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境腐败资产直接追回之民事诉讼——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为中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规定了缔约国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直接追回腐败资产。一系列国际公约和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都承认国家作为民事主体的诉讼权利。在直接追回腐败资产的民事诉讼中,受贿者、行贿者以及中间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告。资产追回行动具有许多独特的挑战,资产追回律师应具备一定的政治头脑和会计、金融、法律等领域知识。起诉地点的选择主要受腐败所得资产所在地的影响。就诉讼的类型而言,主要有所有权诉讼和索赔诉讼两类。资产民事追回案件中的调查措施,有前期披露、禁言令和单方搜查令等;临时资产保全措施,如限制令、冻结令或扣押令等。

中美会展政策环境与支持措施对比研究

文章通过梳理中美两国会展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对比中美两国的会展政策环境与支持措施,发现其相似性与差异性,找出我国会展业所具备的优势与不足,吸取美国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会展的政策与支持措施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当代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及中国的角色担当

本文旨在系统回顾和探讨国际海洋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重点分析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以来的国际立法与司法实践,以及各国的实践和应对,并对中国的角色担当作出重点分析阐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现代海洋法的基石,奠定了国家间在海洋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海洋权益划分等方面的法律框架,为全球治理海洋提供了重要的法治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海洋环境的变化、科技进步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海洋法领域中出现了诸多新的挑战与问题。例如,海洋污染、气候变化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海底资源的争夺、新型海洋技术的应用等,都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海洋大国,在海洋法的制定与实施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和签署,还在随后几十年的国际海洋法实践中不断推动该领域的完善与发展。中国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和多边机制,在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的同时,促进全球海洋事务的公平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在应对新兴海洋问题方面也进一步发挥作用和加强影响力,特别是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极地研究等领域。这使得中国在全球海洋法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并在国际海洋法的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中国贿赂犯罪立法之缺陷与完善——以适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预防为先、打击为主、强调国际合作、重视资产追回的反腐法律理念与制度机制,为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败行动、提高反腐败成效、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提供了国际法律基础和强力支持。参照《公约》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对我国刑事实体法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进行考察,认为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与《公约》的相关规定虽然有着许多相互对应的地方,但二者“形似神离”,在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贿赂犯罪处罚的对称性及刑罚配置等方面各不相同。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七点建议。

试论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协调与立法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问世极大推动了国际反腐败事业的发展,中国对该公约的签署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但与公约的要求相对照,我国现行《刑法》还存在着诸多立法上的缺陷与空白,亟需进一步协调与完善。

追逃追赃与刑事司法协助体系构建

追逃追赃工作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密切相关。我国当前追逃追赃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关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模糊以及与国内法的衔接不够完善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成效。我国应当确保国内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现有效衔接,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紧完善《引渡法》,尽快出台《刑事司法协助法》,加强执法司法机关人员的能力建设,更多地运用境外追诉,完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

中国贯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措施

多年来各国在反腐败执法合作上并不尽如人意,执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够。其原因在于各国的价值观念和法律制度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反腐执法合作的展开。基于此现实,应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中心,以外交手段为依托,通过谈判协商以修正或补充相关条约内容,以谋求国际合作在个案上的突破。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传统刑事司法国际合作的方式比较单一,过于注重和依赖刑事警察机构力量。为更好地运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国际合作机制,实现国际反腐机制的高效性,我国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应走在追逃和追赃国际合作的第一线,检察机关应在主动引渡和境外追缴犯罪所得的国际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通过外交措施积极与被请求国的司法机关合作,克服在引渡或遣返犯罪嫌疑人等司法合作中遇到的法律困难和障碍,修改条约的有关内容,以实现国际反腐合作机制的更新。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最新刑事立法的衔接

近年,我国政府惩治腐败取得明显成效,刑事立法也及时跟进,具体表现为: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规定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之死缓犯的终身监禁制度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不仅需要国内立法的及时调整,也需要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和成功经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惩治腐败犯罪最为完整和全面的国际法律文件。研究该公约与我国刑事立法的衔接问题,对我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审慎适用死刑立即执行,适度扩大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构建公职人员廉洁信息和情报监督制度,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协作。

