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问题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不少学者相信它源于西周文本。然而,通过对《保训》的语言特征、阴阳观念、中道思想的比勘分析,可以推定它并非商末周初史官实录的周文王遗言,而是成书于战国前期的托古言事之作。

清华简《金縢》性质与成篇辨证

清华简《金縢》虽是战国抄本,但与传世之《尚书·金縢》差异并不大,应该有着共同的"祖本"。通过对两本的细致比对,我们发现二者的差异基本属于文献流传过程中自然损伤的范畴。传本《金縢》对"祖本"作了增删并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简本则有所删节且脱漏了一支简。从简文对人物的称谓以及简书上不规律的墨点来看,简本入土前可能是一种流行于楚地用于贵族书教的教材。

清华简《厚父》属性及时代背景新认识——从“之匿王乃渴失其命”的断句释读说起

清华简《厚父》自发表以来其属性问题争议最大,有"夏书""商书""周书"三种说法。本文把"之匿王乃渴失其命"读作"之慝王乃桀失其命",也就是说该篇所述有禹、启、皋陶、孔甲、桀等人物及事件,这种历史背景就完全可以排除"夏书"说;因完全未提到商王及其有关历史经验和教训,也不能说是"周书";其属性应为"商书"。从《厚父》所反映的天命观、君臣关系、治民方式及对臣民提出"保教明德"的主张等方面看,这与西周初期武王、成王、周公等统治者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也反映了其篇为"商书"而非"周书"。

从《周礼·太仆》看清华简《摄命》

《周礼》所载太仆职事,主要包括正王之服位、赞王礼事、出入王之大命及掌诸侯之复逆等四个方面,其中包含有针对民间申冤这一特殊情况而制定的路鼓制度等。清华简《摄命》中摄的主要职事,亦包含出入王命、排解民间冤苦与处理周王的礼仪事务等三个方面。比较《摄命》与《周礼》,两者存在很大的一致性。《周礼》所载太仆的相关内容,为探讨《摄命》这一新出文献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从这个角度看,《书序》“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作《冏命》”说,不应轻易否定。

清华简《系年》与赵盾史事新识——兼谈《系年》版本源流问题

学术界结合传世典籍对春秋晋国政治家赵盾已有一定的研究,在新材料清华简《系年》与《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对读研究基础上,通过对两者在语用特点、人名称谓以及内容详略上的差异进行梳理分析,认为简本讳言赵盾、穆嬴,称之为"大夫"、"襄夫人",可能是在楚国地域流传的一个简抄本或改写本。清华简《系年》所揭示的晋国诸历史细节值得关注。

郑国东迁肇始时间考

郑国东迁,对于两周之际政治地理格局的再造有重大影响,深入探究这一事件的意义自不待言,学术界对其关注较多,成果丰富。其中,对于郑国东迁始于何时这个关键问题,多数学者信从《国语·郑语》《史记·郑世家》的记载,认为发生在“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之后。然而,这是忽视或者否定古本《竹书纪年》相关记载得出的结论。清华简“郑史三篇”的面世,提供了审视此问题的新线索。通过梳理新、旧文献,重新解读古本《竹书纪年》有关晋文侯二年桓公克郐的记载,可得出其为一条信史的结论;进而论证出郑桓公伐郐是因周宣王被弑引发的王室追责行动;桓公因功受赏“郑父之丘”,获得了实现其东迁战略意图的机会,此地实际上成为郑国东迁的早期基地。因此,将“晋文侯二年”即公元前779年视为郑国东迁肇始之年是成立的,这比传统主流观点要早数年。

由清华简《系年》所见赵襄子至赵献侯世系新说

根据《史记》记载以及后人的考证,赵襄子至赵献侯的世系旧说为:赵襄子从公元前475年至前425年,赵桓子从前425至前424年,赵献侯元年为前424年。清华简《系年》所载赵桓子、赵狗、赵浣的活动对赵氏世系旧说提出了重大挑战。依据清华简《系年》,结合《史记》和"侯马盟书",我们对春秋末年晋国赵氏世系提出了一种新说,即赵襄子为公元前475年至前442年,赵桓子为前442年至前441年,赵狗为前440年至前430年与前425年之间,赵献侯元年位于前430年至前425年之间。

