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的情感思想:《隋书》对独孤皇后以情误国的书写

《隋书》是唐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它集修史、取鉴、资治于一体。唐初统治者认为,文帝的废长立幼是隋朝败亡的缘由,在魏征笔下,高颎的废黜、太子勇与晋王广的废立皆因情起,而这些情事的本源,则在独孤后的“誓无异生之子”与“性忌妾媵”,情在逻辑上成为隋亡祸本。《隋书》情为祸本思想受太宗一朝政治影响,更是魏征探索情感哲学的努力。宋明理学前,儒家情感思想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对现实的指导更差强人意,士人纷纷从各自领域对情展开理论探索,魏征的情感认识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唐代之前的情感史建立在文史哲、政治、现实交织的基础上;中国历史上的情感也走过了从中心到受摒、再到重新被认识的过程。赋正史以情感议题,《隋书》的政治史面貌或可得到改观。

隋唐五代时期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马嗜苜蓿,苜蓿作为马的最佳牧草,为唐马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采用植物考据原理与方法,以记载隋唐五代苜蓿的典籍为基础,结合现代研究成果,考查了隋唐五代时期苜蓿的种植分布与栽培利用等。结果表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带动了唐苜蓿的发展。《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禦冬"。考查发现,唐时期陇右、关内、河东三道、安西都、毗沙都和渭河与黄河下游流域乃至郢州等皆有苜蓿分布。《新唐书》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根据《唐六典》记载的驿站马匹数量,最大的都亭驿站有驿马75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00hm2,最小的驿站有驿马8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1.33hm2。驿田之性质与牧田同,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在隋朝设有掌管种植苜蓿的部门,唐有苜蓿丁掌管苜蓿种植,并以律令制度对苜蓿种植进行了规定,建立了以苜蓿为主的饲草基地,解决了冬季饲草这个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问题;唐代仍沿用着汉代苜蓿分期播种技术,加强了苜蓿秋冬季的管理,苜蓿在饲用、食用、药用和香料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隋唐五代苜蓿的管理经验和种植利用技术,对今天我国苜蓿的发展具有积极的鉴借作用。

陈寅恪先生“胡化”、“汉化”说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把胡化、汉化的问题视为中国中古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抓住这一关键环节，解释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胡化”、“汉化”说，是陈先生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中古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一学说在５０年代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今天重新学习、研究他这一学说，吸取其精华，对于我们匡正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浅薄浮躁的学风，尤有特别的意义。

吕熊及其《女仙外史》新论

《女仙外史》的遗民意识及才学化尚未得到充分论述。县志材料可以用来探讨吕熊的明遗民身份;而对"篡国者"及其追随者的痛恨、对故明王朝的深深眷恋、天命思想中蕴含着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无奈等三个方面可充分体现《女仙外史》的遗民意识;从历史典故的运用、诗词赋法的引入等方面的论述可充分体现《女仙外史》的才学化倾向。

隋唐五代日月食记录

对隋唐五代时期的日食、月食记录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勘误和统计分析。研究了这些记录的文献来源、时间分布、覆盖率和记录特征。这一时期记载了实际可见日食的65%和月食的28%。

流寓周隋的南朝士人交往图卷——新出隋开皇八年《朱干墓志》笺证

吴郡钱塘朱氏是南朝齐梁间文学世家,其后裔在进入北周后竟不为史载。新出土的隋代《朱干墓志》所揭示的正是朱氏一族在周隋间的政治与文化生活轨迹,并为其家族世系的链接补备了重要阙环。由于墓志的序和铭是出自南朝文学领袖明克让与庾信之手,故对于补备他们的遗文和研讨入北的南朝士人交往关系保存了珍贵史料。其中所揭示的丰富的南朝士人行迹与文化传承,也为进一步探究周隋间的政治文化倾向特别是文化理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渊源新论——以小说戏曲文化生态共生为视角

