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今文经学的盛衰

今文经学是西汉的显学,但到东汉开始衰落。今文经学的衰落,固然与烦琐化、神秘化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与各以家法教授的博士制度有关,而最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今文经学的历史任务是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作理论论证,《白虎通义》标志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故成为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关节点,这是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沛谯英雄的两次崛起与汉王朝的兴亡

"沛谯"又称"谯沛","汉魏二祖"和自己的功臣集团两次从这一地区崛起,于400年间,一首一尾,书写了汉王朝从建国到终结的历史。沛谯地方位于黄淮海平原。这里自战国晚期起,已经拥有富足的经济基础和充备的文化资源。楚文化的长期积累,在这里形成了新的重心。汉初梁国的文化优势,也对这里的人才形势有所影响。刘邦集团和曹操集团虽然都崛起于沛谯,而前者多"布衣"、"白徒"、"亡命无赖",往往只是以个人身份追随刘邦,后者则以"诸夏侯曹"为代表,以宗族势力参与政治军事争搏,且其中颇有豪富。这一情形与东汉豪族势力的兴起有关。

诸葛亮荆益战略刍议

荆益战略是诸葛亮至为重要的军事战略思想。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尚无立足之地的刘备集团始则进取荆州,窥北控南。继而又占夺西川,卒成帝业。蜀汉基业成在荆州,败也在荆州。在中原逐鹿,三国纷争,蜀汉相对孱弱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当军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诸葛亮若能审时度势,事变策异,主动放弃荆州,退守西川,如此,既可与东吴修好,又能确保刘备集团的锐气,进而全力伐曹,克复中原,则汉室可兴,霸业定成。

“汉语上声源于某一韵尾”说质疑

Through a study of some Tibetan and Chinese linguistic material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Chinese cognate words corresponding to the Tibetan -g words might be or might not be falling-rising tone words. Thus, such Tibetan words and Chinese words have no special or positive connection.

经学兴衰的理论探讨

结合历史的发展 ,从理论上探讨经学由产生而衰落过程的规律性 :一是物极必反 ,二是合久必分 ,三是政治原因 ,四是社会动乱。还有治学方法的变化 ,造成繁琐、僵化 ,也是经学衰落的原因。

里吏与秦汉兴亡

里吏加速了秦代的灭亡和西汉政权的建立,里吏是构成汉初政权核心成员的重要部分。陈涉、吴广、陈平、丽食其、张耳、陈余、周勃等都是里吏。农民起义助推西汉瓦解,巨人、从事、三老、祭酒等充任农民军各级军官,部分军官也是里吏。东汉末张鲁、张角起义,义军的大小头目由祭酒和理头担任,里祭酒也是里吏,起义军借助里祭酒的威望治军。秦代、西汉、东汉三个政权的灭亡,西汉、东汉两个政权的建立均与里吏有直接和间接关系。

析楚亡汉兴的行政区划原因

实行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是导致楚亡汉兴的重要因素。落后于时代的分封制,是项羽功败垂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的道理,刘邦实行了适合社会实际情况的郡国制,尽可能地团结了不同阶层的人,不但取得了与项羽斗争的胜利,也为西汉的兴旺、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汉唐之际的“兴亡论”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十分关注国之兴亡,汉唐之际的政治家和史学家的相关论述更具有独到之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秦汉史职演变与史权消长

中国传统史职由最初的职权混合,分途演进为各种官职,秦汉时期是史职演变的关键期,其间史权由隆而替,逐渐趋于式微。史权消长往往是史职变迁的反映,而这又与现实事务之增减、秦汉大一统专制皇权的加强、儒家思想的独尊及其在选官制度上的体现密不可分。由西汉之太史令到东汉之兰台令史、东观著作,史职在分散的同时,其具体职掌也发生着改变。别职知史务的增多也挤压了专业史职工作者的空间,这些都是社会历史发展在史学领域的反映。

明代汉藏交通的兴衰演变——以明朝使臣入藏活动为中心的探讨

自唐以后,中原汉地与西藏之间形成了青藏道、川藏道等多条道路,明朝使臣入藏的交通道路,前期以青藏道为主,中后期川藏道成为主要入藏道路,明朝使臣也曾行经西域道、滇藏道进入西藏。明代汉藏交通的兴衰演变主要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军事活动、藏传佛教的传播也影响了道路的兴废,地理环境因素对汉藏交通的形塑作用则不断减弱,明代汉藏交通网络格局对后世汉藏交通奠定了基础并产生深远影响。

故事说理、儒术选士与汉代子书的兴衰

秦始皇焚书使学术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但由于历时不长,并未形成真正的断绝。汉代学术与战国学术血脉相通、前后相继,战国末期形成的子书采用故事说理的思维特征被汉代子书完整地继承下来。以西汉武帝朝为分界,汉代子书呈现出前兴后衰的局面,此由内外两种因素促合而成。从外部因素来讲,一方面,儒术为选仕标准的确立使百家之学成为"无用"之术,其生存空间被迅速压缩;另一方面,"师法"、"家法"的遵循使得儒家子学因循有馀,创新乏力。就汉代子书自身而言,战国末期形成的故事说理思维特质与司马迁《史记》异辕同轨,后者编撰的成功引领史学新时代的到来,且自此长盛不衰。在内外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子书创作在西汉后期走上非主流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