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行记中的官差旅行文化

宋代官员任官、选官制度加速了官员的流动,增加了官员出行的机会,也为行记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宋代官差行记最直接地反映了宋人长途公务旅行的场景,其旅行特点表现在:官方为官员出行配备交通工具,担任地方官者可以携带家小上任、离任,旅途中聚会宴饮众多,赴任、卸任时间宽松。贬谪之旅是一种特殊的官差旅行,与普通的官差之旅相比,同中有异,从中可以看到贬谪对官员的打击与前代相比程度减轻,是宋代统治者礼遇文人士大夫的具体体现。

唐宋文人的游历与人文山水名胜的形成

唐宋时期文人的漫游和宦游现象对人文山水名胜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其形成因素主要有 :第一 ,文人的题诗咏叹 ;第二 ,文人的石刻墨宝 ;第三 ,文人的游历故事与传说 ;第四 ,文人的寓居之地。唐宋时期之所以成为人文山水名胜形成的重要时期 ,其原因有 :第一 ,唐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最辉煌时期 ,各个艺术门类都达到了极高的地位 ;第二 ,文人有艺术审美的眼光 ,善于发现自然的美 ;第三 ,文人在漫游和宦游中体验的自然往往浸润着自己的主观感受 ,这就使自然山水具有了人文的内涵 ;第四 ,著名文人有明星效应 。

士风重建与人物书写:以陶榖形象的塑造为例

陶榖曾先后在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任官,是五代宋初文人的典型代表之一。其性格偏激急躁,追求名利,行事作风为当时人和后世所诟病。然而,陶榖的形象通过史料和文学作品的加工处理而典型化、脸谱化,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其真实面目。通过对陶榖家庭背景和行为的具体分析,可以对陶榖其人有更加真实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认识五代宋初所面临的士风重建问题。

乾嘉时期士人游幕与诗风嬗变

士人游幕,其诗歌主题、题材、形式以及风格往往会发生相应的改变:题材更为丰富,形式更多元化。这种改变一是受幕主影响,一是因江山之助。游幕士人在幕主魅力的感召下,接受幕主的文学主张,诗歌风格发生改变;而游幕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使其文学审美趣味发生改变,诗歌风格亦因之而发生嬗变。

论宋代游宦文人对桂林山水文化发展的贡献

宋代游宦文人对桂林的山水文化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他们通过写诗著文,撰述志书、笔记,歌咏、记录桂林山水风光;或者修筑人文景观,崖壁题刻等文化活动,赋予桂林山水深厚的人文内涵,并进一步发现其地位和价值,为之赢来"甲天下"的盛名。

交游酬唱:南宋与元代士人的兰亭雅集

兰亭雅集是中国士人交游聚会的典范之一,始自东晋王羲之邀集四十二位江南名士在会稽举行雅集;此次活动,参与者众多,有具体的活动内容、场景,有诗文、书法与酒为媒介,与图像化的绘画相结合,形成诗书画融合的景象。江南士人三月初三日的兰亭雅集,将古代袚除污秽、男女相会的习俗,转化为文人群聚,以诗酒会友的春游雅集,成为古代士人高雅的群体活动。这种中古时期以门第高士为主的活动,随着唐宋科举取士、新兴士人阶层崛起,士人集会的类型增多、资源更丰富,活动内容愈趋多元,以兰亭为名的雅集在形式与风格上,对东晋故事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与变化。特别是南宋到元朝间,由于政治、社会的骤变,士人交流集会趋于多元、样态复杂。本文探讨南宋到元代士人官僚以兰亭为名的雅集内涵与组织、结构变化,并呈现易代之际士人群体集会的差异现象。

宋代文人视域中元结的三重身份——以诗文中与人并举为观照点

以诗文中将元结与他人并举作为观照点,恰可洞见宋代文人对元结之"事"与"调"的体认,也可管窥宋代文人对元结的接受。宋代文人将元结与嵇康、王子猷、陆龟蒙等并举,让元结的"漫"有了更为凿实的意义。同时,屡次将元结与逋客、退士、陶渊明、张志和等并举,进一步确立了元结的隐者身份。北宋文人鲜少提及"元道州",南宋文人则热衷于表彰作为良吏的元结,多次将元结与阳城并举。在宋代文人视域中,元结至少兼具漫家、隐者、良吏三重身份。

北宋士人名花名木种植诗作综论

士人花木种植诗作,是指古代士人描写自身及其它士人从事花木种植活动以抒情寄意的诗歌作品。北宋士人名花名木种植诗作风神隽永,意蕴丰厚,共同营造出这些士人得以寄托身心于其中的生动广袤的精神世界。在这个精神世界中,既能欣赏到各种名花名木本身之美好神韵,又可窥见士人与花木之间的精神关联,还能经由花木之纽带感受到士人与其师长亲友之间的深厚情感;进而以花木园圃为中间地带透视士人公、私领域之间的区隔与融通,最终以花木园圃为镜子照见相通并育、生机盎然的天人关系。

北宋洛阳私家园林考录

北宋时期以古都洛阳为西京,许多官员、文人在此居住生活,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城内外先后兴建了大量的私家园林,在建筑、山水、花木等方面均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本文通过广泛的历史文献搜集,对北宋洛阳私家园林的重要实例逐一加以梳理,考证其园主、位置、格局,分析其造园特色,以求钩沉史实,留存旧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