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loring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Insights from the“Golden Tax Phase Four”Project

This article primarily examin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alongside other associated issues.It integrates insights from China’s“14th Five-Year Plan”and anticipates the immin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Golden Tax Phase Four.”With this backdrop,the article offers recommendations for advancing the reform of th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axation,and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The impact of big data tax administration on corporate ESG—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Golden Tax Project Ⅲ

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practices are pivotal to global sustainability yet face challenges.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lden Tax Project Ⅲ,we find that big data tax administration decreases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Mechanism tests indicate that Golden Tax Project Ⅲ can reduce tax avoidance,cash flow and green innovation,thereby inhibiting ESG through the“taxation effect.”Conversely,the project can reduce agency costs and improv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thus promoting ESG performance through the“governance effect.”Overall,however,the project inhibits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According to further analysis,the negative effect on ESG performance mainly impacts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E)element.This paper provides insights relevant to advancing China’s“dual carbon”policy and formulating a“Chinese approach”to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大数据税收征管与审计质量——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

“金税三期”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涉税数据的大集中,对企业审计质量起着重要的影响。以2010—2022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大数据税收征管如何影响企业的审计质量,并揭示二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和在不同环境下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有效提高了审计质量。机制检验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降低注册会计师的业务风险和审计风险,从而提高审计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和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大数据税收征管提高审计质量的效果更为显著。

大数据税收征管有助于抑制关联交易吗?--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断增长,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文章以“金税三期”工程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公司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基于2011—2018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发生的商品与劳务类关联交易数据,通过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文章研究发现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大数据税收征管模式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关联交易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外部市场制度不完善时,“金税三期”工程对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关于机制的研究显示,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征税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会计稳健性和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从而减少企业关联交易水平。文章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经济效应,而且对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深化监管方式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税收征管信息化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十四五”规划中强调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提升数字化政府服务效能。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考察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具有深刻现实意义。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工程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信息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降低了试点地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检验发现,“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是通过降低经营风险和减少投资高风险项目实现。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税三期”工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效应在不具有政治关联以及杠杆率较高的企业之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有助于引导企业进行合理投资,避免盲目追求高风险投资,也为继续深入推进税收信息化治理提供证据支持。

税收信息化建设与企业税收负担: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金税三期政策试点推广所引起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09—2018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以带有调节效应的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金税三期对企业税收负担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税收信息化建设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通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金税三期降低企业税负的效应还受到企业规模影响,企业规模越小,税收信息化带来的降低税负的政策效应更明显。该政策效应亦存在区域特征依赖性,在东部与中部地区政策效应显著,但西部与东北部地区并不显著。金税三期工程较好解决了税收信息化建设与降低企业税负之间的冲突,这一结论也有助于正确认识信息化建设与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

大数据税收征管与企业避税天堂直接投资——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应用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从避税天堂直接投资视角,探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可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避税天堂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增强税收征管分析能力、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提高制度环境质量,有效抑制了企业避税天堂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无政治关联和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弱的企业,大数据税收征管对避税天堂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此外,上述抑制作用具有行业异质性,在市场竞争较激烈和科技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研究拓展了大数据税收征管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阐明了大数据技术在抑制企业国际避税中的作用,为我国政府进一步参与全球税收治理,护航和规范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电子税务发展与政府审计质量提升:来自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将国家金税三期工程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等实证探究了电子税务发展对政府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电子税务发展有助于提升政府审计成果转化率、加大审计查处力度、提高审计落实质量,进而实现了政府审计质量的全面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从区位特征来看,电子税务发展对东部地区政府审计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强,对中西部地区政府审计质量的提升效果较弱;从政府财政压力来看,电子税务发展对政府财政压力较小地区政府审计成果转化率和审计查处力度的促进效果更强,而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地区政府审计落实质量的促进效果更强。

金税四期背景下企业税务风险防范措施研究

金税四期推动我国税务工作由“以票控税”向“以数治税”转变,对企业税务要求逐渐提高。在智慧办税、智慧监管条件下,企业面临较高税务风险,如虚开发票、互联网纳税、数据关联异常,增加企业税务管理难度。基于此,文章以金税四期背景下企业税务风险防范措施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金税四期及金税四期对企业税务的影响,其次明确税务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最后分析了当前企业面临的税务风险,并提出几点防范措施,旨在为业内学者提供新的思维支点。