清华简《保训》篇意旨发微

清华简《保训》篇作为周文王的遗训,所蕴含的意旨备受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四次出现的“中”。研究者大多自然地将《保训》篇的“中”与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中道”相联系,故而将“中道治国”视为该篇的核心意旨。但“中道”说在解释《保训》篇四个“中”时存在矛盾之处,于是围绕这四个“中”是何含义,学界聚讼不已,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解读《保训》篇思想内涵的思路。因此,解读《保训》篇的思想内涵不应将视野局限在“中”上,而应放眼文本自身的性质、体裁,做内在的思想解读。细致分析《保训》篇,不难发现在“中”之外,还有另一重要思想——即出现在周文王遗训开头和结尾的“勿淫”。这或许可以为《保训》篇核心意旨的解读提供另一视角和思路,同时也为“中”的思想意涵的诠释开启另一路向。

清华简与赵简子史事研究

清华简《赵简子》的问世,对研究春秋晋国历史和赵国历史文化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尤其为研究晋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赵简子提供了难得契机。《赵简子》属于语类文献,既有作者或传抄者的陈述语言内容,又有直接引用或实录的谈话内容。它可以印证或补证并丰富赵简子的历史和思想方面的内容。赵简子当时身份为上军佐。简文使用“范献子进谏”而不用“规诫”,真实暴露了简文作者史官或者传抄者的政治思想倾向,他们认为赵简子才是这段对话的主角。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一致证明赵简子勤政好问,从谏如流;尊贤重士,求贤若渴,能够赢得民心,顺应历史发展,从而开创了赵氏基业。

从清华简《诗》类文献看先秦楚地《诗》教特征

清华简中的《诗》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用于王室贵族教育的《诗》选本,与儒家编订的《诗》选本存在共同文献来源,经过楚国史官和乐官的重新整理编订,杂入了具有楚地巫祀文化特征的《祝辞》等咒语诗。《诗》教是战国楚地贵族教育的核心内容,楚地《诗》教侧重"以《诗》儆戒""以《诗》明德""以《诗》达情"的功能,在于以"诗义"培养德行,以"诗乐"陶冶情操。楚地《诗》教发轫于西周时期的礼乐之教,成型于春秋时期的六经之教,在战国时期接受儒学影响,转型为德政之教。战国时期列国注重事功的政治导向对《诗》教产生消极影响,清华简反映出战国后期楚地《诗》教地位的下降。

“二雅”及清华简《耆夜》所见宴飨诗酒意象研究

酒在《诗经》"二雅"及清华简《耆夜》的宴飨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作为一种媒介,沟通神人、君臣、宾主,是贯串宴飨礼的纽带。酒是宴飨礼的中介物,也是宴飨诗的关键意象,它是为礼乐文明服务的。酒是宗族血缘网络的纽带,也是祭祀祖先神灵的媒介。周人重德,在对酒的态度上重视酒德。周人饮酒是为礼乐文明服务的,德是礼的内化,酒德是周人对酒的态度的表现。周人不杜绝饮酒,但反对纵酒失德。从某种程度上说,宴飨诗是周人礼乐制度嬗变的镜子。《耆夜》展现了宴飨礼典尤其是赋诗的具体过程,反映了周公的"无逸"思想,弥足珍贵。

《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

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清华简《良臣》中的“女和”

清华简《良臣》中的"女和",可能就是《世本·作篇》中的"女娲",与大家所熟知的"女娲"是两个人。"女和"与"女娲"相混,可能是由于"和"、"娲"二字音近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女和"本作"女娲",是远古"女娲"部落的后裔。

清华简《良臣》《祝辞》的形制与书写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三册发表的《良臣》与《祝辞》两篇竹简,是由同一抄手所写。本文将对这两篇竹简的形制与书写做全面的研究。

