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chuan Baijie Muddymen Dance and“Da Xia”and“Da Wu”

Dachuan Baijie Muddymen Dance is a kind of dance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From its dance movements and prop usage,it should be related to ancient Ba people’s war dance,as well as to recorded ancient dances such as“Da Xia”and“Da Wu”.

西夏与唐宋盗窃法比较研究——兼谈西夏对中华法系的继承与发展

“盗窃”是中国最古老的犯罪之一,历代皆有严格法律予以规制,以期维护社会稳定。文章对比研究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亥年新法》《唐律疏议》《宋刑统》及《庆元条法事类》中关于盗窃罪的条文,发现这些法典均设置了亲属内外有别、宽宥弱者、严惩官盗僧窃以及团伙共谋作案等主体处置措施,涵盖了牲畜、人员、佛神祀物以及官府文书等盗窃对象,量刑上均依据慎刑恤刑、告赏、邻里互助以及重盗重罚等原则。同时,西夏法典融入了大量具有党项民族特色的法律元素,完善了群盗、重盗等制度。概言之,西夏法典在充分吸收中原王朝立法精髓的同时,结合本民族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司法实践的需要进行了创制和发展,在中华法制史上极具特殊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曲及其传播特征

考察红色歌曲研究领域的既有成果可以得出,学界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曲及其传播特征还较少关注,而特定时期音乐艺术成果的传播及其价值是当代创新发展音乐艺术的重要借鉴和参考。因此,基于抗战时期红色歌曲的产生背景和音乐艺术成果,阐述分析此一时期红色歌曲的主要成果及其庄严的政治主题,从思想和艺术方面,总结揭示了抗战时期红歌传播所体现出的吹起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集结号角、擂响全民同仇敌忾走向杀敌前线的战鼓、成为全民抗战的战略指导、造就中国近现代音乐艺术珍品等意义。与此同时,归纳概括了这一历史时期红色歌曲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即时性、阶段性、普及性,以及演唱形式多样和持久性等传播特征。

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论第一次宋夏战争时期宋朝的治安

第一次宋夏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失利,宋朝的治安问题比较严重,民众赋役加重,地方兵力空虚和治安系统瘫痪。战事有所缓和后,朝廷采取增兵备盗、恢复重法和宽猛相济的措施来稳定治安。面对非常时期的国家治理难题,宋朝较好地平衡了战争与治安之间的关系,社会治安也渐趋稳定。

抗战歌曲与现代黄河形象建构——以歌词为中心的考察

在我国,黄河具有超越自然属性凝聚民族精神的符号意义,黄河的象征性文化意涵是从近代开始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结构性震荡,“民族”“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国家”等概念被提出与传播,“黄河”在此背景下登上文化舞台,开始具有民族、国家等象征意义。近代学堂乐歌中首次将黄河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由杨度作词的《黄河》奠定了现代黄河形象的基础,曾志忞将其谱曲收录于《教育唱歌集》,《黄河》也随着学堂乐歌、梁启超《新民丛报》的传颂与推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黄河的文化意义不断得到书写与丰富。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黄河为主题的歌曲创作呈现井喷式增长,数量众多的黄河主题歌曲创作赋予了“黄河”系列现代象征性内涵:从抗战初期河患形象中所展现的民哀,到怒吼形象中体现民族的苦难与抗争,再到黄河形象中承载的军民鱼水情,黄河成为了一种话语符号,具有传递思想、形塑意义和参与社会实践的话语权力,塑造着人民的共同意识。以黄河为主题的抗战歌曲凭借着鲜明的民族特征,在时代话语的塑造下建构了群体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在黄河成为中华民族象征等现代意义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概说——结构类型、特点价值、保护利用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是宋廷在宋元战争背景下营建的山城体系的遗存。该山城体系以制司所在的重庆城为中心、以抚司级山城为节点、以府州级山城为基础,构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形结构。所有新建山城都选择险要山地营建,形成以山城为点、江河为线的集建置城市和军事堡垒为一体的军政系统。该山城体系以制司所在的夔州路为根本、以四川腹地的潼川府路为外围、以原制司所在的成都府路为经营重点、以原兴元府路为光复远景、以蒙元南下的主要路线“外水”为主要防御方向。依托这个山城体系,南宋四川当局与强大的蒙元军队进行了长达40余年的拉锯战。这些山城在宋元战争结束后废弃成为遗址,因在险峻山区,城址保存相对完整,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纪念价值和旅游价值的重要文化遗产。如何整体保护山城体系的系统性、山城格局的完整性和山城要素的真实性,是今后南宋四川山城遗址保护和利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墨学渊源诸种考证刍议

关于墨学渊源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若以“贵俭节用”与“祭天明鬼”的视角省察之,则可印证《汉书·艺文志》“墨出于清庙之守”的说法;若以“尚贤”“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二论为准,可追溯至“夏禹之道”与上古传统;就《墨子》引《诗》《书》的文本线索而言,以《淮南子》“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说法佐之,可断定墨学的产生与周、孔所代表的早期儒家有直接之关系;若从墨学生发的文化背景来看,则殷商以来的宋地遗风乃墨学的思想源泉无疑。

