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集解》校勘补正

王先谦《荀子集解》错误颇多,今取中华书局点校本《荀子集解》为底本,以六种古刻本相校,共得《荀子集解》错误56例。

论“五脏之精”及其在中医防治老年病中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黄帝内经》和《黄帝内经集注》注释中关于"五脏之精"的条文和注释研究,认为五脏之精是构成脏器形质和维持其功能的物质基础,结合上海市名中医林水淼教授防治老年病的临床经验总结,强调补益五脏之精是"还精"固柢、延缓衰老、防治退行性疾病的重要途径。

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部《论语》新疏的校勘学成就——《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

日本幕末与明治时代接连诞生了两部《论语》新疏,一部是安井息轩的《论语集说》,另一部则是竹添光鸿的《论语会笺》。这两部新疏是日本儒学史乃至整个《论语》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两位作者也是著名的儒学家,但是在我国学术界,长时间以来几乎不知二书的存在,即使是日本学界,关注者及相关研究亦甚少。实际上,安井息轩于《论语集说》最为用力,在其晚年才得以杀青,而《论语会笺》也是竹添光鸿经过长期地修改校订而完成的会心之作。然而迄今关于《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的研究,大多都没有注意到安井息轩与竹添光鸿的校勘学成就,对于《论语集说》全无论及,而关于《论语会笺》则仅举其所用互校的本子而已。

当代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文化集注

我国文化发展历史与教育发展轨迹彰明,当代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不仅是一种高层次专业培养活动,更是一种传统文化传承、现代文化推进、未来文化创新发展的实践过程。而在传统、现代、未来三维之间的合与传动之间,既昭示了当代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文化渊源,集注了它现代发展的文化坐标,还指明了其未来发展的文化远景。以此引长,试图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改革的大势下,远溯当代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文化脉络、文化蕴义、文化诉求,博索当代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文化地位、文化使命、文化担当,为当代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事业肇基新起点。

浅论王嗣奭《杜臆》底本问题

在杜诗学史上,明末王嗣奭的《杜臆》占有重要地位。《杜臆》选择高崇兰编,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为底本,内中原因体现了杜诗接受学的文化意蕴。

从《唐钞<文选集注>汇存》论陆善经《文选》注的特色与得失

《文选》陆善经注是唐代《文选》学中的重要一家,只是其注文入宋以后在中途散佚。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探讨了其中所载的陆善经注文的特色和得失;结论是陆注的性质是对于李善注的补注;其注简洁而失于浅陋,精短而嫌于零碎,虽有切当之处而阙误也颇多。

巴人南洋题材创作略评

巴人４０年代流亡南洋时期的创作，表明巴人堪称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印尼华文文学的先驱．剧作《五祖庙》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它集中塑造的五位华工，是反帝的爱国华侨的英雄群雕．“海外见闻”８篇小说构成了集束型小说．

朱熹《论语集注》所表现的伦理学形态——以仁、义、礼三个概念为中心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仁、义、礼三个概念的阐释,充分体现了其思想的德性伦理学角度而非义务论倾向。"仁"是人先天具有的德性,不是对规范的认知,也并非对普遍规则的符合。"礼"通常表现为规范、规则形式,借助"礼"以达成社会秩序和德性修养,但这种规则形式在儒家并不是第一义的。德性并不完全通过礼而呈现出来,"仁"是礼的基础、根源,因而德性才是第一义的。同时,在礼文规范的秩序中,儒家赞赏以"义"处事的君子,君子往往能够在具体境遇中做出恰如其分的道德抉择和评价,而不仅仅固执于某种形式性规则。

朱熹楚辞研究的特点及其成因

朱熹的楚辞学著作是宋学时代楚辞研究的典范之作,成功地开辟了楚辞研究的宋学方法与模式。朱熹的楚辞学是在对以往楚辞学的批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揭示大义、强调研究的现实意义是朱熹做学问的基本方针。在楚辞研究中,朱熹注重作品大义的梳理而不凝滞于细枝末节的训释,能宏观把握、通透理解而较少牵强穿凿。拥有一套系统的理学思想,有着科学的读书方法,是朱熹楚辞研究能突破陈规,取得突出成绩的重要原因。

《古书虚字集释》的历史检讨

裴学海撰《古书虚字集释》是继杨树达《词诠》之后于三十年代出版的又一部重要的虚词著作。本文从辞书发展史及近现代学术史的角度,检讨了这部虚词名著在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成就与不足,以期对当今的汉语语文词典尤其是虚词词典的编纂提供借鉴。

