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近亲属拒证权构建基础与路径研究

刑事诉讼近亲属拒证权作为一项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尚付阙如,蕴含亲属拒证权内核的亲亲相隐制度随着国家本位主义观念的盛行而遭到废除,有碍家庭关系的维系及质证权的全面行使。事实上,该制度于人伦精神之丰富、社会关系之构建、服刑结束人员之关怀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近亲属拒证权的构建不仅能够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和证人出庭制度,而且可以加快我国人权主流化的进程,回应我国对于刑事诉讼法多元化司法的要求,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究其构建的具体路径,应当注重多种价值的选择与平衡,设立合理的边界以免造成价值失衡,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危害公共卫生罪及亲属间的犯罪作为近亲属拒证权的例外情形,以相应机关的告知义务和审查义务为视角完善该制度的适用程序,探究申诉与审查并重的救济途径以保障权利的良好行使。

论记者拒证权

记者拒证权是指在司法活动中,新闻记者拒绝作证提供消息来源的权利。其保护对象不涉及提供者而只针对记者。记者拒证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信息来源,而不是信息本身。拒证权是利益平衡的结果,是寻求案件真相向新闻自由作出的必要让步。拒证权的内容可分为四个方面:(1)拒绝公开信息来源的身份;(2)拒绝开示可能曝光提供者身份的信息内容;(3)拒绝接受询问;(4)拒绝接受搜查、扣押。中国在记者拒证权问题上应当采取渐进式立法。

论刑事拒绝作证特权中的利益衡量

拒绝作证作为一项特权，是在刑事诉讼中查明案情、追求实体真实的需要和另一种重要的社会利益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法律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利益协调。本文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拒绝作证恃权中的这种利益冲突与协调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作了初步的探讨。

证人作证制度的道德维度思辨

证人作证制度是证据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高证人作证率一直是各国立法努力的方向。然而证人本身也是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在道德维度上存在着个体差异,证人制度也应当对这种需求予以考虑。而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却未考虑到个体的道德需求,只是以一种圣人之德来对证人作证义务予以普遍性的要求。缺乏证人免证特权的规定,也就成为我国制约证人作证率的一个瓶颈。

亲属证言特免权的中国面相与制度构建

《刑事诉讼法》第193条第1款但书仅仅赋予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免于强制到庭的权利,而没有确立亲属证言特免权制度。我国可以借鉴大陆法系的立法例,构建亲属证言特免权制度,制度要点包括:应当同时规定基于特定身份的一般证言特免权与基于特定事项的证言特免权;特免权的主体宜限定为亲属证人,而不包括被告人;“亲属”的范围应在“配偶、父母、子女”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公安司法机关在未告知证言特免权的情况下取得的证言有可能被排除;国事犯原则上不应当成为特免权的适用例外;亲属证人与被告人的共同犯罪案件不应当排除特免权的适用;针对家庭成员的犯罪排除适用特免权,应限于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场合;面对威胁他人生命、重大的身体与财产安全的“紧迫”危险时,可以排除适用特免权;为了主张特免权而虚假结婚的情形,应当排除适用特免权。

完善我国证人制度的几点意见

司法实践中证人拒不出庭作证、作伪证等现象普遍存在。证人拒绝作证的原因主要有 :法律规定的证人保护制度不完善 ,未能形成对证人权利或权益的有效保护机制。我国应在立法上消除对证人范围的限制 ,赋予证人拒绝作证权。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证人出庭作证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通存在的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 ,有必要从转变司法观念 ,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建立证人特权制度等方面 ,有效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

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作证之保护——由“校长拒绝警察询问学生”切入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中,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负有作证义务违背了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针对未成年人作证的保护机制存在疏漏。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亲属间的作证特免权,完善了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考虑到证人人权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社会和谐,今后立法上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范围,借鉴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完善未成年人作证的保护。

亲亲相隐原则的法理探析及其在当代中国命运之检讨

亲亲相隐在中国古代作为体现儒家思想、维护封建家长制统治的一项法律制度 ,在新中国已作为封建糟粕被摒弃。但从现代法治社会的眼光审视 ,其对社会最基本的人伦血缘关系的承认与关怀 ,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前瞻其在中国未来之命运 ,应在刑事立法中占有一席之地 ,它表现为一定的亲属间相互享有作证豁免特权 。

