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不起诉制度运行的困境与对策

2021年少捕慎诉慎押由刑事司法理念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贯彻落实这一政策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的运行提出了新诉求。近几年,随着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不起诉制度内容正在扩充,不起诉率明显增加,但不起诉制度运行仍然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当前不起诉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有适用率低、不平衡、不规范以及隐形不起诉等,致使其效能实现受到影响,困境的形成原因包括检察机关工作程序的限制、各类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对象和罪名范围的不足、不起诉制度适用的条件模糊。对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检察机关工作程序、扩大适用范围、规范适用方式等措施,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提高诉讼效率。

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问题探析

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审查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研究也经历了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转变。逮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因素的设定,将我国逮捕的功能定位为羁押候审功能,从而建立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以及诉讼保障性三大评估因素,并从评估模式、评估主体、评估方法等内容探讨建立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体系。为真正发挥逮捕在刑事诉讼中的应有功能,使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得以发挥良好效果,还应加强对辩护权的保障并对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进一步完善。

径行逮捕制度的检视与反思

径行逮捕制度有天然的价值缺陷,不利于权利保障价值和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也不具有真正的效率价值。就理论品格而言,径行逮捕制度在社会危险性判断方面,存在思维的非比例性、方法的非全面性以及素材的非必然关联性等缺点,一律推定为具有社会危险性过于武断。同时,径行逮捕制度导致的犯罪标签化后果也与轻罪时代背景格格不入,不利于罪犯复归社会,且与积极履职要求有差距,难以兼顾办结案件与办好案件,不利于实现“三个”效果的统一。此外,随着社会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电子手环监管系统等犯罪监控技术广泛使用,也让径行逮捕制度的犯罪控制功能呈现可替代化的趋势。在司法运行过程中,径行逮捕制度也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相冲突,与本轮司法责任制改革相矛盾,与“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存在龃龉,影响羁押必要性审查功能的充分发挥。对径行逮捕作限制解释或者作变通处理都不具有合理性,在未来的立法过程中,应该删除径行逮捕制度,对社会危险性进行综合性评估。

经济犯罪侦查中犯罪财富调查模式的提倡与应用

在网络犯罪层出不穷的AI时代,传统的“反应式”经济犯罪侦查模式略显乏力,经济犯罪侦查的侧重点亟须由“下游应对”向“上游预防”延伸。作为新型大数据侦查措施,犯罪财富调查兼具深挖线索、收集证据、打击犯罪、追赃挽损等机能,可以更加科学精准地预测与打击经济犯罪,弥补当前经济犯罪侦查模式的不足,有利于经济犯罪追逃追赃工作的开展,及时保护公民个人合法财产。构建犯罪财富调查的司法适用体系,应当秉持合法、比例、前置原则,明确犯罪财富调查的适用范围,规范运行机制,完善程序性制裁措施。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得以落实推进的同时,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模式应运而生。我国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产生了电子手铐、电子脚镣、“非羁码”等一系列手段,但也伴随出现了运行规范缺乏、算法黑箱效应、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因此,可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寻找完善路径:制度上,要明确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规范;实践上,需建设非羁押措施数字化运行平台、建立Buffer缓冲区行为预警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效能。

10 kV复合避雷器组合绝缘子雷电冲击污闪特性及模型

雷击与污秽会威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因此,该文对具有雷电防护功能的复合避雷器组合绝缘子的冲击污闪模型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适用于组合绝缘子的冲击电压闪络模型;其次,以双指数波形为输入,基于双指数函数与伏秒特性交点法建立了组合绝缘子冲击闪络电压与电弧路径计算模型,并从迭代求解变量U(冲击闪络电压)出发,将单方程两未知量问题转换为单未知量的非线性方程求解问题以实现模型求解;最后,进行了复合避雷器组合绝缘子雷电冲击污闪试验。研究发现,复合避雷器组合绝缘子闪络路径分为绝缘和间隙两类,且随着等值附盐密度在0.03~0.2 mg/cm^(2)范围内增加,污闪电压在90.79~97.15 kV之间先增加后降低,并对闪络电压随着等值附盐密度增加呈现非单调递增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对该文所提模型进行验证发现,基于交点法的冲击闪络电压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最大误差为8.1%,平均误差为4.5%,且可以判断电弧路径的位置。该文揭示了复合避雷器组合绝缘子特殊的放电特性,研究结果可为组合绝缘子的设计、优化及运维提供参考。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之提出,契合多元综合社会治理理念,体现强化公民人权保障、理性防控犯罪、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的司法治理逻辑。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取保候审适用范围不明确,保证金形式单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过长,罪犯漏罪或新罪将使其原减刑裁定失效,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过小,出罪免刑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制度层面逐步扩大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和明确其判断位序,增加其他财产类保证金形式,分阶段平均缩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特定条件下维持罪犯原减刑裁定效力,扩张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拓宽出罪免刑机制等,以充分释放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政策效能。