父亲·父道·父教——从家庭与教化的角度看《孝经集传》

传统父子关系常常定位为"父慈子孝",但其中"父"不单指父亲;父亲地位尊贵,"父严母慈"才是对父亲形象的准确定位。属于天的父亲表现为严威,属于地的母亲表现为亲和,所以父亲和上天一样具备教化职能。从上天到父亲的尊贵地位是"严父配天"的关系。配天之"父"不仅仅指父亲,也包括了父亲以上的先祖,因而祖道即父道。同时,如何作好父亲,其道理可从如何作好儿子当中推导出来,因而子道即父道。从家族史上看,先祖、父亲、儿子是绵延不绝的生命的延续。对后代的教化应采取本性立教的方式,具体内容是爱敬之道。父亲本身具备教爱教敬的职能。虽然具备这两种职能,但在角色区别上,严父倾向于教敬,慈母倾向于教爱。所以在家庭教育中,应该兼顾父母双方教育内容的侧重,达到爱敬兼具的教育效果。

论简朝亮《孝经集注述疏》

《孝经集注述疏》是近代岭南著名经学家、教育家简朝亮晚年的一部重要的经学著作,其经义该恰、折衷汉宋古今文精华,疏解由浅入深,且在学术思想、疏解经文等方面都有其显著的特色。全书贯穿着简氏从辨伪存真、正本清源到品评旧说、推陈出新再到褒扬元典、务明经术的思想脉络,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朱熹《四书集注》中的语法分析

朱熹《四书集注》中的语法分析是前代注释书语法分析的继承与发展，计有语法结构、语义关系、名词和动词及形容词的指称和陈述功能转化、句式句类、虚词、修辞、篇章结构分析等。

《金刚经十七家释义》之编纂者杨圭考——从朱棣《金刚经集注》之仙游翁说起

朱棣《金刚经集注》开篇经题下首个注为"仙游翁集英曰"。这一"仙游翁"就是《金刚经十七家释义》的编纂者南宋浦城人杨圭;"集英"二字,并非人名,而是"集群英之言"。通过爬梳相关史料,杨圭的名号、生卒年、科考、宦迹等生平事迹基本得以理清。杨圭以儒家为根基,同时又崇奉释、道两家,这种思想格局体现了宋代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时代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编纂的《金刚经十七家释义》。

解意发微:佐藤一斋《论语》诠释特质及其与朱学之关系

佐藤一斋《论语栏外书》是朱熹《论语集注》的再阐释性次生注本。一斋接受和实践程朱解经路线,注重解义与解意相结合,但不迷信朱注,而是在对朱注的反思中回归元典,尤其注重对元典本文的细节解读,藉以分析师弟答问与行为细节的目的、用意、疑惑焦点等心理要素,并倾注身心精神去揣摩和推解言外之意与文外之味,从而对《论语》元典作出阐微和发明,又对朱注作出一定补益。此外,一斋在尊崇元典的同时,表现出明确的朱注对等意识。申而论之,这种心理态度折射出一种本土文化意识,也映射出日本儒者作为中国文化接受者而怀有的矛盾心态——崇仰与焦虑。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论《四书纂笺》述朱与订朱兼具的学术特色

詹道传《四书纂笺》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该书还就《四书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多方面之误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为人所忽略之处。作为元代四书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展示了《四书集注》对汉唐学术的继承,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研究该书对掌握朱子《四书集注》、理解元代朱子学、认识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皆有积极意义。

论《文选集注》的编纂原则及其成书年代

斯波六郎先生尝比勘《文选集注》与宋刊单李善注本,发现刊本详于《集注》。探其原因,起初存《集注》本为人所混淆或刊本为后人增补两种考虑,结果则取后人增补立说。此说于考订《集注》成书之年代,影响甚巨。迄今乃有唐世、五代、北宋、南宋四说。愚以《集注》编者之原则是删略所收李善注,而以补彼之《文选钞》、陆善经注及《音决》,因称之为"扬钞而抑善"。于《集注》成书年代,余旧从屈守元南宋说,今则合参小尾郊一说,盖以《集注》编纂当受南宋经疏合刻大背景之制约,复取内证二,兼驳他说,欲襄成南宋独尊一说。

泷川龟太郎《纂标论语集注》探究

泷川龟太郎《纂标论语集注》是日本20世纪初的一部汇纂著作。探究《纂标论语集注》一书的基本状况,其引注可分为阐释经文、考证名物和补充掌故三类。该书校勘经文有91处,或校订讹误,或补缀脱文,或较正章句。泷川龟太郎在纂标的过程中,以按语间下己意。广文书局版《纂标论语集注》中也存在一些脱字、倒字和讹误现象。

论沈钦韩的《王荆公诗集注》

乾嘉考史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并将这一特点贯穿于诗歌注释中。在《王荆公诗集注》中,沈钦韩针对宋代李壁《王荆公诗注》的错漏作了详尽精确的补正:首先,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单纯"印证"转移到"印证"与"考证"并重,对王安石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详尽的解释。其次,沈钦韩重点解释了典制、地理等特定的历史名词,以此为根据对王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可靠的补充。此外,沈钦韩也具备诗文创作的才能,针对王诗所用的古典也作了补注。《王荆公诗集注》在王安石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