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慈孝伦理在少子老龄化社会如何转化

慈孝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伦理规范。其以亲慈子孝的家庭代际伦理为起点,推而扩之为社会国家的公共伦理,并以亲子天然血缘之情与“天生民而立之君”之道均以“慈幼之”的天道为最高依据,以自然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和聚族、聚业而居的生活方式为基础,维系传统中国人代际间亲慈爱子—子敬孝亲的家庭和睦以及君慈惠民—忠君体国的社会稳定秩序。时至今日,慈孝观念和行为仍然是中国家庭伦理的底色,也是国家制定国计民生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发点。但随着少子老龄化和城市化的冲击,出现了家庭主体缺失、多元,以及国家社会的公共伦理层面都面临全方位可持续地承受“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一老一小”慈孝压力的新情况,传统慈孝伦理急需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乡村伦理秩序重构:论儒家孝道与当代农村养老实现机制

树人以道,治家以孝,家风家教在时代更迭中已然成为中华传统的重要文化内容,而儒家孝道则是家风文明的核心与根脉,与尊老、敬老、养老问题关系密切。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探讨儒家孝道文化中蕴含的道德、实践和价值逻辑,分析当前农村孝道面临的困境与压力,大力弘扬、传承儒家孝道文化,构建政策、社会、家庭、心灵四维环境强化农村养老功能,重新构建乡村伦理秩序,让孝善敬老成为乡村最美风景。

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与家庭养老法制优化

家庭责任伦理是指导农民代际互动行为的价值规范,父代是接力行为的行动主体也是子代反馈行为的评价主体,父代责任伦理影响农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秩序。城镇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低龄父代延长资源积累时间,高龄父代克制消费需求,父代接力行为扩张。孝道话语在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下发生变动,孝道履责主体多元、孝道标准下降、孝道约束力弱化,父代为子代的反馈行为减负。为重塑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家庭养老法制融合孝道建构起有利于父代的保护话语,然而家庭养老法制保障力度加强却未同步改善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应然法律话语与实然孝道话语的分离是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家庭养老法制要立足于父代责任伦理的调适以及孝道话语的变迁,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和父代主体意识为原则优化家庭养老法律。

科技与伦理交叉视域下李觏思想研究

基于科技与伦理交叉视域观照李觏的思想就会发现:其以物质第一性为基础构筑自己的世界观,坚持彻底的经验论;在创造性地构建自己的“礼论”体系下有条件地肯定了利和欲,并强调了情的作用;在“礼”与“学”的加持下李觏认为,人“性”的境界可以提升、与“命”得以相宜;以唯物的科学思维和中正观为基础,李觏阐述了“人事”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强调了在中正之上的“权宜”性。宋代造就了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峰,李觏等人的天和人相和谐的本质和精髓仍值得现代社会借鉴和传承。

宋明理学视野下传统中医医德的塑造

[目的]研究宋明理学的内在要求,揭示其对医德内驱、医德修养路径、医德目标以及医德思想等的塑造作用,以期为当代医德医风建设提供借鉴和有益助力。[方法]系统梳理宋明理学影响下,医家关于医德的相关论述及道德实践。考察中国古代传统中医医德的塑造方式及过程,研究医德内驱的核心内容、医德修养路径的关键要求、医德目标的实践途径和医德思想的根本原则。[结果]宋以后,中医医德是以理学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在理学家“识仁”“孝为仁之本”“明体达用”“理欲观”等思想的渗透下,古代中医逐步形成“推己及人”“知医为孝”“经世致用”“济世活人”等道德情感。[结论]古代医德在当今社会仍闪耀人性的光芒,通过树立道德榜样,引领医务人员形成“医乃仁术”“不谋其利,不计其功”的道德标准。理学在现今依然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将理学中“识仁“”孝“”经世致用“”理欲观”等思想注入当代医德建设体系中,有助于构建新时代医德体系,推动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

