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瑾致友朋信札及上呈奏折考释

黄国瑾是晚清诗人和藏书家,著述多有亡佚。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紫江朱氏存素堂排印《训真书屋遗稿》,后收入《黔南丛书》别集之中,所存内容均为诗文。近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新刊《贵筑黄氏手稿辑存》,也仅在朱本基础上对黄氏《郢爰考》一文进行字句修改,可见黄国瑾佚文弥足珍贵。经笔者多方寻觅,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邓之诚所藏盛昱《双隐楼藏盛祭酒往还书札》中有黄氏信札原稿一通;缪荃孙《艺风堂友朋书札》刊有黄氏信札九通;《张佩纶家藏信札》中印有黄氏信札原稿近四百通;《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收录有黄氏上呈奏折一封。除黄氏致盛昱、缪荃孙信札以及上呈奏折外,笔者还遴选黄氏致张佩纶信札六通,考订黄氏信札、奏折内容。

历史仪式礼貌视域下晚清奏折道歉语研究

本研究以曾国藩的奏折为语料,基于Kádár的仪式礼貌理论,从历史语用学视角探究晚清奏疏道歉言语行为的仪式化表达、语用策略及权利义务关系内涵。研究发现,晚清臣子以固定的体例和词句实现仪式框架下的规约道歉表达,或在直接向皇帝道歉的同时,基于直陈过失、自我贬损和情感抒发等策略,使用直接道歉、维护面子等手段实现非规约性表达。晚清道歉语具备等级性、目的性和责任性的特征。利用这两种仪式化言语表达方式,晚清道歉语作用于仪式群体道德秩序的感知与修复,构建君臣间道德秩序。本研究丰富了历史仪式礼貌的语料范围,同时为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晚清君臣关系提供了佐证。

绥远城将军满文奏折与八旗教育

通过对绥远城将军满文奏折的深入研究,详细梳理了该城设立满蒙官学的经过,其中包括将军补熙的奏请、军机处的审议以及皇帝的批准等过程,分析了绥远城官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如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指出绥远城官学在培养满蒙翻译人才和选拔笔帖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对绥远城的书院与义学进行了简要介绍,包括启秀书院、古丰书院和启运书院的创办背景、课程设置以及教育目标等,这一研究揭示了绥远城八旗教育的发展脉络,为了解清代边疆地区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明代大臣王德完治国思想蠡测——以其奏疏为中心

王德完为明万历时期大臣,历任兵科、户科、工科给事中,仕途虽短,但所上奏疏较多,涉及面广,且多能针砭时弊,从中即可一窥其治国思想。内政方面,因议立太子而被卷入国本之争,仕途几乎断送;面对朝廷沉重的财政压力与军费开支,所秉持的理财理念仅限于开源与节流;对日“封贡”及平“奢安之乱”上,能够提出正确的对策,显示出在边防战略上的前瞻性;而救民奏疏数量尤多,体现出他对民间疾苦的高度关注。究其奏疏之多的原因,在于万历时期暴露出的种种危机及言官地位的提升。王德完频繁上疏直言,亦是明代中后期君臣冲突的政治缩影。

论王莽秉政时期奏议文的书写——兼补严可均《全汉文》漏辑一则

王莽秉政时期士人写作心态发生了由颂莽媚莽以趋利避害到议政辅政以解蔽救时的嬗变,深刻影响了奏议文的内容生成与艺术风貌。政治变革、经济政策、社会局势方面的社会要素与奏议文的内容具有直接映射关系,述莽功绩与予莽权势、经济改制与政策纠弊、对内平叛与攻伐匈奴等主题的奏议文集中出现。奏议文叙事说理由注重铺垫衬托转变为直陈观点方案,语言少运骈偶而代以长短不拘的散句。文风则由柔媚到质朴,这与作者的身份特征与社会局势的变化直接相关。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佚文献存在失辑、讹误等问题,关涉这一时期则是漏收了孙宝《奏谏以莽功德比周公》这篇奏议文。

