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之礼学

墨子精通礼学,强调礼的等级性,反对礼的宗法性;在尊天明鬼思想指导下,肯定和论证祭祀之礼的社会功能与道德作用;批评三代丧礼和儒家丧礼的厚葬久丧特征,主张薄葬短葬;承认乐的审美价值,又否定乐的政治作用,证明乐的社会危害性。这样,墨子礼学呈现明显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广丰五都读洲社公庙会

广丰县五都镇读洲社公庙会是一个多神崇拜下的信众虔诚地表达对神敬畏、祈福于神,由众醮主和庙里的主持共同商议安排的丰富多彩的醮仪活动,主要由本地的伙居道士参与完成,多元的醮仪内容受全体信众多元信仰的影响,其所应用的音乐兼收并蓄了周边邻省不同风格的音乐,表现出多元文化的融合性。

论韩愈的儒家礼乐文化精神

韩愈素以儒学传人自居。他的执着的儒学精神集中体现在他对传统的儒家礼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无论他居朝还是在野,主敬明德,以孝悌为本,严守礼仪,以礼治国是他一以贯之的礼治思想。刺潮八月,礼治精神尤显。不但劝帝封禅、置办乡校体现出其治国以礼、整饬朝纲之本怀,其祭神、祭鳄都彰显出寓儒家礼乐精神于民俗文化之中,借以敦亲睦俗之目的。他是真正的儒家礼乐文化的呵护者。

先秦礼乐文明中的“酒”:以祭礼、乡饮酒礼和燕礼为中心的考察

酒是先秦礼乐文明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在祭祀、敬长、合欢等诸多礼仪场合都离不开酒。在不同的礼仪活动中,酒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从祭礼之用酒中,我们可以看到,祀神之酒贵薄而贱厚,以其尚质贵本,乃得交于神明之宜。乡饮酒礼的意义,则在于明敬让、序长幼、别贵贱,以成就孝弟、尊贤、敬长、养老的道德风尚。至于燕礼,在朝廷则尽君臣之欢,在宗族则敦族人之睦,故不醉无归以示之亲也,既醉守礼以示之敬。

明清“册封制度”下的中琉礼乐文化研究

琉球与中国的大规模文化交流始于明朝初年。在长达500年的“册封制度”下,“礼乐范式”是两国建立良好政治关系的重要桥梁。在“通琉球”中,福建作为中琉交往的唯一口岸,“闽人三十六姓”成为中琉礼乐文化交往的重要纽带。琉球宫廷的御座乐、路次乐等音乐也深受中国礼乐文化的影响,主要用于各种仪式、宴会、军队仪仗中。透过琉球御座乐、路次乐的研究依然能够触摸到中国明清宫廷雅乐、宴乐等仪式音乐的温度。

叔孙通“起朝仪”的礼乐之制与皇帝制度的重塑

布衣将相的汉初帝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一乱象令高帝“患之”。探究高帝之“患”,一方面在于其时君臣尊卑的无序,另一方面则是由布衣集团逐鹿而来的西汉政权传统合法性的缺失。叔孙通以“起朝仪”为核心的礼乐之制,不仅重正皇帝名号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统治秩序,且让凭“力”而胜的西汉政权在“礼乐”这一神圣传统中获得合法性论证,并由此建立起与暴秦相区隔的统治传统,这对于汉初社会的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乐学轨范》所载祀天神乐四调之音构造研究

在《乐学轨范》中除了《周礼》、《宋史》、成宗朝的祀天神乐四调中的宫调"圜钟为宫"调外,即使其他三调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的调名相同,这三调的构成音与中心音也都各不相同。《乐学轨范》的编撰者在《宋史》祀天神乐说明中忠实地引用了《宋史》的记录。只记录为调式乐调名的《周礼》祀天神乐四调构成了相当于为调式调名的构成音提示出来了。成宗朝的祀天神乐四调是把与《宋史》中构成音不一致的为调式乐调名改为构成音恰当的为调式的名称后,找出中心音,然后再改为宫调的。这是因为当时只使用了宫调。把角调、徵调、羽调的音乐都替换为宫调,把起调毕曲的圈点标记在"宫"音上,这不是把乐调解释错了,而是说明了当时的演奏方式。

《儒林外史》中祭祀礼俗描写的主题意蕴与文学功用

《儒林外史》共有12次与祭祀礼俗相关的描写,特别是对南京祭泰伯祠大典、萧云仙率民祭先农、五河县祭节孝祠、徽州祭烈女祠等情节做了细致的刻画,传达出作者批判当时社会功名富贵的价值取向,表现了其礼乐治国的济世理想。同时这些祭祀礼俗描写也具有有机整合情节结构、深刻塑造人物形象、自然烘托环境氛围及巧妙呈现叙事技巧的文学功用。

