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中国报刊舆论关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讨论——以《大公报》等报刊为着眼点的考察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苏联逐渐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随着“一五”“二五”两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推进,在1929年经济危机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苏联经济取得了超常规快速发展。苏联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使中国舆论日益关注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身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经济衰退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多的国人主张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试图从中找到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路径。对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舆论虽对其弊端和不足有所反思,但赞赏多,批评少。同时,人们出于不同的思想、政治立场,对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认识多歧而复杂。

八大重点城市规划：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奠基石

在广泛占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一五”初期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的编制背景和过程、规划内容和主要技术特点等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梳理。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的编制内容,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当代城市规划初创时期的科学技术特征。通过以八大重点城市为代表的现划工作的开展,一方面保障了国家大现模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并为八个城市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本框架,另一方面也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积累了宝贵的城市规划工作经验,并对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的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初步探索,为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论苏联在经互会中的得与失

要比较苏联在经互会中的得与失,可以从国际分工、贸易关系、货币清算、共同计划、科技合作这几方面衡量。虽然表面上苏联获得更多的利益,但从经互会的特征和结局上看,苏联及其他成员国都不是得益者,因为经互会的机制使他们失去更多的机会。

1930年代统制经济思潮中的苏联计划经济形象

19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浓厚的统制经济思潮。论者所言统制经济概念笼统,包括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干预政策、德意法西斯主义国家统制经济、苏联计划经济诸方面。随着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影响的扩大,苏联计划经济越来越成为时人关注的中心论题。时人对苏联计划经济虽不乏反思,但推崇与宣扬占居主流。人们虽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各方面均有深入了解,力主将此种体制引入中国,但多不主张全盘引进此种体制,所言统制经济包含大量非苏联因素。此种思想态势呈现出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认知的矛盾与多歧。

试论冷战的爆发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和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之间发生了直接碰撞 ,并导致两国的斗争日益激烈。杜鲁门主义和两大阵营的理论不仅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也标志着美苏两国对世界政治的两极看法正式确立。马歇尔计划则对冷战的激化和两极格局的最终形成负有更为直接的责任。但两极格局是既不对称也不完全的。

实践“计划科学”:1955～1956年中国科学院两个长期规划的制订与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以科学为国家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服务为导向,推行"计划科学",并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在此背景下,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制订其15年发展远景计划。此年12月,结合国家制订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安排,中国科学院转向制订其12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本文对中国科学院这两个长期规划的制订与影响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这两个长期规划在规划方式上经历由按照学科门类规划到按照科研项目规划的转变;15年发展远景计划在内容上为12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奠定了基础;12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的制订属于国家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第一阶段工作,在内容上对后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三个长期规划的相继制订构成20世纪50年代中国力图通过"计划科学",使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与使科技事业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三个紧密相扣的环节。

论苏联科技兴国的经验教训

苏联依靠科技兴国战略曾经谱写了辉煌篇章 ,但其科技兴国战略的实施并不完备。苏联科技发展的不良环境、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松散关系和苏联政府对科技革命的不同态度导致了苏联科技兴国战略的不同结果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办背景与动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于特殊的时代。其系科专业填补、充实了"十二年规划"所指出的我国的空白、薄弱学科,尤其是与"两弹一星"研制相关的学科。在全国科技、教育"大跃进"的形势下,中国科学院在对后备科研力量的需求的促使下,在与教育部对科技人才竞争的情势下,借鉴苏联经验,以所系结合的模式创办一所培养前沿尖端科技人才的大学是大势所趋。而这样一所大学在当时正好满足了国家科技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需求。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再审视

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发展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全社会范围内依靠计划形式来对文化资源进行调节和配置。由于信息费用或信息效率等因素,现实中具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文化发展运行机制总是严重偏离抽象的理论模型。在人类历史上,计划经济体制及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发展的现实模式最早出现于苏联和东欧。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也逐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由政府大包大揽的文化事业发展模式。这种文化发展模式一方面对于集中文化资源办大事从而迅速改变中国文化领域落后面貌产生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长期以来我国文化生产和供给效率低等现象。