明代奏疏中的疫病书写与防治方式

奏疏是官员就治国理政向君主进言献策的重要载体,明代传世奏疏或被辑入奏议专集,或散见于作者诗文别集,不少奏疏的内容涉及气候、行军、刑狱等多种情形下的疫情起因和防治建议,又因不同叙述方式而显示出上疏官员的诉求差异。部分官员奏疏提出的疫病防治以疫后民生补救为主,陈述手法质实精要;部分官员的奏疏据天人感应思路,借疫病劝谏君主反躬自省,论述手法更重辞采、讲气势。这些陈述所具备的即时性、现场感、时政关联度与史志类文献中的疫情记载形成互补互鉴,显示出明代由疫情引发的相关社会、政治问题,以及上疏官员对疫情的认识与补救尝试。

国家权力视角下的生监群体——以清嘉庆刑科题本为中心

绅士研究是明清研究中的热点,相形之下,对作为绅士下层的生监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本文利用新近出版《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中关于生监的新史料,从中发掘新意蕴,以检视并校正明清研究中的明清绅士研究的相关己有理论。本文认为,生监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新材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乡绅土地所有制"论,但不支持"乡绅统治论"。而且从生监的层面看,绅士的社会功能面临国家权力和宗族权力的双重挤压,有不断边缘化的趋势。

刘谦与万年宝历诗祝寿折考

本文考证了刘谦个人仕途的遭际以及万年宝历诗祝寿折的来历 ,使我们看到了康熙盛世时的一段个人的政治悲剧 ,了解了万年宝历诗折流落民间的缘由。

康雍乾时期的奏折制度

奏折制度产生于康熙时期，在雍正时期受到高度重视，得到充分发展，乾隆时期则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奏折从公开到秘密、从非正式文书到正式上行文书的演变过程是奏折制度规范化和法律化的过程。奏折制度具有信息收集、谘询、协商、沟通、监控、指导命令等新功能。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强化信息收集能力的一个政治产物。奏折制度蕴涵着理性决策的因素，有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国家的政务决策能力和政治控制能力。但由于它是为君主服务的，因而也带有君主制度固有的一些弊端。

雍正朝的密折制度

清朝雍正皇帝推行密折制度，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雍正通过密折了解下情，震慑和控制臣下，和亲信大臣密议大政，成为推行雍正新政的得力措施。密折制度和军机处相辅而行，使雍正时的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雍正阅历广，勤于政事，知人善任，使密折制度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雷厉风行地革除弊政，“振数百年颓风”，使雍正朝成为清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但密折制度毕竟有得有失，它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于一时，而不能实行于久远。

古代政治文化与奏议文体变迁——以表、状、札子为例

奏议在古代多用于臣子向皇帝言事、陈情、谢恩等场合,是君臣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表作为一种文体出现较早,带有某种程序化倾向,其功能在历代多有发展变化。状盛行于唐代,并为后世所沿用,主要可分为奏状与申状,各有其不同的功能与体式。札子兴于两宋,用于明清,一般体式简短,一事一札,但发文主体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表、状、札子作为典型的上行公文,每一类均有其独特的源流演变、文体功能与写作要求,其中也蕴藏着特殊的政治文化。

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扬雄长安初期的生平事迹 ,如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众说纷纭。本文论证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在汉成帝永始四年 ,并由此推断 :扬雄至京的年龄 ,今传《汉书》本传“赞”文说“四十余”确实错了 ,应是“三十余” ;先为王音门下史 ,后得王音和杨庄举荐 ,于永始二年或三年待诏 ;由于受到日蚀影响 ,永始元年即复的甘泉、河东郊祠 ,迟至永始四年方始实行。扬雄除为黄门侍郎 ,应在此年末奏《羽猎赋》和元延二年上《长杨赋》之间的元延元年。

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

“留中”指皇帝将臣属的奏疏不做批示下发而留置内廷。万历朝奏疏“留中”事例萌于神宗初政时期，万历中期以后趋于严重，成为凸显的政治现象。这一现象使得国家行政中枢的运转机制被破坏，政府功能亦随之下降。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君臣双方的严重冲突。奏疏“留中”既反映万历朝政治上层统合力之趋弱，又映衬出明代政治文化对君主绝对专制保留的些许约束，这种约束与明代士大夫的政治价值意识密切相关。

