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涉罪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

涉罪企业合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是企业合规预防违法犯罪功能得以完整实现的必然要求。企业合规刑行衔接关涉刑事合规整改监督评估衔接、合规不起诉后的接续监管衔接以及其他相关企业合规建设衔接三个方面。为保障刑事合规企业合规预防功能、激励功能的充分实现,检察机关需要与行政机关加强理念沟通、操作配合,优化刑行衔接机制,推动涉罪企业及关联企业、行业企业的合规建设。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基层综合执法改革的结构张力与路径建构

基层综合执法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执法重心下移和执法权下沉有效缓解了基层繁重治理任务与有限执法权力之间的实践困境。然而,执法权下沉并不必然转化为执法效能,二者中间存在复杂权变因素。破解基层执法难题可以从“枫桥经验”中寻找答案。“枫桥经验”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丰富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智慧。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到基层综合执法改革中,就是要在自上而下的党政统合、由内而外的价值引导、从外到里的数字技术支持、全面兜底的制度支撑下构建边界清晰、结构稳固的“执法共同体”,建立健全系统性、一体化的基层执法体制机制。

再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是国家基于宏观政策对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整体考量,旨在用较小成本实现高效管理的同时,避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为了实质性解决环境犯罪问题,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当行政手段无法起到充分评价其社会危害性和保护法益之效用时,适用震慑力更强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仍存在标准不明确、证据转化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案件移送不力、以罚代刑等现象长期存在。故而,在衔接过程中应明确移送案件的标准、完善证据转化制度以及加强检察监督,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机制,更加充分地保护生态环境。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对数字时代新需求的回应

数字时代带来了犯罪形态的显著变革、诉讼主体的更新可能和新兴权利的现实影响,从而给刑事诉讼提出了应对这些变化的新需求。在《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中,应当在遵循开放与审慎并重的基本立场、衔接《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吸收刑事司法领域其他规范性文件合理规定的基础上对这些新需求作出回应。在制度层面上,应当从技术应用的规制与人的主体地位的强化、辩方力量的补强、数字权利的有选择吸收三个方面展开,实现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修改与完善。

《长江保护法》实施下行刑衔接机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创设性提出多领域、跨区域、多部门联合执法的管理机制,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为最终司法保障,贯彻落实“最严”生态法治观。因此,行刑衔接是长江最严保护中不可避免的一大难题。实体法层面,《长江保护法》与《刑法》设置罪名之间存在部分脱节、案件性质判断标准模糊空白。程序法层面,公安机关职能交叉混用、检察机关监督力度不足。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提出完善配套立法、强化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设立跨行政区域检察制度等解决对策,从而保障《长江保护法》顺利实施,实现对长江流域的最严保护。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监管问题及对策分析

本文介绍了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存在混淆保健食品与药品、非法添加化学药物、虚假宣传等市场乱象,表明保健食品市场仍然存在监管盲区。分析了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如备案系统不完备、电商平台的审查体系不严密、经营者的安全责任难以落实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按功能类别与风险级别优化备案管理模式、搭建合作监管路径完善平台的审查体系、引入行政和解与衔接行刑责任落实商家的食品安全责任等建议,以期对现有的监管制度进行完善。

法治化背景下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研究

档案法规体系建设是切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档、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施行标志着档案法规体系建设开启了新征程。现有档案法规体系存在地方性档案法规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档案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存在大量空白、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不畅的缺陷,亟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修订老旧地方性档案法规、推进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法治化、完善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

数字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模式的公安实践与反思——以浙江地区为例

数字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模式改变了以往的线下协同办案模式,以无纸化、智能化等优势为刑事诉讼活动注入了新活力。2018年始,浙江省启动了一体化协同办案试点工作。几年来,该地的政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对数字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总结出了相关经验。但是,该办案模式仍存在保障支撑不足、部分公安民警思想认识不到位,公安办案系统功能不够完善等问题。因此,应通过提升组织领导、强化保障措施,提高思想站位、提升公安机关执法数字化水平,推进公安执法办案系统迭代升级等措施来进一步优化数字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模式。

城管执法社会认同何以可能——新制度理论的视角

城管执法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过去的城管执法研究注重对城管执法现象的研究,强调对城管执法制度及法律层面上的分析,缺少城管执法社会认同研究。但这一论题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性、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研究手段的局限性,存在“何以可能”的问题。以“新制度理论”方法为突破,具有从主观到客观、从“人”到“制度”、从“松散”到“系统”三个方面的解释力优势。影响城管执法社会认同的制度要素构成有规范要素、行动者要素和观念要素。三要素以行动者为中心,架构起沟通规范要素和观念要素的桥梁。其制度运行机制表现为空间生产、社会制约、传媒放大。以“新制度理论”视角审视城管执法社会认同,可以提升城管执法作为一种行政权行使具体样态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从而以系统化的制度方案促进城管执法社会认同的形成。

