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岑参七言诗歌在清代的高度接受——以选本和诗话为中心

与明代以前一般把岑参作为边塞诗人不同,清人从体裁角度进一步明确岑参七言诗歌创作在诗坛的地位,认为岑参七言歌行可为“唐人第一”,七律温雅为唐之“正声”,七绝可与王维并举,成就仅次于李杜等大家。岑参边塞诗人形象与“最善七言”风格在文学史生成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显示出文学史生成过程中对其突出成就的筛选与强化。清代诗话更为繁荣且诗歌理论趋于系统化,对边塞诗的深入阐述与大力创作使清代成为文学史中甄选岑参诗歌特质的重要一环。

论李白各体山水诗的艺术渊源及其对传统的发展

相对王维、孟浩然山水诗的成就主要在五言,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七言写山水也很少,李白在安史之乱前就已广泛采用五古、五律、五绝、七绝、七言歌行等体裁来表现山水主题,并且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从体裁入手考察其山水诗,可以说李白是盛唐诗人中在山水诗创作方面用力最勤、开掘最广、变创最多的诗人。李白各体山水诗都有其独特的渊源与风格特点,在承与变、承与创之间有不同的表现。而总的特点有二:一是充分地表现个性,二是从各自的体裁特点出发,共同体现对音乐性的追求。二者构成李白山水诗不同于盛唐诸家的独特个性,而且对后世山水诗艺术影响深远。

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不少七言诗。这些诗歌,不仅宋代以后的考古学著作时加收录,而且,明人已经将其编入汉代文集中。考察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可以发现,不少诗歌句句押韵,其结构形式已相对固定,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东汉以前七言诗已基本形成。

清切哀伤、诗体古旧的蔡邕的《琴操》——谦论汉代琴曲歌辞与乐府诗、五言诗的关系

蔡邕所整理的《琴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琴曲定性,界定它的审美特征。琴曲歌辞主要是四言和骚体,采用的是古老的诗歌形式,因此,对乐府诗与诗体演变的关系必须全面审视,不能片面强调它对五言涛生成的推动作用。琴曲歌辞重在抒情,篇幅短小,这也是它和其它乐府诗的重要区别。蔡邕是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整理琴曲歌辞,流露出对旧诗体的依恋。

论五言诗的韵律与体式的意义

在中国的旧体诗中,在《诗经》《楚辞》之后,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汉魏六朝时代的五言诗,唐代人称此为古诗,以别于唐代人按严格体式和韵律写的属于"近体诗"范畴的五言绝句、五言律诗、五言长律。由于五绝、五律诗每句中的5个字是前两字一顿、后三字一顿的句法结构,正是与七绝、七律诗句的后5字构词顿数相同,以至与许多词的五字句顿式一致,所以五言律句的构制,就成了诗词写作合于韵律的必须具备的实践准备条件。在五言诗的写作上,五言绝句的难度更大,因为每首诗只有20个字,且要独立成章,因此必须立意集中,不枝不蔓;文字精妙,难于增减;借端托寓,蓄意深微;意到辞工,不假雕饰。由于五言绝句的体式精微,施展的天地极小,所以历来虽有名篇,却少有独擅此体的名家。

杜审言七律《大酉甫》作年考——兼及杜审言任洛阳丞的时间

杜审言的七律《大酉甫》是一首早期的七言律诗,确定其作年,对准确地了解七言律诗的发展演变过程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确定杜审言任洛阳丞的确切时间。本文经过深入的考察、排比,考定杜审言的七律《大酉甫》应当作于万岁通天元年(696)三月;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年中,杜审言离开常州江阴,升任洛阳丞。

论钟嵘《诗品》对兴、比、赋的阐释

钟嵘《诗品》是第一个把兴、比、赋放在五言诗的写作中进行研究的 ,以为三者务必“酌而用之” ,不可偏废 ,为五言诗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杜甫七律诗的结构方式论析

杜甫七律技法纯熟,足为后世垂范,其结篇之法尤为后人称道,古人对此已论之颇备。但出于写作需要,各结构形式在具体实现方式上必定有所变化,从而衍生出更多的次级结构类型,对此问题的探讨却仍付之阙如,实有详加梳理之必要。在此即以整理杜甫七律诗各结构形式的次级结构类型为切入点,细致分析各类型的具体结篇方式及其特性,从而全面深入地解析杜甫七律的结构方式和技巧。不仅如此,通过对杜甫七律结构方式的梳理,还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古人所谓起承转合、前后解等结构理论的合理性。

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作期考

作者依据近年来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考证了清初大诗人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如《永和宫词》、《东莱行》等的作期,纠正了旧说的谬误。