一般认为《麒麟阁》取材自《隋史遗文》等隋唐题材的小说,《说唐全传》与《隋史遗文》存在因袭关系。至于《说唐全传》与《麒麟阁》的渊源,尚缺关注与研究。倘以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化生态共生为视角,考索《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间渊源,可发现《麒麟阁》可能得自《隋史遗文》的"旧本"———"市人话本"颇多;《隋史遗文》及其"旧本"、《麒麟阁》都可能是《说唐全传》创作的依据;甚或,《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是同一"旧本"衍化出来的三个既有继承又有创造、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子本,是小说戏曲互动其生的具体表现。关于三者渊源的探索考察,有利于诸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

《水经注》所记“鸿隙陂”研究

古代陂是淮河流域主要的水利设施,它兼具灌溉,水产养殖和调蓄洪水等综合效益。鸿隙陂最早见于《汉书》的记载,两汉时,它属汝南郡,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后代文献中有关鸿隙陂的记载十分混乱:《水经注》中存在明显的佚文;《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又与《水经注》相矛盾。《水经注》与《隋志》的记载并无重大分歧,通过补正《水经注》的记载,并结合对古遗址分布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鸿隙陂的地理位置,应在息城至新蔡线以东,汝水、慎水与淮水之间的地区。

隋前正史医事伦理探骊

征引隋前正史中医学史料,从高层之医学人文关怀、医学教育及医学传播三个伦理方面进行论述,认为:医与政有着天然紧密相连的渊源关系,医政充分体现了政府有无政治作为和是否实施人文关怀;汉魏南北朝时期太学、地方官学、私学都很活跃,在医学教育方面,也有深刻的进步理念;中医药作为加强民族间交流和融合的友好使者,对当今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有着重要的引领意义。

长安新出隋开皇十五年《元纶墓志》释读

长安新出隋代开皇十五年《元纶墓志》是尚未披露的新资料,据此可以研讨北魏以迄于隋代的拓跋元氏家族的世系关系以补正史籍,以及昭成帝一系定著在长安的子孙与周隋统治者的政治关系和其社会地位,也为隋代职官、地理与书法诸方面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史料信息。

隋唐长安城的历史环境-空间逻辑初探

长期以来,关于隋唐长安城的研究汗牛充栋。本文试图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隋唐长安城的历史环境进行重新思考,深入剖析这座伟大都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空间逻辑。隋唐以前,关中已经拥有了西周丰镐二京、秦栎阳与咸阳、西汉长安等一系列原创性都城案例,这些都城及其离宫别馆的覆盖范围达到4000km^(2)以上,形成了关中核心区巨大而长时态的城乡空间环境。这一空间环境反映出自西周至隋唐约2000年的时间里关中地区都城的连续性“建设-弃置-重建”过程,自西向东逐渐出现了分别由周、秦、汉人开辟建设的城市发展区。这些城市的建设与废弃随历史变迁此起彼伏、滚动发展,最终汇聚叠置,于今天的关中大地.上。其中秦汉、隋唐都城交叠并置的现象十分明显,空间格局十分典型,对以后王朝的都城规划建设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经过几代学人的精耕细作,在小说作者、版本考证、文体与类型的探讨、文本的解读、小说史的编纂、小说理论的阐释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以及新的科技手段的运用,不但有新的学术领域和问题的出现,已有的学术结论也需要重新审视。本栏目将陆续推出几组论文,对小说观念、小说类型、小说批评、小说创作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深入探索。王齐洲教授的论文《〈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探讨了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认为《汉志》和《隋志》虽不是文体分类,其中却有文体因子。二志都强调其所著录的小说作品提供了民情风俗和百姓对政教的意见,具有民间性、通俗性、琐碎性特点,但都没有强调故事性和虚构性,与现代小说观念颇有差异。傅承洲教授的《清代才学小说是否构成一个小说类型》对当下流行的才学小说类型概念提出了异议,认为从才学小说概念形成过程和小说类型构成要件的角度考察,《野叟曝言》、《蟫史》、《燕山外史》和《镜花缘》四部小说并不能构成一个小说类型。四部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均不相同,很难归入一类。炫才是文人创作小说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能成为小说类型的构成要件。几位学者都对古代小说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也许并不是定论,但定会对古代小说研究者有所启发,对古代小说与小说批评的研究有所推进。