西汉武、宣两朝的国家祀典与乐府的造作

武帝凭借属于少府系统的乐府来制礼作乐 ,隆甘泉太一之祀以取代秦之雍祀 ,奠定了汉帝国的国家祀典。在此制作过程中 ,综合了战国秦汉间逐渐建构的郡县制统一国家的新式国家信仰 ,融合了齐楚赵秦等地的音乐和文化因素。而至宣帝朝 ,由于儒家礼乐思想的影响 ,在国家祀典中进行了兴造雅乐的尝试 ,试图以古代的雅乐更替赵代秦楚之讴 ,标志着汉帝国向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回归。

戏禁与乐教:以明前中期广东礼乐教化为考察中心

儒家文化维护礼乐制度、贬斥民间音乐的思想,与封建王朝统治或者教化的需要相应合,产生了戏禁和乐教并行的现象。明代广东的音乐研究、礼乐教化,是中原传统文化传播和地方性建构以及本土文化兴起过程中的一个片断。它是崇雅黜俗的乐政的延伸,也反映了儒家学者的政治理想、文化追求。

论朝鲜民族舞蹈艺术形态的祭仪精神

朝鲜民族舞蹈艺术深深烙下了古老先民传统祭仪文化的痕迹。本文通过对古朝鲜时代民俗祭仪及其神话传说、三国时代民俗祭仪及其假面傩礼、高丽时代的民俗祭仪及其八关会、朝鲜时代的民俗祭仪及其祭礼乐舞等祭仪风俗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的解读,阐释了祭仪精神对朝鲜民族舞蹈艺术形态构成所起的作用,以期更深入地了解朝鲜民族舞蹈。

清宫编钟制作考

编钟是清宫规制最高之礼乐--中和韶乐的重器,是天地尊神和帝后至尊身份的象征。没有编钟等乐器,则清宫典礼无所附丽而成其礼。为了谋求礼制完备和统治的合法性,满族入关建立的清朝,在承袭明朝宫廷礼乐及乐器的基础上,康熙和乾隆祖孙更不惜重金改制和添制了大量形制不一的编钟,最终做到各坛庙宫殿专属专用。本文通过细致爬梳清会典、实录以及造办处档案等,将文献与现存编钟实物相互印证,考察了有清一代宫廷编钟制作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统治观念。

清宫编钟形制及其功能考辨

编钟是先秦以来历代宫廷雅乐必备的"编悬"乐器,被奉为"八音纲纪",也是清朝宫廷礼乐的重器。编钟专用于清宫礼乐规制最高的中和韶乐,是天地尊神和帝后皇权至尊身份的象征。为此,清朝宫廷不惜重金、不计成本,大规模地铸造编钟,并根据各处坛庙、宫殿不同的场所和使用功能,在材质、规格、纹饰上进行了区分,有清一朝更有着历时性的变化。然而,一则由于编钟实物或流散四方或深藏禁宫,世人难以一睹真容;一则由于《律吕正义》及后编、《皇朝礼器图式》《钦定大清会典图》等清朝礼书存在着失载、误载之处,编钟究竟是如何具体使用的,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本文通过细致辨析现存编钟实物,并与清会典、造办处档案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揭示清宫编钟使用的真相,订补文献记载的不实之处。

京剧对清代宫廷礼乐文化的承续和重塑

清代中后期以来,京剧在宫廷中日渐兴盛。清代宫廷将京剧演出纳入仪式严格肃穆的宫廷礼乐活动中,注重对礼乐文化传统的传承。同时,清代统治者也把京剧作为高台教化的政治工具,借以宣扬忠孝节义,对宫廷中的京剧受众进行教化规诫,尤其是在廷宴群臣、怀柔远人时,这种礼乐教化功能就更为明显。京剧通过演出时的仪式性、礼仪性和题材剧目,继承并重塑了宫廷礼乐文化。

刘邦与汉初礼乐文化的建设

在大部分历史著作中,今人都把汉高祖刘邦视为没文化的平民经个人奋斗登上最高统治地位的幸运儿。事实上,刘邦的思想自他起义始即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艰难蜕变,他喜好的楚声汉舞和主持举行的祭祀仪式,以及叔孙通等人秉承其意旨创制的汉朝宫廷朝会礼乐,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和正能量,展现出西汉开国君主的礼乐文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