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感技术在河湖“清四乱”工作中的应用及前景

为弥补传统人工在河湖“清四乱”外业监管工作中不高效、不全面、不及时、不精确的问题,应用遥感技术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开展了贯穿河湖“清四乱”全过程的巡查、详查、核查、复查等工作。结果表明,遥感技术可以助力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监管漏洞、增加巡查频率、提升定位精度,在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进程中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论严格故意说之于刑事政策:从对立走向统一——以违法性意志为路径

以违法性认识为核心的严格故意说与刑事政策之间的确存在对立冲突,但这是表象主义本身的内在缺陷所导致的,并不是严格故意说的“过错”。“未必的违法性认识”通过放宽“有违法性认识”的认定条件,扩张了严格故意说语境下故意的成立范围,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该说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对立,但由于其仍是基于表象主义的立场,终究难以彻底化解“对立”。应以意思主义解构严格故意说:故意责任非难的是“法敌对”或“法漠视”的违法性意志,违法性的认识程度、法咨询义务的履行程度以及期待可能性均是违法性意志的判定资料。在违法性确信、违法性高度怀疑、未合理履行法咨询义务或者可期待暂缓违法性存疑行为却没有暂缓等场合,可认定为具有违法性意志。如此,严格故意说被指责“鼓励法盲”“不当优待常习犯”以及“难以处罚确信犯”等与刑事政策相互对立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的违规驾驶行为建模

为探究机动车驾驶员违规驾驶行为机理及其对后续驾驶行为的影响,编制了符合我国驾驶环境和驾驶特征的问卷量表,提炼了3个违规驾驶行为因子:习惯性违规(I1)、危险性违规(I2)、疏忽性违规(I3)。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违规驾驶行为”“后续驾驶行为”和“执行意向”三个变量,构建了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EX-TPB)的违规驾驶行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该模型对分析违规驾驶行为的影响机理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行为态度(AT)和主观规范(SN)对驾驶员安全驾驶行为意向的影响不显著,知觉行为控制(PBC)与违规驾驶行为(IDB)对执行后续安全驾驶行为意向(BI)有正向显著影响,执行意向(EI)是行为意向转化为实际行为的中介变量,并且提升了对后续安全驾驶行为的解释力;经驾驶信息差异性分析,可知实际驾龄越高的驾驶员在习惯性违规和疏忽性违规方面有显著差异,每周驾驶频率越高的驾驶员更容易导致习惯性违规和疏忽性违规,1年内发生3次及以上违规被罚的驾驶员对被罚0~2次的驾驶员有更高的疏忽性违规倾向。

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认定的误区与厘清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瑕疵证据补正规则是司法机关维护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着力点。当前,我国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认定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高度依赖律师参与、非法证据认定比例低且以言词证据为主、瑕疵证据认定比例较高且以实物证据为主等特点,面临混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瑕疵证据补正规则、因“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标准难以把握导致非法证据降格处理、瑕疵证据补正方式不规范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应当明确界定瑕疵证据的具体形态、补正方式和范围,明晰部分证据种类的排除规则,同时发挥检察机关的审前过滤功能,落实庭审实质化。

论可补救的排除规则

中国证据排除规则宜称为"可补救的排除规则",补救与排除的对象包括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证据的补救方式包括补正、证据重作(重新取证)、补强或印证、合理解释等。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都具有补救可能性,但两者在补救与排除的顺序、补救的侧重点以及难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于非法证据,应当贯彻先排除后补救的原则;对于有补救条件的,应当通过证据重作的方式补救其内容。对于瑕疵证据,则应当贯彻先补救后排除的原则,主要是采用补正、补强或印证、合理解释等方式,使其具有形式上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对于不能补救的,也应当予以排除。

行政刑法界域探析——兼论《违法行为矫治法》的立法定位

自行政刑法的主张提出以来,行政刑法界域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论题。行政刑法的界域主要就是要确定行政刑法的法域及研究对象。无论从语法逻辑还是从我国法制实际来看,行政刑法都属于刑事法域。对于行政刑法的研究对象,应扩大行政犯罪及刑事责任的范围,并将今年全国人大列入五年立法规划的《违法行为矫治法》纳入行政刑法的范畴。

保安处分理论视角下我国违法行为矫治立法的架构——以废止劳教制度后我国的立法空白和社会需求为分析背景

保安处分注重教育与预防、实施刑罚个别化与不定期制度、注重实质理性。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我们应借鉴保安处分的原则和先进理念,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以填补和满足劳教制度被废止后的立法空白和现实需求。违法行为矫治立法应以教育预防为立法理念;应提升法律层次,实现矫治的法律化;赋予法院裁定权,实现处分司法化;实行不定期矫正制度,实现矫治的个别化。

论程序性监督之嬗变——从违法性宣告到渐进式制裁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47、55、115条所确立的检察官对警察三类程序性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的程序合法性监督机制,仅止步于程序性违法的识别与宣告,既无法对违法主体施以实质威慑,也难以向被侵权人提供及时救济。在我国刑事司法运作逻辑下,借由制度的微调和实务的演进,违法性宣告可逐步与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处分措施建立实质性联系。借此,完整意义上的程序性制裁被渐进式地分布于后续所有程序合法性审查环节,从而实现多元审查主体之间的风险分散、责任共担和压力缓解。中国特色的渐进式程序,既可有效协调警、检、法职业利益,使之形成遏制侦查程序违法行为的合力,也可成为积累判例和提炼经验的平台,为实务演进提供助益。

