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海昏汉简《诗经》研究三题

学术界广泛认可海昏汉简《诗经》为《鲁诗》。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文本内容来看,海昏汉简《诗经》符合“故”的文本特征,因此,疑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鲁故》。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的编连,应符合古书正文在小题前而小题又在大题前的通例,标题简应当置于末尾而不当在前。据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中“予其惩而八”可知,《周颂·小些》“予其惩而些后患”当断句为“予其惩而,些后患”,与《毛诗》同。

从周家台秦简看中国古代的祝由术

周家台秦简完整地展示了古代祝由术实例,为精准了解古代神秘的祝由术提供了珍贵史料。祝由术的核心原理是依据病症推断出致病的缘由,然后针对导致疾病的对象采取祝祷措施,“祝由”一名恰好是这一原理的概括。祝由术是使令式的,而不是祈求。祝由术程序中有对病由的回报,或者是回报以某种好处,或者是回报以祭品,但属于诱惑性质。

数字人文视域下简帛文献的分词研究--以《里耶秦简牍》为例

简帛文献是一类不同于传世典籍的传统文化载体。本文以两卷里耶秦简为例,结合数字人文的文本数据计算及分析方法,对其进行自动分词研究。基于经过人工标注的里耶秦简文本构建里耶秦简语料库,分别使用3类分词方法进行实验,对比并讨论其结果。实验显示,Bi-LSTM-CRF模型的分词效果最佳,准确率达到94.54%,召回率94.82%,F值为94.68%。实验结果不仅验证了深度学习的分词方法在里耶秦简等简帛文献中的有效性和泛化能力,还表明其可应用于简帛词汇研究、语料库深加工以及文本分析等多元任务中。

敦煌悬泉置简文“宛酒擔二”解说

汉代丝绸之路史的相关知识包括大宛国“蒲陶酒”的生产和消费。张骞出使带回来的信息以及可能直接的物种引入,影响了汉代社会的饮食生活。据说“蒲陶”在关中汉帝国文化重心地区得以引种,不过,河西简文似未见与“蒲陶”和“蒲陶酒”直接相关的字样。悬泉置汉简有“宛酒擔二”简文。“宛酒”大致可以排除内地酒产地方品牌的可能,大略可以判定为大宛国酒产,而以“蒲陶酒”的可能性尤大。“擔”可能是酒的包装转运方式,也可能是储酒器。“宛酒擔二”简文,为考察“蒲陶酒”自西亚至东亚的丝路行旅,即一种果品和一种酒品的远途传播,提供了认识和说明的新的学术条件。

西汉人体陶俑的医学研究

辽中医俑1号和2号的形态特征分别符合西汉文帝与景帝陵寝出土的“裸体着衣式木臂彩绘陶俑”的侍女俑和武士俑。此类陶俑制作的风格写实、体型标准、头面部雕塑呈个体化,对古代人体测量学和体表医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实测数据表明,西汉人体俑为真人1/3缩型,代表了西汉时期标准男女成年人体。辽中医俑1、2号的还原女子身高为159 cm,男子为172.5 cm,与《内经》所述人长七尺五及近现代中国人平均身高基本一致。另外,汉俑的头身比、足身比、上下身比等数据与中国现代人也高度符合。汉俑的“同身寸”与秦汉度量寸制及《内经》的人体骨度测量数据完全一致,代表了中医针灸的“标身寸”。66个西汉“脉书”中常用的体表解剖名词大部分在汉俑体表都有雕塑表达,说明古人对人体的精准认知,以及文字和雕塑表达的一致性。体表结构专有名词在“脉书”中最常见的使用是表达疼痛的部位,这可视为中医穴位及“以痛为腧”取穴法的早期雏形。研究表明,西汉人体俑不但代表了当时的标准男女人体,也能代表现代的人体标准,同时具有广泛国际代表性,堪称中国古代人体测量的“原始标准”。因此,重建汉代经脉人体模型对传统针灸的继承、医学教育、标准化及临床应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江早期水文化及其特征探微——以简帛所记楚地为例

楚地是长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核心区域,长江决定了水对于这个区域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意义。楚地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形成了丰富的水文化现象,这其中包括了对水的崇拜和相关的社会习俗。对水和楚地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长江文明,进而理解中华早期文明有重要的意义。楚地有关水文化的记载多不见于传世典籍,而大量记录于简牍帛书中,因此简牍帛书的钩沉不仅可以补充既有文献的不足,同时也可以从中窥管到更为细致可靠的其时社会中水的观念、习俗、行为和治理等,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故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通过对简帛文献相关记述的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出楚地早期的水文化在特征上和后面的水文化较大的差别在于,当时的人们所关注和实践的水文化总体来说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的根本关系,也就是对于世界与生命的来源、人类如何获得更强的生育能力和身体机能以延续生命、如何维持人类的生计三个方面,以此形成早期楚地的水文化体系。