轻罪治理背景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面向与程序供给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轻罪日益成为犯罪治理的主要对象。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逻辑在权力制衡、持续审查、比例原则等三个方面得以展现,所具备的程序功能有利于释放轻罪治理效能、缓解轻罪治理末端压力、控制轻罪审前羁押溢出效应。在当前“捕诉一体”办案模式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面临着审查主体的追诉倾向客观存在、审查程序启动困难、审查方式行政化、审查标准把握不规范等问题。随着“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深入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协商性司法等新特征。协商性司法在客观上可以减少审前羁押,非必要的审前羁押会对协商性司法的正当性产生不利影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本身是实现协商性程序正义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时协商性司法为进一步发挥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提供了制度空间和理念指引。通过强化依职权主动审查、构建审查闭环,适度简化审查标准、明确“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把握参与协商的本质、纠正听证程序的异化倾向,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将更加贴近轻罪治理需求,为构建现代化犯罪治理体系提供必要支撑。

少捕慎诉慎押视角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治理研究

如何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要求,降低审前羁押率、扩大相对不起诉适用是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2986个起诉书样本和583个不起诉书样本进行分析,审前羁押方面,帮信罪治理存在审前羁押率较高、逮捕条件适用存在偏差、强制措施变更不及时的问题;相对不起诉适用方面,还存在不起诉率较低、裁量标准尚不统一的问题,不同的裁量情节对相对不起诉的影响程度从小到大依次是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偶犯、自首、悔罪、坦白、退赃退赔、初犯和在校学生身份,而被告人认罪认罚对相对不起诉的影响不大。对此,应当坚持权利保障的轻罪治理观,全面、动态地把握帮信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逮捕社会危险性,促进其他非羁押性措施的完善;探索建立细化统一的裁量标准以强化相对不起诉的出罪力度。

交通肇事“逃逸”新论

交通肇事“逃逸”的内涵究竟是“逃避法律追究”还是“逃避救助义务”,学界并未形成一致意见。然而,这两者并非二元对立关系,其在解释方法上是同源的。因此,将它们结合起来形成“结合说”以揭示“逃逸”的内涵并无不妥。由此,不仅可以解决“肇事逃逸”法定刑升格的正当性问题,也回应了“逃避救助义务说”与司法解释有关“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规定相违背的问题。“逃逸”情节的特殊性决定了“逃逸”只具有依附地位而无独立性,这意味着“逃逸”情节只影响对行为人的量刑。所以,在交通肇事的制度安排上,将“逃逸”作为定罪情节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相关规定应予以删除。

论在前罪判决宣告之前发现“漏罪”的数罪并罚适用

判决宣告前已发现的其他罪,是否应与已执行完毕的刑罚适用数罪并罚,在认定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基于数罪并罚的立法宗旨和罪刑均衡原则,此类案件无论刑罚是否执行完毕都具有适用数罪并罚的必要性,因此可以考虑依据刑法第六十九条数罪并罚的一般规则处理,这样既符合数罪并罚规则的设置初衷,又能与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相契合,取得与原本同时裁判场景的均衡,从而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胸腹联合心肺复苏在急诊呼吸心脏骤停患者救治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探讨胸腹联合心肺复苏(CPR)在急诊呼吸心脏骤停患者救治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2月至2023年2月北京市石景山医院急诊科收治的86例呼吸心脏骤停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60例)和观察组(26例),分别对其进行常规的胸外按压CPR治疗、胸腹联合CPR治疗。对比两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的自主循环恢复(ROSC)发生率高于对照组,且复苏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生存率、生存出院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持续进行30 min CPR后的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PetCO_(2))、平均动脉压(MAP)、动脉血氧分压(PaO_(2))高于对照组,而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_(2))和血乳酸水平(Lac)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胸腹联合CPR应用于急诊呼吸心脏骤停患者的救治中,能有效促进患者ROSC,缩短复苏时间,并显著改善患者的生命体征,值得推广。

多巴胺和肾上腺素合用在心脏复苏中的应用价值评述

目的探讨心脏复苏中应用多巴胺与肾上腺素合用的价值.方法：按照随机数字法将我院2012年6月～2015年6月接诊的心脏骤停患者160例分为2组,各80例,其中对照组单用肾上腺素治疗,而研究组采取多巴胺与肾上腺素合用治疗.观察记录两组患者心电活动恢复率与自主循环恢复率,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研究组患者心电活动恢复率与自主循环恢复率分别为82.50%、77.50%,对照组则依次为47.50%、45.00%.结论：心脏复苏处理中采取多巴胺与肾上腺素合用,不仅可以提高心电活动恢复率,同时可提高自主循环恢复率.