论孝是儒家道德动力之源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生也”不仅强调孝(悌)是儒家道德体系的本源,而且表明孝(悌)是儒家道德生成和发展的动力之源。孝能够激发人珍爱自己生命、关心父母健康,加强“智、仁、勇”全方位的能力训练、道德修养和意志磨炼;能够推动诸德发展、仁心扩展;能够激励人不断进取,报国为民,建功立业。

助老机器人冲击孝养伦理的对策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养老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助老机器人这一新兴产业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青睐。助老机器人通过提供照料、陪伴、娱乐等功能,不仅能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满足其个性化需求,还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为智能化养老提供了新思路。然而,助老机器人进入人类关系网中,不仅解构了传统意义的家庭关系网,还导致了父母—子女关系的疏离以及孝养意识的淡化,甚至还加速了孝养伦理的变革。本文旨在对助老机器人与孝养伦理的冲击关系进行分析与探讨,并提供解决对策。

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

本文将家庭资源分配置于三代的代际链,将家庭资源分配中的"亲代优先性"和"成年子代优先性"结合起来形成资源代际分配的四个亚类型,并以此来审视当前农村家庭养老中的资源分配。通过对CHARLS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体的现代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决策,其中,个体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状况的改进)使其在资源分配时倾向于支持子代。基于此,本文提出,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并未呈现"伦理沦丧"特征,上位优先型的分配方式仍在家庭资源代际分配中占据重要位置;造成农村家庭对亲代赡养资源供给不及现象的原因并不总是"伦理危机",而由"伦理转向"所导致的下位优先分配原则可能是上述现象的重要诱因之一。

中国古代儒家孝道观浅探

“孝”是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孟时期 ,出现了阐发儒家孝道观的经典著作《孝经》。历代儒学之士都大力宣扬“孝道” ;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流传。

先秦儒家孝伦理及其在汉代的变异

The pre-Qin-Dynasty filial ethics is the basic Confucianist value creed established by Confucius and further supplemented by Mencius, Xuncius and other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ruling classes reformed, and made use of it, and gradually legalized it, so that its connotations have greatly changed and, in many a respect, have deserted agains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pre-Qin-Dynasty Confucianists to become the very root of the foolish filial ethics in later ages.

孝伦理重构与老龄化的应对

老龄政策的制定和运行应该有明晰的价值理念和完整的伦理体系做支撑,在此基础上,相关老龄政策才能更好地发挥效能,基于这种认识,以孝伦理的动态演化为主要考察线索,讨论了目前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和传统孝伦理衰微的主要原因以及对老龄化应对的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以更全面视野审视老龄化、用不同方式营造有利于孝文化重构的文化氛围、在现代语境下为孝伦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多种途径让孝伦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等应对策略。

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以唐代为中心

割股奉亲现象的出现和蔓延与六朝隋唐特有的社会文化氛围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割股奉亲很可能起源于人肉治疗结核性疾病的民间偏方。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能够发展成社会风俗并成为衡量孝心的重要尺度却依赖于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惟一能够阻碍其蔓延的儒家教条“父母之体不合毁伤”,早在沉重的赋役压迫和游牧民族文化、佛教理论的冲击下变成一纸具文,加上儒家理论存在自我矛盾之处,使得割股奉亲行为中“孝”的一面被放大、对儒家教条的破坏被忽视。割股奉亲藉此蔓延,并且流毒千载。

传统父子之道与当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建构

数千年来形成的以“孝”为中心的父子之道,精华与糟粕并存,对国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传统父子之道在当今社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代沟问题及代际冲突对家庭及其道德建设造成了不小的 冲击。现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的建构,必须在弘扬传统父道、子道优秀内涵的基础上,注重人格平等、提倡民主沟 通。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加强新型家庭代际伦理观的培育和弘扬,认真研究家庭代际主体在认识问题和思维方式 上的差异,营造代际间良好的伦理氛围,父辈和子辈都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修养等,是当前家庭代际伦理建设必须 着重抓好的几个重点。