“关中本位政策”新论——以隋唐帝国形成的基础要素为中心

"关中本位政策"是隋唐帝国形成的政策基础,主要包括军力基础、财力基础和文化基础。关陇集团创立者立足北魏政治遗产、关陇地域、姬周礼教、文武人才等客观基础,采取系列举措,将政策基础要素进行系统整合,建构出一套高效、有力的军政系统,为西魏北周隋唐的东西南北扩展提供了充分保障,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

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南朝化"命题,关注的是南北分裂结束之后唐代的历史走向,前提则是南北朝的政治统一不等于南北历史发展的完全衔接。这一命题关系到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所在,南北朝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其对隋唐历史的影响等重大问题。

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研究之回顾与思考

20世纪初莫高窟遗书的发现,开启了以变文为中心的敦煌佛教通俗文学研究热潮,并直接影响到文学界将其他佛教文学现象也纳入研究视野,王国维、郑振铎、胡适、周绍良等皆为代表。80年代以后,受海外启示,国内史学、哲学、宗教学等领域特别是文学界的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研究方兴未艾,成就辉煌,在项楚、孙昌武、陈允吉等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大批中青年学者相继涌现。有关研究的跨学科性非常鲜明,研究角度更趋丰富,研究成果日渐精确,规范性和创新性都不断加强。目前,亟须系统总结和学习上述成果;而以后的研究,当更深挖文学现象的佛教根源,具备大文化视野,且关注佛教界本身的文学现象,从而重写隋唐五代佛教文学史。

《三国志》与两晋南朝小说野史曹操形象之比较

《三国志》着力描写曹操的文治武功和卓越才能,表现曹操的旷世奇异和济世之才。而两晋南朝的小说野史却毫无讳言曹操缺点,将曹操塑造成一个放纵不拘、奸诈无信、自私残酷的反面人物。两者皆事出有因。

探索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高敏先生访谈录

20世纪后半叶以来 ,高敏先生在简牍与简牍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 ,对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对高敏先生所做的访谈 ,内容涉及其学生时代、治学道路、学术成就、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想 ,以及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的独到见解 ,尤其是他将科学的理论与信实史料的有机结合 ,将已有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治学方法 ,既多层面凸现出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 ,又对后学提供了可资镜鉴的方法论知识。他对其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与当前学术界、青年学者中所存在的一些情况的分析 ,则充分显现了老一代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魏晋南北朝隋唐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民族史记述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正史中的民族史撰述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正史的民族史记述有了新的发展,一是民族史记述成为各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二是民族史记述范围扩展;三是记述方式有所改进、创新。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在分争的表象下,史学有着加强民族联系、实现民族统一的内在要求。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基本成为人们共识,对巩固统一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接触的增多和联系的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理论认识有了深化。民族关系的思考主要关注两点:一是宣讲以夏变夷的责任及意义,二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具体方略。

隋文帝死因新探

隋文帝杨坚之死 ,传统看法是被其子杨广弑杀。本文通过考证分析认为 :文帝在花甲之年纵欲过度是其身体虚弱、患病、死亡的根本原因 ;太子杨广对其父皇爱妃陈夫人的非礼行为及为政权和平顺利交接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 ,引起病危中的文帝的极大愤怒、怨恨和猜忌 ,是文帝于 64岁时气愤至极而死的直接原因。

二十世纪以来隋唐五代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近年来,隋唐五代城市史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者来自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城市规划、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关注重点有城市经济、坊市制度、城址选择、城市规划、城市布局、城市居民和城市考古等方面。区域城市与单体城市渐趋成为研究热点。已有研究虽成绩不俗,但研究视角与内容亦存在不足。其主要表现是:资料整理与利用不足;理论探索与建设缺乏;个案、区域与总体研究失衡。避免城市史研究精细碎片化,扩大宏观性视野,推进系统化、总体性研究,当为之后隋唐五代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