863年是沱江流域旱涝灾害的重要突变点,之后灾害明显增多。清代旱涝灾害与年均太阳黑子数呈显著相关,连续性灾害事件在太阳黑子极值年前后多发。旱涝灾害变化周期约2.5 a,与ENSO循环有较强同步性。在ENSO事件年时,沱江流域出现旱涝灾害的次数明显增大。滞后期为1 a时,太阳黑子活动、ENSO事件是沱江流域旱涝变化的主要气候诱因。研究成果既填补了沱江流域在气候变化下旱涝灾害机制的研究空白,又丰富对长江流域旱涝灾害时空分布格局与规律认知。为加强科学利用水资源和防灾减灾工作提供有益参考,也对沱江流域的防洪抗旱工作、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

从承德史迹看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凝练出的“五个突出特性”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本自具足、不假外求的独特属性,是观照过去、展望未来、把握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把秘钥。承德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等史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对诠释“五个突出特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脉络不无裨益。碑志、典籍、建筑等承德史迹见证了清代木兰秋狝、修《四库全书》、土尔扈特部东归、六世班禅觐见等重大事件的始末原由,探求其中折射出的历史逻辑有助于加深对“五个突出特性”的正确理解,从而更好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历史支撑。

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制度考略

中国古代 ,国家正式职官的设置止于县 ,县以下没有国家行政。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 ,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传统乡里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地方社会近代化的时代要求 ,各地陆续生成了区乡一级行政。这一期间的区乡行政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清末以来新生的区乡行政 ;二是由清代旧乡地演变而来的区乡行政或准行政。就职能而言 ,前者又可以分为单一职能类型的区乡行政 (教育行政、警察行政和保卫团政 )和职能全面类型的区乡行政 ;后者或系由旧乡地直接转化为新型的区乡行政 ,或系以旧乡地而充当新生区乡行政的下级区划和组织 ,或基本保持着旧乡地的原有性质和职能。就主体性质而言 ,这一时期的区乡行政还存在着“自治”行政与“官治”行政的区别。这一时期的区乡行政大多具有常设机构 ,其行政人员一般按法定程序任职并具有职业化的公职身份 ,大多具有建立在法定公共财政或公共收入基础之上的经费制度 ,承担着地方社会的各种现代性行政职能 ,因此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现代性质。但同时在各方面也仍然带有传统色彩。

论清代民间慈善活动的三种类型

清代民间慈善活动可以分为个人救助、宗族救助和民间慈善机构救助三类,它们在其救助的动机、范围、条件等方面各有不同。它是整个清代社会救助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弥补了清朝政府社会救助能力之不足。相对于清朝政府社会救助而言,它具有注重救助的血缘性、地缘性和友情性的特点,这种特点表现在选择救助对象的优先顺序上,就是由亲至疏、由近至远。

英国与晚清中国邮政发展研究(1840—1911)

近代中国邮政的发展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其中英国对晚清邮政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英国对晚清邮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率先在中国开办客邮,客观上刺激了近代邮政的发展,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夺了中国的邮政自主权;二是在制度层面,晚清邮政在人员构成和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明显借鉴了英国的相关经验。晚清中国邮政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曲折与无奈。

清代妇女民事诉讼权利考析——以档案与判牍资料为研究对象

在“三从”伦理规范的约束之下,作为没有完全责任和行为能力的个体,清代妇女的诉讼权利受到了种种制约。但在实际的诉讼案件以及判牍、档案资料中,妇女的诉讼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且在某些时候表现出了比男子还要优越的主动性。对这种存在与主动性的深入探讨,不但可以揭示清代社会妇女诉讼权利的实际状况,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礼法制度及其司法实践在妇女问题上的契合与分离,以及礼法观念与人们实际生活的结合程度。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明清采木

明清时期奢侈之风兴盛,朝廷采办大量木材用于薪炭、造船、建筑以及家具。木材采办主要分布于四川、湖广、浙江等地,采伐后经过陆运、水运两种形式将木材从产地运送到京城,并储存在木厂之中。由于没有得到妥善的管理,在运输和贮藏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浪费。重点研究木材运输、贮藏过程及其特点,认为这一时期朝廷的采木超出了生态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不利于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与良性循环。

《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

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阐述了《待访录》在清末中国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待访录》作为一个抗议专制皇权的民权寓言出现在清末中国的思想界,以杭州与温州瑞安为中心向广东、上海、四川、湖南等地传播,成为推动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清代会试中额与登科进士人数之关系

清代的会试中额,就是准备取中进士的数额。从会试中额到最终登科进士数额之间,先后有四个数字出现,即会试中额、会试实际取中贡士的人数、参加殿试的人数、登科进士的人数。在正常情况下,这四个数字之间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士子本身的原因,以及清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些特殊规定,往往会使每两个相邻数字之间发生一些变化,或增或减,最终使登科进士的人数与原定中额不一。从制度层面研究这一现象,或许有助于我们在考证、统计进士人数时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流存于日本的我国古代俗曲乐谱

文章所论之流存于日本的我国古代俗曲乐谱 ,是继《碣石调·幽兰》琴谱、具有宫廷雅乐性质的《魏氏乐谱》等 ,从日本“返输”回来之后的又一份流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音乐乐谱。与前两种乐谱不一样的是 ,本文这里论及的这些乐谱及作品 ,同我国的明清俗曲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可以说 ,完全是属于民间音乐性质的俗曲乐谱及作品。它为佐证今天我国传统音乐中的许多作品 ,特别是民间音乐中的作品即为明清时代流传广泛的俗曲 ,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依据。对我国有声音乐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曲谱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

清末民初民事习惯调查的勃兴与民间规范的式微

从清末开始的变法改制,结束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法与民间规范浑然一体的时代。在清末民初西方化语境中日渐勃兴的民商事习惯调查,由于法律对民众生活全方位的规制、"调查"方式本身的局限及立法者对习惯吸纳过程中的改造等原因,造成了民间规范的式微,最终形成了"国(国家法)进民(民间规范)退"的大格局。在法典化成为主流的今天,立法者必须注意调适国家法与民间习惯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法律的生命力或持久性,在于能有选择地吸收拥有广泛民情基础且合乎时代需要的风习。

略论清代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清代在水土资源、林木资源、矿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等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包括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发展生态农业、植树造林、加强法制、设立环保机构等。

吹皱春水:明清笔记对西器东传的关注与书写

明清笔记弥补了中国传统官史在记载西器东传过程中的缺失和不足,后者将主要篇幅用于政治及其制度的记载,而前者却因其随意和猎奇的特点,将西洋物质文明传入中国的历史做了较为广泛的记录,体现出明清时期西洋物质文明在中国的渗透状况。明清笔记对西洋器物的记载,因作者所处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明清笔记作者及其所载事主对西器的认识虽各不相同,但仍能从整体上反映出国人对西洋物质文明,经历了一个从保守自傲到虚心接受,再到"师夷长技"的发展过程。当然,部分国人在接受西洋器物时也产生了"崇洋媚外"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