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鸡足山兴起中的多民族共塑与交融

大理宾川鸡足山是一座跨民族、跨地域、跨宗教的圣山。鸡足山在明清时期作为圣山兴起的过程,是区域社会中各民族对鸡足山景观的共同塑造、朝山盛节共庆、生产生活物资互通的过程,同时也是鸡足山被各民族接纳认可并被构建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的过程。一部鸡足山圣地的兴起史,于区域社会而言就是一段多民族共塑圣山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过程中,鸡足山逐渐成为各民族共筑共享的精神家园。

中国少数民族首次建构炎黄共同体理论研究

北魏主导的炎黄共同体理论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主导建构的共同体理论。它将鲜卑、羌、氐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全部纳入到炎黄后代的范畴,提出了以鲜卑为主的“华夷共祖”理论,认为共祖于炎黄的“夷”也有权利追求和实践大一统,并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国观和王朝观。这展现了少数民族加入中华大家庭的主观愿望,打通了少数民族追求和实践大一统的通道,为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家训在当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以梵净山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家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有丰富的立志勉学、勤劳节俭、明礼诚信、为善积德、孝顺父母、尊老爱幼、和乐相助、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公正清廉等内容。传承明清少数民族家训中的优秀文化对于当代个人品德的培养、家庭美德的培育、职业道德的强化和社会公德的弘扬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清代长城沿线民族杂居地区的“一体化”治理

明末清初,长城沿线以北主要为蒙古部落游牧之地。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清代长城沿线逐步形成蒙汉杂居区域。热河地区是长城沿线蒙汉杂居的典型地区,清廷在长城沿线蒙汉杂居地区逐步推行与内地“一体化”的边区治理,在“一体化”的过程中,蒙汉民族互动往来,交往交流交融,清廷对热河地区由间接统辖变为直接治理,热河地区逐步实现边疆内地化、军政向民政转化、二元管理体制向行省制转化,体现从“边区”到“政区”,从“多元”到“一体”的演变过程。

源流、内涵与互动——清代边疆民族弓箭制作技艺考

弓箭是古代战争中远程武器的杰出代表。在清代边疆民族地区,制造弓、箭的技艺与边疆民族文化相融合,被“因地制宜”与“敬天重土”自然社会双重法则打上深深的烙印。根据自然环境、制作方式与用途差异,可将清代边疆民族弓箭传统制作技艺分为东北部游耕区、新疆与内蒙古游牧区、西南山区以对其内涵加以剖析。为维护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清代边疆民族与清朝政府产生了复杂互动,边疆民族为中央军队提供制弓箭原材料,并通过进京采买与清朝政府配给方式得到武器装备驻守边疆。此外,在民族迁徙、政策干预与文化互动影响下,边疆各民族弓箭制作呈现工序精细化、样式多元化趋势。

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宫廷南疆匠役、艺人为考察中心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四方文明竞逐、多元文化碰撞融会之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风格。清乾隆时期统一新疆以后,一批批拥有独特技艺的南疆回人,包括金银匠、玉匠、画匠、编织匠、乐舞艺人、求雨祈晴人等陆续由南疆被选送至京城。清朝对包括南疆回人在内的各民族工匠、艺人的招纳和重用,塑造了清代宫廷文化的多民族属性,是有清一代物质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缩影。他们做成的器物和参与的各类宫廷活动,也以文化符号的方式,生动展现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清代中叶闽东畲族地区“中人”报酬考——以闽东畲族文书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中叶闽东畲族地区经济交易活跃,而“中人”在乡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契约订立、交易担保、买卖纠纷等环节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对闽东地区“中人”报酬的考察,可知“中人”酬谢类型呈现单一性的特点,绝大多数以银两酬谢为主。结合相关契约文书进一步分析,“中人”报酬支付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多因素影响的。此外,闽东地区“中人”酬谢比重以3%为主,占比在1%~10%之间浮动。通过对罗源、屏南、古田三地进行具体分析,发现宗族伦理道义及地区商业经济是影响报酬比重的关键因素。

清代以来黔东南苗疆的族群融合与社会变迁

传统的黔东南苗疆山地社会普遍处于刀耕火种和狩猎采集状态,当地少数民族采取“姑舅表婚”的方式避免劳动力的流失,村寨处于寨老组织的管理下,社会结构呈现不相兼统的平权格局。自雍正年间苗疆开辟后,包括汉人在内的移民通过联姻和拟亲属关系等各种方式扎根苗寨,其带来的农业技术、贸易和文化促进了苗疆社会的发展。同时,清政府推行文教科举和鼓励灌溉农业的政策。在多方因素促成下,苗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族群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移民群体、地方官府和当地社群是促成民族融合和社会变迁的主体。