《史记》失载秦人始出地考

司马迁对于秦人的历史非常关注,他在十二本纪当中特意撰写了《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与《殷本纪》《周本纪》之一朝一纪迥然不同,体现出司马迁本人详今略古的治史原则。其中《秦本纪》专门记载秦人发展的历史渊源,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对于秦人始出地的失载影响很大,幸好《孟子》《春秋左传》等传世的文献和出土文献《战国纵横家书》和《清华简》记载了秦人始出于"商蓋",即今天山东省的曲阜一带地,弥补了《史记》的缺憾,为解开秦人西迁之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史证。

清华简《系年》所见赵氏人物史事探析

清华简《系年》是一部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完整史书,其中出现的赵氏人物对于燕赵历史文化研究具有一定意义。对《系年》中出现赵氏人物的5章文本进行解读,并对其中出现的6位赵氏人物的事迹加以介绍,一方面与传世史书相互印证,另一方面对不见于史书记载的内容加以探析。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释读拾遗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自公布以来,引起多方讨论,但不少简文的释读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就其中某些简文提出新的释读意见,如《子犯子余》简3应点断为“主如曰疾利,焉不足?诚我主故弗秉”。同简“以即中于天”中的“即”可读为“冀”,希冀之义。简5“■■于志”可读为“瘅劳于志”。“瘅劳于志”,为志向而劳苦。简12中的“就”当依沈培的意见理解为“及”。简13“若大岸将具崩”中的“具”可读为“遽”,突然、猝然。《赵简子》简7“车外”中的“外”字当是“”字之省,应读为“坚”,坚固。《越公其事》简6“继”可读为“继祧”,继续宗庙之义。简14“笃”应理解为病,指军队疲敝。简32“堇(勤)𡐰”应读为“勤励”,勤劳勉励。简34“■■■■”可读为“䅘稑陵稼”,在丘陵之地种稑和小麦。简58“询命若命”中的“询”可读为“循”,顺从。

説清華八《虞夏殷周之治》中的"䢜而不來"

清華八《虞夏殷周之治》中"海外之諸侯通而不來"的"䢜",或釋作"歸",或讀作"饋"或"餽",均有未安.本文認爲"䢜"應讀爲"懷",訓爲"受安撫".簡文"海外之諸侯懷而不來"意爲海外的諸侯卽使受到安撫也不來.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

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存周公毖臣诗四句、成王自儆诗九首,是题目、短序、乐章标识俱全的乐舞诗章。成王九首诗中祀祖、自儆、儆臣内容连贯,又符合古诗乐以"九"成组篇制结构,还与传世文本《诗经·周颂》多为组诗的原初形态暗合,故九首是一完整的组诗。其中第一首见于今本《诗经·周颂》的《敬之》篇,故整体为《诗经·周颂》作品无疑。由短序推知,周公四句诗原来是另九首,同属《诗经·周颂》"逸诗"。两组十七首"逸诗"的诗学史意义:一为"孔子删诗"公案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的支撑,并为其删诗"十分去九"提供了文本范例,且启示人重新理解司马迁"去其重"的含义不只指删除重复诗篇,还指删除内容相近的诗篇;二为《毛诗序》形成时代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证,说明《诗经》至迟到战国中期已有序;三是揭示了《诗经》"颂"诗有别于"风"、"雅"只唱不舞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特征。

殽之战后秦楚结盟与春秋争霸格局变迁新探

殽之战是影响春秋争霸格局的一次著名战役,此战导致秦"与晋执怨,与楚为好",秦、晋、楚三方关系发生转变。但不同于以往学界的认识,本文提出新的观点,认为殽之战后秦楚结盟与春秋争霸格局的变迁过程十分曲折:秦穆公与晋关系破裂,于是放归楚俘子仪求成,并达成同盟,此即第一次秦楚同盟之建立;但由于楚成王被弑,第一次同盟关系未能持续,于是即位的秦康公又与子仪会面,让其促成第二次秦楚同盟,此事发生于清华简(陆)《子仪》篇所说的"取及七年",即秦康公二年,此次结盟最终塑造了秦楚两国联合抗衡晋国的春秋争霸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