文明互鉴视域下的古代丝绸之路相关史实考论——基于出土文献和文物的考察

立足文明互鉴视域,将出土简牍材料和考古发掘成果与传世典籍记载相结合,运用二重证据法对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相关史实作了详细考察研究。通过研究可知,从空间上看,丝绸之路的起点已延伸到今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使节往来的政治行为促进了中亚、西亚等丝绸之路西段国家和汉王朝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和融合。另外,由丝绸之路上敦煌悬泉置所出“浮屠简”可知,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主要推动力是中亚贵霜的佛教,中原地区接受的应当是从贵霜,而不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从时间上看,在“丝绸之路”凿空之前存在一个“前丝绸之路”,这一时期东西方在人员往来、商品贸易和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为之后张骞开通西域、凿空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草原游牧人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丝绸之路”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代名词,运用出土文献和文物开展丝绸之路研究是促进“丝路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有益实践,对体系化、科学化的“丝路学”研究方法论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也谈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兼论安大简《诗经》的版本问题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二国风当确指“魏风”与“唐风”(晋诗),其命名之所以异于传世本《毛诗》,可能是由于该本之祖本采用了根据采诗或献诗时魏国实际政治中心所在(“霍”,即“侯”)与晋诗的实际采取之地(“晋国之魏邑”)命名的方式。从“侯六”“魏九”命名的原生态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安大简《诗经》的祖本应该是早于儒家诗教本的一个两周官学的初编本,楚国学官出于对本国礼乐祭祀文化的保护目的,在此初编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节选,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无《雅》《颂》和《国风》不全的安大简《诗经》的面貌;而从安大简《诗经》中异体字大量出现于同篇的特点来看,该选本可能同时兼有“识字辨义”的教育功用,是教授楚国官学之“国子”的初级教本。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基于出土文献的膏脂类药物考证

从目前已公布出土医学文献入手,对膏脂类药物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探索。根据膏脂类药物使用的具体情况将其分为动物类、植物类,其余一些器物类、泛指及待考的药物归为其他类。动物膏脂类药物出现次数最多,有53处,其次为其他膏脂类药物,有24处,植物膏脂类药物出现频数最少,仅13处,并分类厘清其异名情况。根据膏脂类药物在临床中的使用,梳理其在外科疾病、内科疾病、妇科与儿科疾病、皮肤科疾病、房中医方、养生医方、其他疾病等7个方面的运用特点。认为膏脂类药物在中医药学中不断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探究其发展、演变过程有利于古为今用,对现代膏脂类药物的运用提供借鉴。

出土战国简册“[鹿毛]”字考

“[鹿毛]”字战国楚简五见,当分析为从“毛”“麃”省声,是“毛”字加注声符“麃”而成的注音形声字,即“毛”字异体。湖北老河口安岗一、二号楚墓竹简中此字当分别读为“毛”和“表”,“毛”表示旗杆上的一般毛饰,“鲁帛之表”指鲁地丝帛制成的用来装竹杖的套衣。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校读札记

《刑德》甲篇“德徙土”“(刑)居木”应改释为“德居土”“(刑)【从水】徙木”,离【=(离,离)廿(二十)岁而复并居】水”应改释为“离行【十六岁而复并居木,廿岁复并居】水”,“有胜日”应改释为“十胜曰”,“【(刑)、德】以子徙”应改释为“【六康曰:】以子徙”,“倍(背)(刑)德,益”应改释为“逆(刑)德,胜”,“日之奇□□□□伐国□□□□□胜之”可补为“日之奇□以为□伐国,地之,逆刑德,胜之”。此外,本文缀合了《阴阳五行》乙篇《刑日图》的两块帛片,发现了《五行禁日》中被误剪的“斩”字,找到属于该篇的六块残片。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出土秦汉简帛经方的流传脉络与发展

南北朝时期的《范汪方》《深师方》等方书保留了不少与出土秦汉经方高度一致的药方。通过对读出土秦汉简帛经方文献与传世方书,发现形成于秦汉时期的经方并没有完全失传,其精华已悄然汇入经方医学的历史长河,滋养着后世经方医学的发展与创新。经方本身关系到文化积淀与历史传承,是组成民族记忆与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出土经方重要性的一个体现,恰恰在于其与传世经方是一脉相承的,从而为印证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延绵不断,提供了医学上的证据。

从简帛医书看《内经》足六脉病候

《内经》中《灵枢.经脉》以外还有一些篇章涉及到经脉病候,其中集中论述经脉病候的大都以足六脉形式表述。研究表明,足六脉病候与简帛经脉病候关系密切,提示我们,一方面,经脉病候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灵枢.经脉》;另一方面,简帛经脉文献的影响相当深远。将观察经脉病候概念的视野扩大,并从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予以审视,有利于深化对经脉病候甚至早期经脉理论的理解。

《老子》的养生思想--以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北京大学藏竹书为中心

《老子》的养生思想,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通过对作为根源之"道"、"德"的把握,或者通过达致与"道"有密切关系的无知、无欲、无为,来实现养生思想所企求的"长生久视"。第二,基本上不把个人生命、身体的保护与天下统治权的获得视为矛盾、对立的关系,认为养生和政治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对待、相互交错展开的关系。《老子》中进而萌发出一些领先时代的新的养生思想。例如,对养生予以极高的评价,把养生看作是最高的最终的人生目标。此外,虽然《老子》养生思想几乎都说的是"养形"亦即生命、身体的不老长寿,但其中也提倡以灵魂、精神在死后继续永存为内容的养生即"养神"。

《算数书》勘误

在分析算理的基础上 ,对《文物》杂志刊登的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算数书》释文进行校勘和正误 ,纠正了原文中各种类型的错误 ,如原术错误、计算错误、错简、脱文、衍字、抄写错误、文字倒互等 ,同时补出了原不能辨识的文字 5 3个 .

湖南出土简帛的书法价值初探

湖南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简牍数量最多、时代序列最完整、简帛书体资料最丰富的省份。湖南出土简帛的书法价值主要有:1)展现了战国楚系文字的原始面貌。2)提供了秦汉之际隶变过程中丰富多彩的秦隶书体。3)给隶书的成熟期提供了新的佐证。4)给东汉后期和三国魏晋的书法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5)给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高古生动的临摹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