计划思想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探索中的作用

十月革命后,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共产党人第一次面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构建的问题。苏维埃政权对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多次探索,大体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模式三个时期。文章分析了苏维埃俄国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三个时期,从经济思想角度考察计划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探索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苏联外交部门档案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

苏联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于1941年底开始,1943年下半年成立专门负责外交政策规划的三个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与苏联驻美国、日本大使馆一起向苏联领导人提交多份报告,详细阐述战后苏联在收复失地、严惩德日战败国、战后国际格局、国际体制、苏英美三巨头划分势力范围等问题上的规划。这些规划对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战后世界秩序和国际体制的确立中也得到了较大体现。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结束,莫斯科对世界秩序的规划和应对有很多相同之处,反映出俄国对外政策在地缘追求、强权政治、势力范围上一以贯之的传统。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关于苏联“一五”计划的讨论

以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和全苏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为标志,苏联走上了一条新型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始确立。对此,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迅速作出反应,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与研究,内容涉及苏联"一五"计划的各方面。其中,对苏联实施"一五"计划的根本目的以及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人们表现出强烈兴趣。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尽管中国知识界对苏联"一五"计划实施中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有所涉及,但整体来看并没有引起应有重视,而是对其更多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浅论苏联三种社会主义建设方案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分析斯大林方案能够获胜的原因,并在史料的基础上,将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如工业化、集体化、肃反扩大化等问题重新纳入历史语境进行分析,才能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

从“旅俄游记”看1930年代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态度

1930年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到苏联旅行,写下了许多游记。这些对苏联的感性认识,加上理性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知识分子对苏联态度的很好的视角。他们震惊于苏联的计划经济和新国家制度,并在民族主义的塑求下,要求借鉴苏联的某些经验。但他们反对中国的共产革命,认为照搬苏联的模式是行不通的。

苏联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教训与启示

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苏联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导致苏联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我国在所有制改革中要吸取苏联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教训,继续调整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

合作 摇摆 对抗——冷战起源三阶段

二战中同盟国一方的苏美两国，战后不久就关系破裂，形成两极对立。究其冷战起源，两国经历了合作、摇摆和对抗的发展过程。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前苏联经济的研究

当前我国对前苏联经济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从集权化、激励机制、创新机制等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对我国研究前苏联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的技术转移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苏联的技术援华推动了现代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 移。50年代初,为更好地协调、管理中苏在科技合作中的各项事宜,成立了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 推动了双方在研究机构、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技术科学的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培养提高了我国科 研院所、设计机构和企业的技术能力。1956年,在苏联专家的建议和帮助下,我国制订了十二年 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确定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方向、目标和基本政策,此举对我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60年代初,随着两国关系的破裂,中苏科技合作中断,因而打乱了我国科技远景规 划的正常实施,造成了中方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和损失。

再论《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与实施

考察了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规划,即《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背景和原因,探讨了该规划的制订和实施情况。该规划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中央高层领导下制订和实施,是中国和苏联科技合作的结晶。其制订工作于1956年分两阶段进行,全国数百位科学家和多位苏联专家参加工作,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中坚力量。该规划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作为中国发展科学的方针,密切结合国家工业、农业、国防,以及医药卫生建设的需要。1957年,苏联组织约600位专家对该规划草案进行了研究。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提出了纲要式的综合性意见。该规划实施成效显著,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和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工业、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该规划树立了中国政府组织、领导科学家规划科学技术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科技事业的一座历史丰碑。

苏联在军民融合问题上的教训

在当今世界,军事实力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工业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军事实力。美国和苏联曾是20世纪的两大强国,但结局和命运并不相同。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美国走的是军民融合之路,军事技术很快应用到民用工业,苏联则是各成体系,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相分离。在指导思想上,苏联向来重军工轻民用,没有军民融合发展的思想,而是民用工业服从和服务于军事工业。其实践的结果是军事工业一枝独秀,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吸血鬼。苏联长期过高估计外部世界的战争危险,是其过分重视军事工作的重要原因,计划经济体制也有助于国家实施其大规模发展军备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