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应征人报酬请求权的理论基础及适用条件

《民法典》第499条关于悬赏广告的规定主要体现为赋予悬赏应征人一种报酬请求权。此种规范方法引发报酬请求权的理论基础是合同还是单方法律行为的争议。立足于悬赏之事的属性、悬赏作为一种特别交易方式的特色以及第499条规定本身而作实质性思考,将单方法律行为说作为悬赏应征人报酬请求权的理论基础更为可取。契约说虽然也能在理论和技术上自圆其说,但其思维方法明显有些迂回曲折。采纳单方法律行为说时,悬赏应征人报酬请求权的法律适用仅需满足三项条件,即悬赏人必须以公开方式作出悬赏意思表示、悬赏意思表示的内容必须具有确定性、悬赏应征人必须完成悬赏广告指定的特定行为。

论“合同说”背景下优等悬赏广告的法律属性

优等悬赏广告在民事活动中的运用愈加频繁,但在我国民事立法缺位的情况下,悬赏人滥用优势地位,应征人得不到充分保护的情况时常发生。此种情况下,法教义学应该有所作为,为应征人争取利益。相比起单方行为说,合同说在现代模式下的优等悬赏广告中有更强大的解释力。在合同正义的指导下,对于优等悬赏广告合同成立以及生效时间点的实质取决于广告法律性质的确定,而对于性质确定的出发点应该在强化应征人的法律地位上。为保护应征人合法利益,落脚点为建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合同说为理论基础在司法解释中对优等悬赏广告的性质进行确定。

悬赏广告法律性质探析

传统民法学界有关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均存在缺陷 ,通过将悬赏广告区分为普通悬赏广告和特殊悬赏广告 ,并分别论述普通悬赏广告和特殊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及有关问题 ,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研究。

论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的完善--从法律经济学的规角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和举报人为适应日趋复杂多变的刑事侦查工作和举报风险需要而联合实施的一种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既能促进警民之间的合作,产生合作剩余,又能节约侦查成本、维护社会稳定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为提高悬赏的制度收益,降低悬赏的制度成本,国家应在立法上界定悬赏性质,进一步规范悬赏双方、悬赏赏金及举报人权益的保护,从交易性质、交易主体、交易利益和交易安全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的刑事悬赏制度。

遗失物拾得制度研究

遗失物拾得制度游弋于道德与法律、公正与效率、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等价值之间,身处于物权制度与债权制度、悬赏广告制度与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制度两地,其还关涉遗失物个人获取与国家获取的选择。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及制度间的矛盾和实现不同法律制度间的和谐共存,实值研究。

刑事悬赏问题探析

悬赏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内是1999年开始的事。我国所以采取悬赏制度有其经济、文化的背景。悬赏存在着争议，但从价值取向考虑，悬赏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悬赏的法律归属于契约，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实践部门运用悬赏应注意区别举报人的动机和保密的问题。

悬赏广告的单方允诺之债属性之辨

对于悬赏广告,原《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没有作出规定,直至《物权法》才规定了拾得遗失物的悬赏广告。《民法典》第499条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3条的内容,规定了悬赏广告的具体规则。因其体系定位于合同编通则"合同的订立"一章,而被他人误解为悬赏广告的法律属性是合同之债。事实上,悬赏广告在法律体例上之地位,不足以决定悬赏广告之法律性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名为"合同法总则",实具有"债法总则"的地位。基于悬赏广告的本质属性与合同并不符,应当认定《民法典》第499条所规定的悬赏广告属于《民法典》第188条规定的"法律的其他规定"产生的债,即单方允诺之债,而非合同之债。将悬赏广告界定为单方允诺之债亦具有客观依据。这不仅符合悬赏广告的本质属性,也能够约束悬赏广告行为人的行为、保护悬赏广告行为人的利益,还便于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至于将悬赏广告界定为单方允诺之债所带来的撤销难题,通过解释之法即可解决。

遗失物立法中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我国关于遗失物的立法还不够完善,导致司法实务中有关遗失物纠纷的处理无法可依。为此,应当建立和完善物权立法,对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遗失物的悬赏广告,以及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归属等问题应作出明确合理的规定。