G-CSF与GM-CSF联合用药治疗化疗后骨髓抑制的比较

目的了解联合应用G-CSF和GM-CSF治疗Ⅱ度及以上化疗后骨髓抑制的可行性和安全性以及不良反应。方法84例确诊的恶性肿瘤化疗后出现Ⅱ度及以上骨髓抑制的患者,随机单盲分为G-CSF组(G组:n=28,G-CSF150μg/d皮下注射),GM-CSF组(GM组:n=28,GM-CSF150μg/d皮下注射),联合用药组(G/GM组:n=28,G-CSF75μg/d和GM-CSF75μg/d皮下注射)。观察:(1)用CSF后WBC恢复正常所需天数;(2)停用CSF48h后WBC计数;(3)停用CSF48h后PLT计数;(4)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三组患者用药后均能有效提升白细胞。在WBC恢复正常天数上GM组明显长于G组和G/GM组(P<0.05);停药48h后WBC计数GM组和G/GM组明显高于G组(P<0.05);停用CSF48h后PLT计数GM组和G/GM组明显高于G组(P<0.05)。三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接近,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结论G-CSF和GM-CSF联合用药能安全、有效地治疗化疗后骨髓抑制,可避免单独用药的弊端,是化疗后骨髓抑制的有效治疗方法。

可控避雷器的静态电位分布计算方法

可控避雷器的晶闸管开关中晶闸管的等效电容CT随端电压UT的变化而变化,在计算可控避雷器静态电位分布时,须考虑该特点。将"场路结合法"与CT随UT的变化规律相结合,提出了可控避雷器静态电位分布计算方法,即先建立受控元件、固定元件和晶闸管均压电阻的电场数值计算模型,求出等效杂散电容网络;再通过试验检测和曲线拟合,求出晶闸管CT和UT之间的函数关系;然后建立可控避雷器等效电路模型,将CT和UT之间的函数代入电路模型中,通过反复迭代,求得各电极电位UFi与避雷器端电压Us之间的函数;最后将UFi与Us之间的函数代入电场数值计算模型中,求出可控避雷器静态电位分布随Us的变化规律。经试验验证,该计算方法用于求解可控避雷器静态电位分布是有效的。

从“捕诉一体”到“侦诉一体”:中国侦查控制路径之转型

中国目前的侦查控制机制以程序规则直接控制为主,证据规则间接控制为辅;以立法控制为主,司法控制为辅;对侦查的常态化控制来自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从近年来的数据看,侦查监督的效果并不理想。目前的侦查控制机制,无论是对侦查入口(即立案),还是对侦查过程本身,无论是力道还是覆盖范围,都存在不足。控制侦查是检察机关的历史使命,更是客观诉讼规律的要求。目前"搭载"批捕的侦查控制机制--"捕诉一体"改革--覆盖面有限,副作用不小。未来应实现侦查控制路径的转型,即从"捕诉一体"转向"侦诉一体"。

特高压交流开关型可控避雷器控制系统设计

随着电压等级的升高,操作过电压对输变电设备的绝缘水平影响逐渐变大。开关型可控避雷器是特高压交流输电系统中一种有效的操作过电压限制手段,而控制系统是可控避雷器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实时监测线路电压电流状态智能控制避雷器的参数和性能以达到深度抑制操作过电压的目的。根据可控避雷器的功能需求,阐述了可控避雷器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和整体构成,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设置和可控避雷器的自动控制策略;同时介绍了控制系统的可靠性设计措施,根据统计故障率计算了控制系统的平均失效间隔工作时间(mean operating time between failures,MTBF)值;最终按照设计要求研制出了控制系统样机,并对控制系统进行了电气性能实验,充分验证了研制的控制系统的有效性和可用性。实验结果表明,可控避雷器控制系统控制结构清晰,策略有效,具备在特高压交流输电系统中工程应用的条件。

比例原则在捕诉程序中的引入与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力推行的"捕诉合一"办案机制,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观点对立。"捕诉"的具体程序设置、权力运行由于受到我国目前检察权性质不明所限,因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宪法基本权利保障并非"捕诉合一"或者"捕诉分离"就能够力行解决。比例原则的引入就为此提供了一种新思路,通过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相称性原则在逮捕权、公诉权的适用,完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利益侵害达到最小限度的制度预期。

检察改革视域下捕诉合一的未来展望

当前,以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检察机关如何在新时代谋划新发展,继续深化检察改革,不仅关乎整个检察系统的命运,也关乎我国法治道路的健康顺利运行。而以检察机关内部机构改革为突破口,实行捕诉合一的改革,可以实现检察机关科学合理的内在机构配置,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