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运河治理研究

山东运河开凿于元代,明初永乐年间成功解决水源问题,南北运河畅通,山东运河成为漕运之关键河道,其畅通与否关系到封建政权存亡,因而成为明清时期漕运河道治理的重点河段。山东运河东接鲁中山地,西临黄河,面临航运水源不足和黄河水患的双重影响,因此山东运河治理既要防止黄河冲决运道,又要保证运河水源充足。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治理集中表现为对内治理水源和对外备御黄河两个方面。在黄河治理方面,明清两朝采取在黄河北岸修建太行堤和改迁东移南段运道以躲避黄河影响;在水源治理方面,表现为广开泉源和节用水流之法为运河提供充足水源。明清山东运河治理是中国古代运河治理水平的最高体现。

北宋治河物料与自然环境——以梢芟为中心

北宋黄河决溢频繁,往往造成严重水灾,因此,治理黄河成了北宋历朝的大事。在"筑、堵、疏、开"等治河手段的运用中,以梢芟为主的物料起着重要作用,且需求量巨大,北宋政府采取组织人力就近采伐、科配于民、购买等方式获取治河物料,但这些方式最终导致了社会上盗伐、滥伐林木的现象,不仅毁坏了河堤,加剧了黄河决溢的发生,而且对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明代治河类著述略说

终明一代,由于黄河河患接连不断,从统治者到普通士人对黄河河患的防护和治理都非常重视,在此影响下,出现了大量有关治河的著述。这些著述的产生还与国家职能的行使、学术的内在发展有密切联系。编撰形式灵活多样,记载内容详细,并反映了丰富的治河理论,对当时及以后的治河活动具有历史借鉴和理论指导意义,体现了明代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基本特点。

明代杰出的治黄专家——潘季驯

简述了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的背景。

晚清山东黄河河道管理初探

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北徙不仅是黄河河道变迁史上的一大转折,亦是黄河下游河道管理史上的重要转折。文章从山东黄河管理权归属、黄河大堤的修筑与河工员弁的设置、区段辖属与划分、省府与地方的权责分配、堤埝防护与防汛、河工腐败与奖惩等方面,对晚清山东黄河河道的管理情况展开系统的梳理与分析。黄河北徙后,虽然朝臣与山东巡抚多次上奏禀请将山东黄河归由河道总督管辖,但最终未能实现。由于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流入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沿线地方政府对黄河河道的管理亦呈现不断调适的过程。随着黄河大堤的先后筑建,山东地方成立了专管黄河的河政机构与部门,增置了各类河工员弁,划分了河防汛段,并沿河设立了防营。虽然此一系列举措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地方政府在黄河河道管理上的努力,但由于存在河工员弁整体素质不高、权责归属不清、河工腐败等诸多问题,未能形成有效的河防机制,故而最终未能保证黄河下游河道的安澜。

晚清时期西人对黄河的认知及其相关诉求

晚清时期西人颇为关注黄河水灾并产生了相关诉求。先是1855年铜瓦厢改道后,西人在惊诧之余希图加以利用,以在黄河发展航运将贸易深入华北,但因实地调查发现新河道难以通航而放弃。1887年郑州决口后,西人通过密切关注灾情以及清廷的堵口工程,认为黄河确为"中国之忧患",并将目标转向了介入治河以进行技术转移与资本输出。此后的实地调查较为顺利,但向清廷发出的"合作"诉求遭遇了排拒,仅在器物层面实现了点滴渗透。透过这一过程可见,西人基于自身价值体系盲目自信,不断寻求新途径扩张权益,清廷则基于自身需求予以取舍,并非一味逢迎。中西在晚清水利工程领域的碰撞与交流为考察近代中西关系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