嗣后补正合同之效力——以违章建筑物租赁合同为视角

我国目前关于嗣后补正合同效力的学术研究严重不足。最高法院对嗣后补正合同一般认定为无效,规定期限内嗣后取得相关许可证合同例外有效,该认定存在缺陷。嗣后补正合同效力之认定不需识别违反之强制规范类型,合同内容有瑕疵,系违反相关公法之强制规范,具有行政违法性,经行政处罚可涤除违法性,故不影响其民事法律行为之效力。

住院儿童益生菌医嘱正确执行率情况分析

目的分析住院儿童益生菌医嘱正确执行率的情况。方法将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我科住院的需要使用益生菌的患儿随机分为3组：Ⅰ组为医嘱组，当班护士常规按照医嘱发药并嘱患儿服药；Ⅱ组为护士督导组，在Ⅰ组的基础上，治疗护士督促益生菌的发放并督促指导患儿服／药；Ⅲ组为医生协助护士督导组，在Ⅰ组的基础上，床位医生协助治疗护士督促益生菌的发放并督促指导患儿服药。每日20：00询问并记录患儿当日服用益生菌的情况，对每组患儿服用益生菌的正确率及医嘱执行错误的原因等进行比较。各组观察至患儿治愈出院。结果3组患儿益生菌医嘱正确执行率均较低。与Ⅰ组比较，Ⅱ组及Ⅲ组益生菌医嘱正确执行率明显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Ⅰ组医嘱执行错误的前4位原因依次为与抗生素间隔小于2h、患儿家属忘记取药、护士忘记发药和患儿原因。与Ⅰ组比较，Ⅱ组及Ⅲ组中患儿家属忘记取药、与抗生素间隔小于2h和护士忘记发药的比率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组服用错误的双岐三联活菌胶囊、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所占比率均高于布拉氏酵母菌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住院儿童益生菌医嘱正确执行率较低，加强督促后能提高，其中无需冷藏保存及无需与抗生素间隔使用的益生菌医嘱其正确执行率相对较高。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机制的系统改进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机制具体表现为发现违法与纠正违法两个方面的工作机制。当前,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机制都存在一些问题,并在解决办法上陷入了一定的困境。为此,需要对其进行系统化的改进。在发现违法方面,应当建立"嵌入式"监督与"巡回式"监督相结合的检察机制;在纠正违法方面,应当采取"柔性"建议与"刚性"实现方式相配套的纠错机制。

未成年人再犯罪问题初探

目前,未成年人再犯罪率正逐年递增,有效遏制有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重新违法犯罪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要从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内因和外因上综合治理,才能切断其犯罪根源,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是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的有力保障。

《文献通考·经籍考》广纳群说的极致所在

广纳群说是《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创立的辑录体解题的基本特征,而对收录的文化典籍“订其文理 之纯驳”,则又构成了该《考》广纳群说的极致所在,具体投射到颇有深层次探索意义的8个学术支点上,内在地 组成了同条共贯的学术链条,由此开拓出古典文献提要学前所未有的深广境界。

非法集资犯罪被害人亚健康心理及矫治研究

非法集资犯罪被害人在该类犯罪发生前、发生时及发生后分别存在着趋利暴富、愤怒恐惧及急躁不安、悲观厌世等不同特征的亚健康心理。这些心理容易造成被害人严重的感知、记忆、情绪情感方面的心理障碍并引发群体上访、违法犯罪、自杀轻生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及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对被害人亚健康心理分别在案发前、发生时及发生后采取有针对性矫治措施,如案发前对潜在被害人举办心理疏导辅导、讲座,提供心理咨询、测试和矫治;案发时对来访被害人当面耐心疏导,对重点被害人"一对一"劝解;案发后积极追赃、挽回损失,并设置24小时咨询和疏导热线电话等,有效帮助被害人调整心态,重建康复心理。

“戒毒和收容教育法律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纪要

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与之类似的收容教育的存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亦多主张废除。违法行为矫正法的制定应考虑伦理与法律的关系。对吸毒人员的社区戒毒应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明确具体的责任主体,做到专业性与稳定性的统一。

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的矫治对策

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的现象由来已久,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要从根本上矫治这一现象建议公安机关转换思维,谦抑执法,对经济案件综合研判,慎重定性,树立程序至上、保护人权的理念,廉洁执法,强化业务,同时完善相关立法、加强监督、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宁夏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矫正现状与改革思路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问题进一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对宁夏违法未成年人矫正状况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规定更多形式的处分措施,限制监禁刑,特别是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处分措施,这对于违法未成年人的社会化、减少刑事处分措施的适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水污染防治法》中的环境行政责令行为

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中有11种关于责令的表述,共21个条文规定了责令的相关内容。其中不乏环境行政责令行为与行政处罚并用的情况,有"重处罚、轻改正"的嫌疑。其主要症结在于行政责令行为的理论未明确,忽视了补救性与纠正性。应在制度层面明确环境行政责令行为的主要法律理念,规范环境行政责令行为的表述,合理适用环境行政责令行为的规范结构,扩充完善环境行政责令行为的救济保障措施,并在程序层面完善决定—告知—送达—实施等四个环节的相关规范。

以信息公开化促进后劳教时代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建设

如何完善劳教制度废止后相应的法律制度,是摆在当前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保障人权"是后劳教时代矫正制度的核心要素,而"完善司法制度"则是后劳教时代矫正制度的有效手段。要真正做到保障人权、完善司法制度,则需要构建以注重程序正当为原则,以信息公开为手段和保障的违法行为矫治制度,从立法、司法到执法每一道程序都以公开对接民意,从而促进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