清末民国时期的畲族研究及其特点

畲族研究起步于清末民国时期。当时的学界对畲族族属、迁徙路线、人口、文化、生计方式、社会问题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以“他者”为主、规范的民族学研究和传统的史学研究并存、研究材料主要来自地方史志、学界的研究立场和出发点有所差异等特点。对该时期学术史的梳理,有利于把握畲族研究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清末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及其时代背景,亦能为我国当前的民族研究提供借鉴。

明朝少数民族首领受赐铁券研究

铁券制度自先秦萌芽,历经西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的不断发展变迁,最终于明朝完善成为一项规范化的典章制度。有明一代,铁券制度始终依附于爵位制度而存在,故铁券除作用于功臣勋贵外,亦在少数民族首领身上发挥着作用,然目前学界鲜有学者关注少数民族首领获赐铁券的具体情况。明朝统治者问鼎中原后一直致力于招徕故元将领使之归附明廷,故从“凡制胡虏,当顺其性”的主张出发对故元将领推行恩惠怀柔的招抚政策,归附明廷的少数民族将领颇受明廷恩遇,除获物质赏赐外,往往还被授予世袭武职,其中一些上层将领凭征战立功还可跻身世爵行列并荣获“丹书铁券”,传诸后世。明朝获赐铁券,得封伯爵的少数民族首领以河湟李氏、河西吴氏、东蒙古领主金忠三者最为典型。明廷对其封爵赐券,礼遇有加,此既是对军功等身的少数民族首领的嘉赏,彰显褒德策勋之意,又使得少数民族首领在铁券制度的激励作用下积极行北征、招抚、平叛之举,建功立业,使铁券制度在政治领域彰显出垂范西北土司、招徕故元旧臣、转换蒙古世爵政治角色的作用。

清代两金川地区嘉绒藏族女性盛装考析

两金川地区嘉绒藏族至今保留的80余套清代女性盛装,是研究传统民族服饰嬗变的珍贵物证。以乾隆平定两金川战役为时间点,通过文献查阅、田野访谈等综合调研,对丹巴、小金、金川一带女性盛装样本的形制与装饰艺术特征进行解析,探寻其服饰的形成原因及发展势态。研究发现,其服饰嬗变主要受神山地缘文化和清廷“招安政策”因素的影响,并提出“尊重民族性格,溯正历史成因,接纳杂多现象”的传承创新思路。

顾震涛与全真道院小志——兼论修志者对道教书写的价值取向

清代中期苏州文人顾震涛一生勤于笔耕,尤好阐幽述古,编纂志书,著有《吴门表隐》等书二十余种。现藏于苏州图书馆的《光福全真道院小志》从志书的序言、道院图题记、重修碑记、艺文到后记,顾震涛所撰的文章、诗词贯穿始终,而从占志书最大篇幅的《艺文》内容及作者看,其中大部分诗文都是由顾震涛邀请其亲友、师生所作,可以说顾震涛在《光福全真道院小志》的编纂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顾震涛之所以为一处地处偏僻,既无悠久历史也无深厚人文底蕴的道院修志,是因为住持马良玉勤于耕穑、孳孳从善、恪守清规、克敦孝道的品性正是顾震涛自身的价值追求,符合其编纂志书阐扬潜德的价值追求。

清代女性服饰的满汉文化交融体现

满族与汉族的文化因清代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深度交融,使清代女性的服装呈现出满汉两制并存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着装风尚的演变,满汉两族女性的服装开始相互影响并最终走向了融合。文章以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女性服饰变化为视角,通过罗列和对比的方法诠释满族与汉族服饰融合的过程,明晰民族融合的必然性,为民族服饰文化传承和服饰变化研究提供参考。

