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隐士与中国传统农学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产物，作为士，他们掌握着一定的文化知识，而作为隐士，他们又不得不自食其力，且多以农耕为生，知识与农业生产实践的结合，产生了隐士农学家和隐士农书，并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探讨了隐士农学家的产生、隐士生活对农学的影响，并对隐士的农学贡献进行了评价。

平戎策换种树书——论陆龟蒙之隐逸及其意义

儒家知识分子向来重道而轻技,田园、归隐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一种常见的生存状态,大多含有政治上的情怀或目的,很少真正将农事、归隐作为人生的终极归宿。因此,当有人真的去细研种树书,并从中找到生命意义及生存价值,也就从思想上摆脱了对政治的依附,获得某种程度的身心自由。从这个角度说,陆龟蒙对农具、渔具、茶具的关注与研究以及所作诗文,透示出晚唐士人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重新寻找生命价值的努力,值得充分注意。通过梳理分析陆鬼蒙仕隐行迹、性格心性以及晚唐风雨飘摇的环境,从而还原出陆龟蒙作为知识分子归隐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从士之阶层到农之阶层,用"平戎策"换种树书,以及从体力与精神双方面对田园的皈依。

孙星衍“学人之诗”成因探赜

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风、所处学术环境的影响,加上自身兴趣爱好等原因,颇具诗歌天赋的孙星衍由诗歌创作转向考据之学。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人生目标的转变以及考据思维的渗透,其诗歌内容、风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见"学人之诗"之端倪。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有利于解读孙氏之诗,对促进常州诗派、常州学派等的研究亦有裨益。

严光的再塑造与宋代隐士典范的重构

伴随着重建内在精神信仰依据的社会转型,宋代需要重新建构符合时代隐逸精神要求的、新的隐士典范。由范仲淹提倡开始,确立了以严光为典范的新的隐士范型。有宋一代士大夫,虽然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却对以严光为隐士典范取得普遍共识和认同。而严光这一新的隐士典范的确立,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和参与建构了宋代对于人格、道德、气节不断强调和强化的社会普遍话语。

论陈献章及其门人的隐士传统

明代广东儒学在陈献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股隐士风潮。这与陈献章哲学思想中对于"静"和"自得"的推崇有关。隐逸对于陈献章来说是一个为学的必要阶段,只有通过隐逸达到不以功业为挂碍的境界,才可以自在地出仕或不仕。陈献章门下几位隐士的表现,体现了其为学之道的艰难。

晚明江南文人隐逸风习的文化共性——以陈继儒与屠隆为例

屠隆与陈继儒都是晚明以隐逸自居的江南文士,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生活方式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人们往往以他们的所好、所游为时尚,追慕仿效。两人结识在屠隆为青浦县令时,亦师亦友相处,都有向往自由和复古隐逸的生活旨趣。二人在罢官和弃举业后,都以自己的技艺谋生。虽不参政却关心时事,把隐逸与挽回江南"虚矫狂慧"士习的责任相提并重,以此互相鼓励。屠隆与陈继儒的隐逸选择以及不放弃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与当时江南社会商业发展以及士绅构成的社会主体背景有关,更与晚明江南社会"心学"思想的影响,及文人士子主动反思其产生的流弊有关。

论魏晋士人的朝隐观

出处问题是中国古代士人必然面临的问题,按照儒家的看法,士人面前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为人臣,或者为处士。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玄学的盛行,士人在隐与仕之间徘徊去就,其中许多人选择了一条非隐非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具有魏晋特色的“朝隐”。

王维亦官亦隐探析

该文对王维亦官亦隐心态从形成过程、原因、表现三方面作一探析,诗人早期充满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中年以后却选择了渐渐消沉,原因在于时代、家庭、精神三方面因素。其诗文中所反映出来的浓郁的禅意,正是他化解或逃避內心矛盾的表现。

盛中唐词的文化之变

有论者以六朝为词之滥觞,是由于梁陈宫体诗为宫廷文化的产物,而唐词之兴也与宫廷文化相关,由君臣宴饮到内宫生活,产生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最初之词。中唐词开始涉及边塞文化与贬谪文化,张志和所作则是隐逸文化的体现,而王建的词可见中唐的三元文化构建,尤其表现出上接宫廷文化,下开士大夫文化的特点。中唐词人中,刘禹锡、白居易作品最多,除创调意义外,他们所作更在贬谪与闲适二义上,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词中的转换、发展,闲适中饶感伤更是南唐、北宋士大夫词以“闲情”为大端的肇始。