南川龙崖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文章讨论了南川龙崖城名称的由来和发展演变过程,概述了龙崖城的筑城背景和经过,以及南宋龙崖城之战及其以后龙崖城的战事,介绍了龙崖城遗址的整体现状和其主要遗存,分析了龙崖城选址特征及其战略意义,提炼了龙崖城的特点和价值,最后阐述了龙崖城遗址的保护利用策略,并展望了龙崖城遗址公园的未来图景,以提升对龙崖城的全面认知。

金堂县云顶城调查与初步研究

“川中八柱”之一的金堂县云顶城是川渝地区宋元山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以来,金堂县联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云顶城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调查工作,基本掌握了山城的保存状况,并发现了宋元时期高等级建筑遗址。文章在总结近年工作的基础上,对云顶城的地理位置、研究概况、城内遗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结合历史文献对云顶城相关的历史问题进行了研究,揭示了云顶城的防御特点和遗产价值,有助于学术界了解云顶城的基本概况,并为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提供学术支撑。

宗师与兵学:社会圈层视野下的欧阳修与《孙子兵法》

三个社会圈层波及一代宗师欧阳修与《孙子兵法》之间的互动:一是他与梅尧臣密切交往的“朋友圈层”;二是他置身于史学、文学和军政事务的“术业圈层”;三是他介入了高丽与北宋关于孙子兵学问题交流的“外交圈层”。此三个圈层使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了密切联系,产生了不同效应。“朋友圈层”使欧阳修学习《孙子兵法》增加了外在动力;“术业圈层”使他格外关注孙武的家世与注重应用孙子兵学于军政问题;“外交圈层”使他对孙子兵学的认知得到进一步提升。总之,欧阳修既是《孙子兵法》的喜好者,也是兵家孙武身世的关注者,还是孙子兵学奥义的探索者。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互动的三个社会圈层,呈现出孙子兵学传播与应用的多姿多彩,诠释了欧阳修担任北宋高级武官的隐微之处。

基于安大简谈《诗经》中的联绵词问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与《毛诗》相较,在联绵词上呈现如下情况:《毛诗》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且非联绵词;《毛诗》不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而为联绵词;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而文字有别;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且文字全同。这些情况说明研究中要尊重出土文献自身的文本内容,以客观、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处理传世与出土文本的异文。其也证明了简本对于《诗经》语言文字和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西夏任得敬分国考

“任得敬分国”是西夏仁宗朝的一次政治危机。史书皆载任得敬专权,甚至胁迫夏仁宗分国。然观仁宗之应对,疑点颇多。任得敬可称专权,但并未脱离仁宗控制;仁宗之退避忍让,源自其为应对宋、金对峙时,外部环境的需要。

战火中的歌声:第三厅抗战歌曲的创作与影响

抗战时期是中国面临空前危机的时期,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强烈的艺术形式,在这段时间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歌曲作为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宣扬民族精神、激发抗战热情、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战宣传的有力武器。“第三厅”作为一个抗战宣传部门,负责抗战的宣传工作,在第三厅的抗战宣传工作中,抗战音乐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郭沫若、田汉、洪深的带领下,“第三厅”的成员创作出许多优秀、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决心和斗志,掀起了人民抗日的热潮。

按行自抑:崛起国何以战略收缩

作为积蓄自身实力、缓解外部安全压力的战略手段,战略收缩成为部分崛起国的主要选择,但崛起国出现战略收缩现象却缺少相应的理论逻辑解释。既有研究往往关注秩序更迭时期霸权国战略收缩以应对崛起国挑战,而忽视了崛起国在崛起时期选择有限战略收缩的现实。基于战略手段调整时序、战略资源分配以及战略目标修订等维度辨析,本文将扩张与收缩等战略选项相联结,并通过能力与意愿两种内部政治逻辑考察俾斯麦德国与北宋统一初期的两个战略收缩案例,两者在存在相当程度的外部收益预期下,基于国内政治逻辑选择战略收缩,从而延缓、甚至避免了霸权国与崛起国秩序之战的出现。探究崛起国在大国竞争中维持自身战略定力存在内部政治机理,有助于重新思考国际秩序大变局下的崛起国战略选择。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护国三宝偈》夏汉藏合璧考释

论文对《护国三宝偈》夏、汉、藏三种文字的文本进行了对勘研究,指出西夏文和汉文九字本当是由藏文同步译出,且翻译时夏、汉两本之间互有参考,西夏文七字本则是在九字本的基础之上缩减而成。按照西夏的度僧考试以语言分科的习惯,论文推测党项、吐蕃童行以党项语念诵该偈的西夏文九字本《守护大千国吉祥颂》,而汉人童行以汉语念诵其相应的汉文九字本《护国三宝偈》。不过,汉文九字本对个别常见藏文词汇的处理出现了失当,给人的感觉是汉译者的翻译或佛学水平可能不是太高。

南宋寿州古城防御空间形态研究

南宋时期寿州城地处淮河以南、两淮战区之前沿,为抵御金、蒙渡淮的第一道防线,是捍卫两淮防线重要的军事城镇。结合历史文献及地方志,梳理寿州古城的建置沿革,探索古城形态的演变,并分析两淮战区的地理特性和寿州古城的防御空间,揭示寿州古城山、水、城复合防御空间体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