论悬赏广告的性质及法律效力

悬赏广告至少在我国秦代就已经出现了,《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氏春秋成,悬诸东门,谓有能更动一字者,赐以千金”,在现代社会尤为常见,其方法多样,如报刊登载、街头招贴、广播电视传播等；适用面广,常见的如寻觅遗失物、寻找走失人口、征集作品、查禁伪劣假冒商品、访求车祸目击者等等。实践情况如此复杂,但我国法律上恰恰没有对悬赏广告进行明文规定：什么是悬赏广告?悬赏广告的种类有哪些?悬赏广告的构成要件是什么?悬赏广告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效力?等等,均未有定论。关于悬赏广告, 学术界多有争议。有人认为悬赏广告是一种合同,也有人认为悬赏广告是悬赏人的单方行为；有人认为悬赏广告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有人认为悬赏广告中悬赏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从而否认其法律效力；司法实战中处理此类案件也甚感棘手,以至法院在处理同类案件时,往往做出不同的判决。因此,在立法或在司法解释上对悬赏广告加以规定,实乃当务之急。本文试从悬赏广告的概念、性质、构成要件、分类等角度加以探讨。肯定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澄清对悬赏广告的认识,以期使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达到协调一致。

刑事悬赏问题探析

马加爵案件再次引起人们对刑事悬赏问题的关注,我国尚没有关于刑事悬赏的专门法律规定,理论界的探讨也多限于民事悬赏广告,我国刑事悬赏仍然体现了群众路线,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单独法律行为,悬赏人只能是司法机关,而赏金的给付应区别对待。

论拾得遗失物

文章通过分析我国《民法通则》和《物权法》中拾得遗失物制度的相关规定,对该制度中的拾得物归属、报酬请求权、费用偿还请求权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和评析,指出了几点《物权法》对该制度的完善,并提出了自己对拾得物遗失制度的几点立法建议。

试析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关于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争论由来已久。如何定性取决于保护行为相对人的价值理念,从而在法律上构建一套有利于保护行为相对人的悬赏广告的法律制度。文章通过对不同学说的利弊分析,认为悬赏广告定性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才更有利于保护行为相对人和体现民法基本原则。

悬赏在侦查实践中的运用

侦查中的悬赏是一种以特定信息交易为单方法律行为 ,它基于侦查机关与案件知情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它具有超越执法资源限制、促进侦查公开、预防犯罪等功能 ,也会因公开案情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因此如何规范悬赏在侦查实践中的适用以及如何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等问题凸显重要。

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悬赏广告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在法理上很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在于对其在法律性质上认识的不统一。就悬赏广告的特点、中外对于悬赏广告的三种不同的学说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悬赏广告法律行为的效力争议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辨析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悬赏广告自古有之,在现代社会尤为常见,在法理上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在于对悬赏广告法律性质认识的不统一,学术界和实务界历来存在着合同行为说和单方法律行为说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应将其视为单方法律行为而非契约更为合理。

招安“民间刑事悬赏”,整合刑事悬赏制度

在我国,刑事悬赏制度虽然已经有法可依,但存在单一化启动的缺陷,实质上是“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公民个人刊登悬赏通告缉拿凶犯,即“民间刑事悬赏”,是新近出现的现象,它具有双重属性,需要建立合理的配套制度方能发挥其优良的效用。把握两者的结合点,融合“民间刑事悬赏”与“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建立具有“依职权”和“依申请”二元启动模式的刑事悬赏制度,应当是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改革的方向。

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关于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法学界对此观点不一,司法实践的判决也大相径庭。本文以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两种学说为基础,从维护当事人利益衡平,维护经济交易安全价值以及发展社会信用资本角度出发,以功利比较的视角主张应将悬赏广告认定为单独法律行为,广告人应当承担单方允诺之债的法律责任。

悬赏广告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悬赏广告在现实中大量存在,但对于其法律性质却存在着契约说与单独行为说的激烈争论。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用谈判理论和激励分析考察悬赏广告的大量存在及其功能,分析法律的不同认定对当事人的不同激励以及对他们福利的影响,并对争议较多的遗失物悬赏广告的效力用同样的方法做出一些分析。

论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

遗失物拾得制度的核心是返还遗失物。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不仅平衡了拾得人和遗失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且还会有效地激励拾得人的返还热情,有利于保护遗失人的权利。我国法律应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应规定报酬请求权的种类、报酬数额,并明确规定拾得人不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和留置权。

关于我国悬赏通缉的性质和规范的思考

悬赏通缉在侦破重特大案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悬赏通缉兼具侦查措施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双重性质,其中侦查行为属于公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属于私法行为,因此,针对悬赏通缉在实践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应当从公法角度和私法角度共同对其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