杜甫七律对仗的正与变

杜甫七律的对仗可分为正常和变通两种格式。中间两联对是正常格式,四联对、三联对、颔联或颈联加首联或尾联的两联对、一联对、颔联或颈联流水对是变通格式;工对、邻对、宽对是正常格式,不讲虚实门类差别的远对、不同短语结构的假对、不顾平仄声律的拗对都是变通格式。变通格式是正常格式的调节和补充。

论徐铉七律诗风的转变及其诗学内涵

在南唐与宋初,徐铉七律如其仕途一样,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变化。其前期七律,虽有元和风调,但情调与手法上更类晚唐诗风,而后期在题材、风格及创作手法上都向元和风调的主要代表者白居易靠拢,成为宋初白体的代表性诗人。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南唐入宋作家心态的转变,也体现了唐末五代到宋初政治格局的变化对士人诗风的影响及宋初右文政策对士人明松暗紧的束缚。

论王安石绝句对中晚唐绝句的继承与变化

王安石的七绝在取法白居易绝句与晚唐咏史绝句的过程中,发展出宋调特征;对杜牧、李商隐、韩亻屋等人七绝艺术的取法与创变,形成了雅丽精绝的艺术境界,宋人认为荆公之作回复唐音,主要是针对这类作品而言,但王安石在其中表现了新的艺术个性,开拓了新的诗境,并非对唐音的简单复归。王安石的五绝取法中晚唐五绝精巧细腻的特点而更富于变化。荆公绝句是宋代诗史上的独特现象。

九言诗考

九言诗起源于汉代民间,最早的完整作品出现在翻译佛经偈颂中。此后六朝时期谢庄创立了以五行数制作郊庙歌辞的传统,这使九言诗由小传统进入了大传统,但其对古代诗歌的影响不大。到了元末以明本中峰禅师的《九言梅花诗》为发轫,九言诗在明清诗坛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新诗九言体的讨论实际上可以看作中国文化数千年积淀的一种延续。

榜罗镇会议的重要影响和历史地位——纪念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80周年

考察榜罗镇会议的重要影响和历史地位,应将榜罗镇会议同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联系起来视为一个系列会议来考察。榜罗镇会议关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解决了红军长征的归属问题,在中央红军单独进军的系列会议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对红军广大指战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毛泽东吟诵的《七律·长征》诗,是榜罗镇会议迎来长征胜利曙光的伟大标志。

论九僧诗——兼论五言律诗在宋代的衰落

"九僧"是北宋初期的一个诗人群体,他们的诗是典型的僧人之诗,擅长写景,境界清淡静谧,不乏警句,但往往有句无篇。九僧诗学贾岛、姚合,其作品几乎全是五律,句法单调。杜甫之后,作五律者只能于风格上求变,发展到晚唐便已是穷途末路。如果风格上也不能写出自己的特色,这样的作品只能与前人陈陈相因,九僧的诗歌创作颇有启示作用。

宇文所安五言诗论——以《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为蓝本

关于汉魏五言诗的研究一向趋于平稳,直到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一书的出版,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宇文所安认为,我们接触到的汉魏诗歌并非真正的汉魏诗歌。此外,他还认为无名古诗创作年代不早于建安。在对中国早期古典诗歌产生的年代提出质疑的同时,他还详细的分析了那些已经被认定为"汉魏"的诗歌作品,并提出自己认为不是汉代作品的原因。总而言之,宇文所安所提出了有关五言诗的新观点对于诗歌的研究史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他不仅为诗歌史的研究注入了一股新泉,给予了学者们反思,同时,也给读者们带来了新的看点。

对“二四六分明”的重新认识

“二四六分明”之说与唐人近体诗的创作实际相去甚远,通过对《全唐诗》中的近体诗的考察发现,五言近体诗只有第二字的平仄“分明”,第四字的平仄可以“不论”,七言近体诗只有第二、四字的平仄“分明”,第六字的平仄可以“不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二四六分明”改为“二、四分明”。

浅论五言诗的源流

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萌芽期、生发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它起源于《诗经》和先秦民间谣谚,诞生于西汉成帝之时,成长于两汉,成熟于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

王维的七言山水诗论略

王维的山水诗以其清新隽永,富于韵味,历来被尊为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代表。在他的山水田园诗中,五言诗体为其大宗,其他七言、杂言诗歌也有一定数量。对其为数较少的七言山水诗从诗体方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王维对传统山水诗有开拓之功,对后世的山水诗发展影响深远。

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对诗歌革新的影响

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因被斥为“时带六朝锦色”而多不被人认同。这两种文体在事实上起到了开拓文学样式新路的作用。在辞赋的影响下 ,“四杰”的歌行呈现出铺陈展衍 ,纵横捭阖的气势 ;同时 ,辞赋中借事抒情的手法 ,赋予歌行一体以极大的语言表现力。而骈文的对偶、声律等形式方面的特点 ,被“四杰”运用于七言歌行 ,促进了“初唐体”的形成 ,也被推广到近体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