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税收征管数字化是税收征管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典型事件,已有文献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在企业层面的治理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有成果分析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在进行平行趋势、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更换被解释变量、剔除部分样本、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原因,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促进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和企业享受比例,从而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拓展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在2014年之后的年份,税收征管数字化促进企业慈善捐赠的效应更为显著。建议深入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对企业慈善捐赠的规范和引导,同时注重发挥税收大数据“以数治税”优势,促进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及时精准地匹配到每一户适用企业,助力企业更好实施慈善捐赠。

跨部门信息协同与小微企业社保缴费遵从

小微企业社保缴费存在参保率低、职工参保率低、缴费水平低等问题,损害了社保制度的规范性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本文使用“金税三期”工程上线作为跨部门信息协同的外生冲击,实证研究了税务部门与社保部门跨部门信息协同对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为跨部门信息协同有利于提升小微企业的社保缴费遵从。异质性分析表明,信息协同会导致小微企业社保缴费遵从提升,主要表现在过去监管力度不足的企业上。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税务部门能够通过信息化建设渠道影响小微企业社保缴费遵从,从而提升社会保险覆盖率,有利于形成“强征管,低费率”的理想税费制度。

“金税四期”背景下企业税务管理优化策略

2022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金税四期”的开发工作,完全转变了以票控税的思路,以智慧税务构建为全新目标,基于以数治税的要求将非税业务纳入监管当中,从而达到对企业业务全闭环监管的目的,让企业税收监管更加严格和透明,有效解决了税收贪腐的问题。因此,企业需要加强对“金税四期”的研究,明确其对企业税务管理的影响,分析当下企业税务管理面临的难题,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以期提高企业的税务管理水平,更好地适应税制改革的新变化。

大数据税收征管能够缓解企业税负粘性吗——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效应分析

基于2008~2016年上市公司数据,借助“金税三期工程”在全国逐步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税负粘性,这种缓解效应在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以及财政创收压力较小地区的企业中较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减少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规范税务机关征税行为、切实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等路径可有效缓解企业税负粘性。此结论可为持续完善税收信息化建设、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和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税收征管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金税三期工程上线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如何影响现金持有。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显著提高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且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较激烈企业、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这种现金增持效应主要源于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通过抑制管理层超额持现引致的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进而提升现金持有量;进一步研究发现,超额现金将用于公司研发投入和股利发放,实现了资金的二次优化配置,最终提升了现金持有价值。这为金税工程的政策绩效评估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同时也为进一步完善智能化监管,推进纳税系统信息化提供理论及经验支持。

税收征管与企业“脱实向虚”

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加强税收征管能有效抑制企业“脱实向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税收征管能缩紧现金流、减少代理成本进而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有效发挥遵从效应与威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的治理效果在高利润企业、高外部融资企业、严格内控企业与严格外审企业表现得更为突出。研究结果对探索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完善税收征管体制提供了思路参考。

税收征管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金税工程三期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税收征管改革的“金税工程三期”准自然实验,引入多时点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金税三期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税收征管有助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对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企业提升效果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不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的作用效果显著;东部地区政策溢出效应效果更明显,西部中部地区政策溢出效应不显著。文章从大数据税收征管角度拓展了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为进一步实现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政策溢出效果,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金税三期”工程的治理效应检验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则为治理信息披露违规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将“金税三期”工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治理效应,结果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显著抑制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发生和次数,其中存在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抑制信息披露违规的双重传导路径;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会强化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可以强化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信息披露违规次数的抑制作用,而对信息披露违规发生则表现出两者具有替代关系。因此,政府部门应持续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强化税收征管并采取差异化措施,企业则应不断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以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的治理功效。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于构建“以数治税”新格局、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以2015—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实施的金税三期工程为契机,考察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数据税收征管显著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2)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降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降低企业寻租行为和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三个影响机制促使企业提高税收遵从度。(3)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大数据税收征管的共同作用能够更为有效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而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提高作用在审计质量较低、独立董事比例较低、两职合一的企业更显著。研究对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和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税务机关应注重发挥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化赋能企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情景因素下的差异。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费用粘性,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影响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路径实现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此外,从政府调控、市场环境和企业行为三个维度,分别选取税收征管强度、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拓展性分析。异质性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而内部控制质量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反映了两者作为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税负粘性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不仅提高了税收机关管制企业逃税的能力,并且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压缩了税收机关的自由裁量空间,提高了税收征管的规范性,有利于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通过提升征管规范化水平从而降低企业税负粘性这一作用机制,然后基于“金税三期工程”上线的准自然实验和多期双重差分法,利用2008—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工程”的上线显著降低了企业总体税负的粘性,这一效应在财政压力较大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本文研究结论认为,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为多维税收能力的提升和税收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