清代“苗图”中的贵州民族乐器与乐舞民俗探析——以《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音乐图像学的引介和在国内音乐学界的推进,拓展了对民族音乐史及音乐文化的研究视角。不少研究由此以中国古金石器物、汉画像砖、绘画、碑刻等所涉音乐图像为对象,探索或复原了某些中华民族传统乐器、乐舞的演变历史。“苗图”或“百苗图”是清代出现的以贵州各民族风俗民情为主要内容的绘本,其生动、写实的图像备受学界的高度关注。绘本中有不少为乐器、乐舞民俗的情景性画面,是音乐图像学难得的研究资料。基于此,本文以新近出版的《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为案例,尝试对“苗图”所涉清代贵州地区各民族乐器和乐舞民俗进行探析。研究样本显示,“苗图”以图绘及文字并说的方式,呈现了清代贵州地区民族乐器、乐舞在节日庆典、日常社交、丧葬祭祀等代表性民俗场景中的使用状态,留存了生动的“声音景观”,为民族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可视性声音文化维度及其意义”,也为建构贵州乃至西南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变迁史,探讨各民族音乐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具象而直观的重要历史文献。

“四个共同”的历史印证——以各族对清代中国疆域统一的贡献为中心

“四个共同”(疆域、历史、文化、精神)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切入点,其中“疆域”在“四个共同”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明末清初时,中华大地上兴起了多个地方性政权,其中后金政权即后来的清朝逐渐承担起统一中华的重任,最终于乾隆朝实现了大一统。在清朝统一疆域的过程中,各族都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清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建做出了贡献,佐证了“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这一观点。同时,在清朝推进大一统的过程中,其中的英雄人物值得研究、历史经验值得总结。

基于碑刻与文书文献的清代“北侗九寨”乡村社会治理摭论

“北侗九寨”是贵州省锦屏县西北部由九个侗族传统村落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而形成的典型的侗族山地文化区。历史上该地长期为自组织的传统社会,即通过非正式制度,特别是“款”“联款”组织以及寨老、款(团)首等乡绅的作用实现乡民社会的治理。清代,面对动荡的时局和诸多影响地方秩序的社会问题,基于力量对比、秩序维系和图存发展等方面的考量,“北侗九寨”地方“精英”引入国家力量,在特定时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相向互动及资源的有效整合,从治理秩序乱象以宁村社环境、修路建桥以利内外交通、兴起团练联防以御外患护家园、开展婚俗改革以纯社会风气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对九寨一带的乡村治理及其秩序重构进行梳理。以碑刻与文书文献呈现出的清代西南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为个案分析,撷取可借鉴的经验,以期为当下实现民族乡村的有效治理、推进乡村振兴进程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论元代诗歌长安意象的文化意涵

元代诗歌书写的长安意象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发掘元代诗歌中的长安意象,可以认知元代诗人描摹的带有汉唐帝都特征的长安镜像,以及元代历史语境下的长安图像。汉唐以来诗歌中典型化的长安意象凝聚成了一些具有共性特征的文化意涵,如兴亡之感、思乡之情、故国之思等。元代诗歌长安意象在呈现这些共性文化意涵的同时,也表现出独特的元代文化特征。尤其是元代少数民族诗人所描写的长安意象,具有独特的民族特性与异域情致。

浅析清代满族扁方的设计美学与文化内涵

扁方是清代满族的特色头饰,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反映了其所处的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生活等,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扁方纹饰代表了清代工匠的审美风格,其纹样的美学价值对现代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实例分析等方式,梳理总结清代满族扁方的基本形制和主要装饰纹样,分析清代满族扁方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旨在丰富中国传统首饰的理论研究,推动传统首饰在现代文化中继续传承。

控御与潜流:清中期青海地区民族交融情形探讨

清中期青海地区国家政权建设增强,为清朝实施以蒙藏分治为核心、严格控制口内外民族交往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民族隔离政策奠定了组织保障。这种外在的制度性干预,对青海口内与口外造成不同影响:口内较少受到民族隔离政策影响,民族融合广度与深度持续增强;口外及其与口内的民族交往交流受到抑制,遭遇多个层面的抵制,但民族交融生生不息,消解着清朝的政治权威性。这说明源于物质生活相互依存、互惠共生的族际交往交流是自然趋势,民族交融乃是历史所趋与民心所向,并不因国家权力干涉而停滞。

清中后期伊克昭盟黄河水运与族际互动

清中后期盟旗制度下的伊克昭盟段黄河并非封闭和线性的边界,部分河段较大的交通运输价值使其在和平及战乱时期始终是沿岸各族人民物质文化交往的通途,具有一定开放性、多元性与互动性,不仅对伊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使两岸民众逐渐以黄河为轴,形成和谐共生的整体。伊盟北部这种沿河的民族互动与学界多有研究的蒙地长城沿线的民族互动共同推动了蒙、汉、回等多民族群众间的交流融合,无论是清政府严苛边界政策还是战乱环境均无法阻止和破坏这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