唐宋士人的“中隐”文化心态及其对词的影响

中唐白居易所首倡的"中隐"说除了隐于闲官一义之外,实际上还更指一种于物无著、闲适旷达的文化心态,它在文人词的兴起过程中曾发挥过巨大的影响。而至宋代,士人的"中隐"文化心态则又直接影响到了词中闲适、旷达之风的形成。

宋南渡士人的隐逸特征——以王之道为例

南渡时期安徽人王之道诗词中流露了隐逸思想。这一思想承续了宋初形成的遁世之风,但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王之道关注民生,忧时念乱,推崇吏隐。这种特殊的隐逸思想,还体现于他对东坡的崇拜。

《鸳鸯配》与才子佳人小说的遁世情结

才子佳人小说是诞生于明清易代背景下的一批小说。在这批小说中,易代之痛被忽视乃至漠视,取而代之的是浓重的遁世情结。这种遁世情结一方面由清初文化高压及小说文体地位所决定,另一方面,则是由作者的生活和创作态度决定的。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多为中下层文人,他们对于易代缺乏传统文人高度的责任感,他们关注只是"小我",这种对"小我"的过分关心决定了小说只能成为小说作者弥补现实生活缺憾的一种心理补偿的载体。

游士·隐者·道家

中国古代的士阶层对社会政治、文化等都有重要影响 ,对先秦道家来源的探寻 ,也不可能离开士阶层。先秦时期的士阶层即是“游士”。所谓“游士”,首先指的是离宗国、去乡土 ,以文才武艺游移于列国间的士子 ;其次 ,先秦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名存实亡 ,因而他们上下游移 ,上可至“士大夫”,下则为“士庶人”;第三 ,是指游离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之外的士子 ,即“隐士”。可以说 ,隐者群落的思想和行为孕育了道家学派。但道家并非一般的隐者 ,道家风骨集中体现在“避于俗世”、“隐于自然”。“避”是对外在世界的否定 ,“隐”

隐逸:五四时期文学的一种转向

伴随着五四的落潮,困倦、彷徨成为时代的普遍精神征候,理想破灭之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逐渐离开了主流文学阵营,表现出逃离意识形态的“出世”姿态,在文学上向隐逸文学传统靠拢,给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染上了浓郁的隐逸色彩。

山人与晚明士风一隅

山人通常指栖居山林的隐士,嘉靖以来却盛行两种山人:一种是挟诗卷遨游缙绅的布衣文士以及“未通章句”也加入游谒行列的闲杂人员,一种是宦情冷淡而营求清雅生活的士大夫。两种山人的行为方式不同,但目的都指向顺适已意。山人出处进退的变化,反映了在心学流行、商业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下,明代中后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受到削弱,士人的自我意识在不断增强。

竹在士人园林中的意蕴及成因

竹在士人园林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文人都将其拟人化以比德自喻。其原因不仅在于竹的独特形貌 ,而且还源自于中国封建集权社会的固有矛盾 ,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以“天人合一”

Tao Hongjing, Prime Minister in Mountains

Tao Hongjing (circa 452-536) styled himself Tongming,and his assumed name was Huayang Recluse in old age.In later generations,he was named Tao Recluse.Tao,a herbalist and Taoist scholar,was from Danyang,Jiangsu Province and experienced Song,Qi,and Liang in Southern dynasties.

王冕绘画艺术风格与美学观念探析

王冕提倡复古、以书入画,在元代画坛独树一帜。其画作既师法宋人僧仲仁、扬无咎等,又有所突破,具有“隐逸之风”的艺术特征。王冕倡导从传统中自出新意的创造性艺术实践,在画作中首创万玉式“密梅”画法,有“铁线圈花法”与“破蕊法”之技法新变,且开花药石治印之先河,奠定了其在元代画坛的重要地位,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从现存王冕的墨迹来看,其题画诗及绘画作品不仅体现出率意超然、清新脱俗的艺术风格,而且具有“适意写趣,承前启后”的承传精神、“托画寄意,以诗达意”的写意观念及“书画同源,以书入画”的绘画理念,展现出其对文人画古风的延续与创新,以及将绘画与诗、书、印完美融合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