伦理与政治:《荀子》孝道思想的内在张力及儒学意义

《荀子》的孝道思想整体上体现了以国制家,政治优于伦理的儒学立场,但其中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在《荀子》不同篇章中存在细微差别:《宥坐篇》之前,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被赋予宏观的政治架构意义,作为伦理的孝道是庶民的生活主题,而政治是士君子乃至圣王的生活主题;《宥坐篇》之后,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转而被内化为理想人格的两全,"孝道"不仅属于圣王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更表现为圣王事功的"尽伦尽制"。这种差别可以归诸荀子后学对荀子思想的进一步发扬,并鲜明地表现为《荀子》诸篇论孝的不同侧重,以及与孔、孟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但以"圣王"为理想人格来统合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解决,当这种张力在实践中转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时,《荀子》的解答无益于指导具体境遇下普通人的社会实践。因此,《韩诗外传》中会存在以毁灭个体生命为代价的两全,而《孝经》则以孝道这种人类普遍的伦理情感为出发点构建政治的合法性,以此弥合《荀子》"大一统"思想造成的二者分裂,并重新回到孔、孟的儒学立场上来。

儒家的职业道德观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职业道德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而在对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解读的成果中鲜有所及。孔子所提出的"敬事而信"、"行之以忠"等思想集中反映了儒家在职业道德方面的基本要求。今天,认真研究和吸取儒家职业道德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对于培养人们爱岗敬业、克尽职守的职业道德是十分必要的。

儒家“孝治”对“血亲复仇”的扬抑

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伦理作为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统治者也极力推行儒家理论的“孝”观念,对维护和保护家族利益而侵犯他人的违法行为予以宽宥,以彰显统治者的仁政。血亲复仇作为道德伦理的义务,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受到了儒家孝观念的吹捧,但是血亲复仇本身就是一种仇杀。历代统治者对此采取不同的态度,意图将血亲复仇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体现了中华法系所带有的浓厚的伦理特征。

先秦儒家的孝道及其现代意义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认为孝不仅是指从物质上赡养父母，而且包括精神上尊敬父母。孝是实行仁的根本，由“孝亲”推而广之则是“泛爱众”的仁德。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关于孝的思想，并把它推广为普遍的社会道德。《札记》等典籍中也有许多关于孝的阐述。在当前把握并弘扬先秦儒家孝道，对于维护家庭与社会稳定，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伦理道德体系，都具有积极意义。

试论先秦儒家的犯罪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犯罪学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先秦儒家承袭了前代的犯罪学思想 ,但又予以改造和发展。先秦儒家的犯罪学思想是世俗的思想理论 ,这一理论摆脱了神权的束缚 ,以民本主义的观点对犯罪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曾有深远的影响。先秦儒家的犯罪原因理论、先秦儒家的犯罪防治主张以及伦理(道德 )与犯罪之关系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以孝道传承为研究中心

北朝时期无论是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宇文氏建立的西魏北周,还是高氏建立的东魏北齐,都能以儒家文化为重,广泛开展儒学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其中对孝道的传承尤为重视,其结果是北方儒家文化渐居统治地位。这种状况带来北方少数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提高,使北方自西晋后期以来衰落不堪的儒家伦理道德重新得到振兴。北方文化复兴所带来的文教盛况是北方文化事业和社会风气的重大进步,其结果是原来落后的北方超过了南方,南方反过来向北方学习。从而带来北方民族融和的形成和隋朝对大统一的完成。

儒学和基督教“孝”伦理观之比较

“孝”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伦理实践中具有基础地位与核心意义,而对西方社会及其伦理生活同样具有深刻影响的基督教对“孝”观念问题也存在着种种教导与论述。从发生逻辑、内在结构、价值取向诸方面考察,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自然之孝、身份之孝、人本之孝,后者则基本上属于一种启示之孝、契约之孝、神本之孝。立足于全球化视野,如何能够在努力卸载两种“孝”观念政治性、宗教性等意识形态方面之历史负担的基础上,充分而自觉地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沟通、补充和修正,从而为建构全球普遍伦理提供某种契机与资源,应当是一更有意义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