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刑法担当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要求。刑法与总体国家安全具有密切关系。在总体国家安全中,刑法安全观须臾不可缺失。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是刑法的核心任务,高度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这是时代的呼唤。总体国家安全中的“总体”要求和刑法惩治犯罪行为的广泛性具有对应关系。刑法内容的细致性、手段的多样性和执行的强制性,为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安全”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国总体国家安全的基本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总纲,以国家安全法为主线,以刑法为保障手段。如何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刑法总则和分则有细致规定,在体例、行为性质判定、罪名确定、刑罚以及发展变化上呈现出相应特点。但也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理念、协调机制、执法效果、秩序构建、环境营造等方面,应当通过确立宪法原则、总体国家安全刑法观原则、刑事政策同步跟进原则等完善指导体系,通过健全刑法和国家安全法衔接机制,充实总体国家安全刑事政策等完善机制体系,通过保障要素安全、一体化维护等完善措施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网络犯罪代际发展与防控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互联网行业在世界互联互通的大环境下迅速成长,网络犯罪案件不断涌现,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安全问题之一。网络犯罪经历了由“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对象化”向网络犯罪“工具化”和“空间化”的类型转变,并逐渐形成了独立于实然社会的虚拟犯罪场域。在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下,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握好网络安全在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构建保障网络安全的刑事法律体系,妥善协调科技创新与网络安全的关系,加强技术防控体系建构,服务于新形态下网络犯罪的新发展问题之解决。

新常态下环境行政执法的难点和重点分析

新常态下的环境行政执法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法律执行问题、生态保护难点及公众参与不足。为应对这些挑战,相关部门必须采取一系列关键措施,包括加强法规的协调与一致性、建立标准化的法律执行程序,以及加强执法监督和透明度。同时,强调技术创新、加强执法人员培训及建立生态经济政策,也是提升环境行政执法的关键步骤。此外,建立信息透明的环境执法体系、设立公众参与机制及加强公众的教育,能够促进公众意识的提升和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从而提高环境保护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挑战,维护生态平衡,以确保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新媒体语境下警察现场执法妥处舆情

新媒体时代涉警舆情复杂多变,警察执法深陷沉默螺旋效应与塔西佗陷阱,加之警队普遍存在执法规范性不够、技术性匮乏、情感性不足等问题致使一旦出现负面舆情警队往往疲于应对,涉事警察也会神疲力倦。负面舆情的产生往往是因警察现场妥处工作不到位而引发,因此,前置舆情防控于现场执法是人民警察提高执法水平的务实之举,“平常化镜头下执法的意识—共情化执法为民的语言表达—规范化现场处置的行为操作”是现场执法警察“防”的经典思维。重视现场视频取证、管控现场摄录现象、提前做好正面宣传引导,是现场执法警察控制舆情的重要方法。

数据财产犯罪中占有认定的构建方案: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视角

尽管数据财产的法律地位已被民法典认可,但其法律性质仍然十分模糊,导致刑事司法的定罪路径不一,直接影响占有的有无以及占有规则的判断,这很大程度上缘于数据财产犯罪法益悬而未定。基于数据财产价值性、无形性、依附性和非排他性的内在特征,数据财产犯罪应以数据安全法益与财产法益相叠加的双重防线法益保护为模式,放弃“独立保护模式”和“绝对附属说”的主张。在双重防线法益保护模式下,应承认数据财产是兼具财产属性和数据属性的新型财产,且需要重塑侵犯数据财产的行为要素即转移占有的结构内容。在占有的心素方面,行为人不需要针对具体特定的数据财产具有排除他人控制的占有意思,只需概括地明知自身占有数据财产,并有利用的意思追求;在占有的体素方面,独占性要求应被弱化,行为人需要控制或支配获取数据财产的任一“通道”,又能依据自身意愿随时获取数据财产。

关于新型毒品案件的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变迁,新型毒品案件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出现,挑战现有的刑事法律体系。为解决新型毒品案件刑事法律适用中的多重难题,通过对改进毒品性质的推定方法、优化贩卖数量的推定标准、调整纯度折算方法、明确情节严重性的判定标准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旨在提高刑事法律适用的效率和公正性,实现对新型毒品案件更科学、更合理的法律适用,以此为相关人员提供实践参考。

新时期消防监督执法工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探讨

随着经济的发展,消防监督执法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采用新时代高科技手段开展工作,借助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等,以及时发现并排除潜在的消防隐患,从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基于此,从实际情况出发,以新时期经济发展为基调,阐述消防监督执法工作的含义、重要性以及消防监督执法工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二者协调发展的路径建议,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浅谈新常态下的环境监察执法重难点

本文分析了新常态下的环境监察执法要求,并结合具体的要求及重难点,进一步提出环境监察执法的科学对策,以期更好地为高质量环境监察执法工作的开展进行科学指导。

基于区块链的新质生产力在长三角海事执法协作中的应用

结合区块链的基本概念及特性,提出了区块链技术在海事执法数据安全保障、跨部门数据共享、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和水上交通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推动长三角海事数据资源要素上链与共享,助力长三角海事执法协作一体化。

构建“四个衔接”机制强化施工船舶配员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海安法》)是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母法。用《海安法》推动解决海事监管重点难点问题,是海事系统做好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以在施工船舶配员监管中构建《海安法》“四个衔接”机制为例,探索加强“法法衔接”,推动《海安法》落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