美国证人豁免制度及其启示

证人豁免制度作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的产物,其对于公共利益之维护必不可少。美国立法历经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的绝对保障,到罪行豁免,再到使用豁免的沿革过程。从美国司法实践而言,证人豁免制度经历了从控方证人豁免到辩方证人豁免的发展历程,并且正式证人豁免和非正式证人豁免并存。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贿赂犯罪中,出现了类似于证人豁免制度的做法,但这种不具备实质性的做法只是追诉机关打击犯罪的工具。我国刑事法律并未规定证人豁免制度。我国应在借鉴国外证人豁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式的证人豁免制度。

亲属证人出庭特权问题研究

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证人作证是法律上的义务。证人作证不仅是提供证言,还应当出庭就证言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基于现代刑事司法活动价值追求的多元化,证人作证义务存在例外情形。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亲属证人出庭特权制度,赋予亲属证人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但没有确立在庭外拒绝提供证言的权利。亲属证人出庭特权制度与证人拒证权存在明显的差异。

污点证人豁免的理论探析

污点证人的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权和实践中的利益权衡原则是污点证人豁免的理论基础。污点证人豁免是一种定罪上的豁免,不是量刑上的折扣,也不是辩诉交易的一种。应当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构建我国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民事证言拒绝权的理论与实践——以价值的权衡为中心

证言拒绝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对证人作证义务的一种法定免除,其法理基础在于社会生活某些领域的价值要超越纠纷解决所带来的安定性。在现代各国的立法上,通过确立民事证言拒绝权所要维护的社会价值包括证人自身的利益、家庭关系、职业秘密与公共利益。民事证言拒绝权以行使的方式为依据可以分为“完全的证言拒绝权”与“不完全的证言拒绝权”两大类。在证言拒绝权的实现上,两大法系的做法存在一定的差异。

浅论证人免证权

证人免证权的含义及特征 ;我国历史上的证人免证制度 ;国外证人免证权的相关规定 ;证人免证权的价值 ;

论刑事诉讼中的特权规则

我国刑事司法正面对一个深刻矛盾 :一方面法律对证人资格作了宽泛而严格的限定 ,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又鲜有证人出庭作证。这一矛盾致使对抗式审理方式不能真正建立。究其原因之一 ,乃是法律过分注重犯罪控制而忽略了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社会价值。而我国古代与当今国外的特权规则却有利于克服这一弊端。本文对中外证人资格作了比较研究 ,指出了特权规则的借鉴价值 。

对国外证人拒绝作证权的法律探究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被称为证人特权规则 ,是外国证据法中一个法治原则的体现。文章通过对外国证人特权规则适用的主体范围、特权规则内容的对比、总结 ,探讨在中国当前增设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意义。

对证人拒证问题的几点思考

鉴于证人证言的重要性,我国刑法规定,凡是了解案件情况的人(证人)都有作证义务,但是侦查机关在办案收集证据时,经常遇到证人无理拒证或不敢作证的情况。证人拒绝作证,不仅仅是证人缺乏社会责任感、正义感的问题,而且主要也由我国法律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因此,针对证人拒证问题,必须加强对证人的保护,明确证人的权利,对拒不履行作证义务的证人给予有效制裁并确立证人特权原则。

刑事诉讼中证人免证特权制度

证人免证特权制度是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一个例外 ,一般体现于亲属特权、职业特权、公务特权和反对被迫自证其罪而享有的免证特权。我国在立法上应确立律师与被告人和直系亲属间的免证特权 ,对于因涉及国家机密而享有免证特权的人员范围不宜过宽 ,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和公共安全时应禁止刑事免证特权。

试论证人免证权

为了最大限度的打击犯罪 ,我国法律规定了证人作证的绝对义务 ,然而从价值平衡的角度、人性化的角度、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 ,证人免证权的建立将是实现证人权利保障的必然趋势。

论刑事诉讼证人拒绝作证权

证人拒绝作证权是世界许多国家刑事诉讼立法中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的封建法制中也有所体现。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立法规定证人负有作证的强制义务,仅部分亲属有不被强制出庭作证的权利,至今尚未确立系统的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证人拒绝作证权的存在,是刑事诉讼法律价值多元化和社会利益权衡的结果,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因此我国刑事诉讼应当在借鉴古今中外法律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享有证人拒绝作证权的主体范围,以及拒绝作证权的行使和限制等方面作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