悟真于大中五年的奉使入奏及其对长安佛寺的巡礼

本文着重探讨了悟真大中五年奉使入奏及巡礼长安佛寺、与京城高僧唱和交往的大致情形。认为悟真所率使团是张议潮夺得政权后第二个到达长安的沙州使团，其出发时间应比当年二月到朝的高进达使团晚得多，规格也要高得多。曾亲身参与起义、精通佛门教义、儒学功底亦深的悟真积极与长安学问僧交友往来，向长安佛教界文化界展示了敦煌风采，其人其行堪称文化使者宗教外交，为后续最为正式的张议潭使团最终争取到归义军的建立和节度使的旌节在人际关系等方面做了良好铺垫。

《刘丽川上天王奏》考

《刘丽川上天王奏》两种版本最先均由罗尔纲先生公布,其来源清楚,流传经过也明白清晰,版本差异的原因是其中一版本由书手改篡、摘抄或漏抄所致。该奏折末尾没有写明具体上奏日期,可能是刘丽川不明太平天国历法的缘故。

明末的中枢决策与权力格局演进:以崇祯帝“改票”为视角

明末崇祯帝在位期间,对内阁票拟意见的更改成为其理政的惯性,"改票"之举成为崇祯朝凸显的政治现象。崇祯帝通过对大小章奏的"改票",试图表明其在理政能力上对阁臣群体的全面超越,同时展现出对士大夫辅政的戒备与疏离。阁臣对崇祯帝"改票"的态度,经历了从试图匡救国事到完全将顺逢迎的前后变化。崇祯帝的"改票"使得原有的票拟-批红决策模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同时"改票"之举也消解了内阁的辅弼职能,并为宦官参政提供了更大空间。由崇祯朝的"改票"现象向前回溯,可以勾勒出明末皇权强化的演进路径。

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与《川藏奏底》研究

1904年,英国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对西藏的第二次入侵战争,这次入侵距离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相隔15年。迫不及待的入侵反映了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西藏争夺的加剧以及英国在西藏所谓的"直接交往"政策的挫折。为了实现将中国西藏从清政府统治之下隔离出来并最终变成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将西藏问题作为其重要的对外政策之一。史学界关于英国二次入侵西藏的研究颇多,文章主要以《川藏奏底》为史料依据,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论述。

“土流共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建构

土司制度是唐代“羁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始于元末,兴于明,衰于清,是历代封建王朝有效治理边疆的制度安排。土司制度与地方政府构成了“土流共治”的管理体系,对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土司承袭须逐级上报,袭职次第为嫡系子嗣,以此类推。各级官员为第一责任人,武职土司报兵部,兵部议奏皇帝;土司承袭的法定年龄为15岁,在符合民意的前提下,须有宗图谱系、原封号纸、邻近土司举荐等方可袭职。

论中国古代书目中“奏议”类目立类的源流及原因

由于认识上的不足以及认识角度上的差异,在中国古代书目中,奏议文献的设门立类和部居归属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直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时,汇集奏议文献的奏议类才在官修的书目中取得了正统的地位。文章深入地研究了奏议类文献在我国古代书目中设门立类的源流、原因及其将奏议类文献由集部析出,载于史部的缘由。

不准临场条奏——清代保持科场稳定的重要举措

清代《科场条例》中有一项禁令:"不准临场条奏"。即在乡会试前数月内,不许奏报有关科场条例的变动事。这一规定形成于乾隆时期,此后,为内外臣工所遵循,且一直延续至清末。嘉庆、道光、咸丰诸朝,不断有官员违例条奏被议处。同治以后,处罚渐宽。"不准临场条奏"的目的,一是"使士子潜心诵读,不必纷更成例,以扰其心志";一是临场的组织管理工作不致混乱。从清代科场条例变动的实例中,可以看到清政府力求稳定的原则是贯穿始终的。总之,不准临场条奏的真正意图就是力求稳定,它反映了科举制度的成熟,以及清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