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治理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亟须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法律合作治理商业贿赂新的里程碑。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不仅是我国履行公约义务的责任,也是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必然要求。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还将有效促进反腐败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中国的选择:加强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世纪难题。寻求良好的治理方式、建立廉洁政府是各国共同的愿望。该文在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突显的反腐败治理国际合作潮流以及中国当前反腐败治理所面临挑战的分析基础上,指出以《公约》为契机,加强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既是我国必然的选择,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论我国行贿犯罪立法的缺陷及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部分外国刑法之规定为比较视角

同《公约》及部分外国刑法规定相比,我国行贿犯罪需作如下完善:其一,在罪种上新设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和对有交易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前者可以提升我国行贿指数(BPI)排名,后者能够弥补行贿罪惩治范围的不足。其二,在主观上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代之以"意图收买职责行为",惩罚为正当利益而行贿者不存在刑法强人所难。其三,在客观上修改贿赂内容为"利益"并扩大行贿方式为"许诺、提议或实际给予",可以通过行贿行为定罪和行贿后果量刑的方式来解决提供非财产性利益行贿的认定难题。其四,在刑罚结构上调整罚金刑的设置并增设资格限制刑等。

美国防治草地贪夜蛾农药登记应用现状(一)--传统农药

美国位于草地贪夜蛾的发源地美洲大陆,和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同一纬度,作物生长的气候条件类似,在防治草地贪夜蛾方面有着较长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常规化学防治和推广应用转基因作物成为美国控制草地贪夜蛾为害的主要手段。以美国当前的农药商品登记信息为分析对象,以期能够体现美国在商业层面防治草地贪夜蛾的主要杀虫剂和转基因技术的登记应用情况,为我国草地贪夜蛾的治理提供参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私营部门内腐败犯罪的规定及启示

我国虽然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如何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与该公约相衔接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私营部门内腐败犯罪的规定,从私营部门内贿赂犯罪到侵财犯罪,将其与我国刑法现行规定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利于我国立法上的完善与借鉴。

斡旋受贿犯罪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刑法》规定的斡旋受贿犯罪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刑法学界对于斡旋受贿犯罪的独立性及其构成要件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影响力交易罪的规定,对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进行重新审视,并对之加以重构。

反腐败国际合作法的新发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评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件 ,它从国内防范和国际合作两方面对反腐败问题做了规定。反腐败缺乏国际法律依据一直是国际社会反腐败存在的障碍 ,该公约在反腐败国际合作领域做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 ,成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有力保障。而公约就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犯罪侦察、罪犯引渡、腐败所得资产的追回等问题的相关规定 。

美国进步时代的廉政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腐败的高峰期。贪污受贿、收取回扣、巧取豪夺、偷盗欺诈、内部人交易等形形色色的丑闻充斥着当时的美国社会。对这个时代美国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描述,剖析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系统介绍当时美国所采取的反腐措施,对于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面临着一些与美国进步时代相似问题的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可以为廉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比较探析

作为世界第一部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国际社会倡导了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更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基本上是与《公约》相适应的,然而,在罪名体系、犯罪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方式、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行贿人的主观目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有效打击贿赂犯罪,与《公约》规定接轨,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

论影响力交易罪的基本构造与转化适用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种新型腐败犯罪,是贿赂犯罪的外围犯罪,目前我国刑法中尚无任何与之对应的罪名。建议在刑法分则第8章"贪污贿赂罪"中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和有影响力人员受贿罪,以实现该罪的国内法转化。

我国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规定了有关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犯罪,包括向私营部门工作人员行贿犯罪和私营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与之相比较,我国有关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尚存差距,主要表现在:主体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贿赂的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行贿方式规定单一;对商业受贿犯罪贿赂的归属规定不明;入罪范围比《反腐公约》窄。具体的立法完善建议:修正罪名;完善体系;扩大贿赂的范围;扩大行贿罪的行为方式;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将数额犯修改为情节犯。

论外逃腐败犯罪资产追回机制的构建——以公益诉讼制度为视角

资产追回与返还机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最重要的机制之一;但是要在我国现行法律下顺利追回外逃腐败资产还存在诸多障碍。从公益诉讼的角度探讨如何在我国建立外逃腐败资产追回机制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以期在公约的效力范围内最大程度追回外逃腐败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