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写在地质调查所创建100周年之际

中国的地质学非我国自有,而是在传播和引入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欧美等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从16世纪后半叶的"西学东渐",西方近代地学传入中国进行第一次启蒙,到引进、消化、吸收和本土化,最后建立中国地质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学科建制,中国地质事业历经了长达三个半世纪艰辛曲折并充满坎坷的历史进程。创建于1913年的地质调查所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科研机构,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第一代地质学家的领导下,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全面开创和奠定了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早期地质学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赢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地质调查所的成功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地质学,对我国古生物学、地理学、地震学、地球物理学、土壤学、考古、古人类学、燃料和地图等诸多学科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学东渐与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变革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其对此间实学教育思潮有如下影响:一是出现注重数学教育的倾向;二是注重中西会通、然后超胜西学的趋向;三是注重实践验证和科学实验的思想。虽然这些变化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不能起到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却代表了儒家思想对西学挑战的应对,与儒家教育的新变化,以及明清教育探索中富于生机的、具有前瞻性的一支力量。

伟烈亚力与近代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东传

伟烈亚力在中国期间,先后撰写和翻译了《数学启蒙》、《微积分拾级》、《谈天》、《几何原本》后9卷等重要的介绍西方科技的著作,将西方最新的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带到了中国。他还在研究了大量的中国数学著作的基础上,撰写大量论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数学史,破除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数学的偏见,促进了中西文化的相互沟通。

西学东渐时期西方气象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从科学(理念)和技术(器物)两个层面系统梳理了西学东渐时期西方气象科技向中国传入的过程,分析研究了西方气象科技输入对中国早期气象事业的推动及知识传播的启蒙作用。明末清初西方气象科技输入在宫廷和士大夫阶层中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并未对中国早期气象事业和知识传播起到实质性、落地性的推动和启蒙作用。晚清民国阶段西学无论从广度或是深度,所起的作用较明末清初阶段大得多。这段历史从以开放的态度对待科学技术引进、注重科学技术本地化、先进的科学技术认识三方面带给人们启示。

西学东渐对中日新语词创出的影响

西学传入近代中国后,急需大量表述新知识、新技术的语词。林则徐、魏源等晚清先哲及来华传教士为创出新语词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早期中文报刊与西学著作是新语词得以传播的媒介,英华词典也在新语词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通过在中国出版的西学著作获取了西方的新知识、新技术,同时获得丰富的抽象词汇和专业术语。西学东渐及中日间的文化互动,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社会与历史,也给两国的语言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西学东渐与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大环境中,晚清小说不仅在向近代转型的士大夫中广泛传播,并拥有一个新的壮观的读者群体———由近代新式学堂培养出来或通过出国留学而形成的新型知识分子。而“小说界革命”以开启民智的宗旨,使之自觉地将读者定位于下层市民,小说开始真正地在广大下层市民中传播开来。因此,晚清小说读者的构成成分已发生明显变化,队伍不断壮大。而这些读者群的知识结构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当时传入的西学影响。

“西学东渐”对新中国水墨人物画体格范式建构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美术史上两次西学东渐对新中国水墨人物画现代体格的形成,有着直接的生发原因和启转关系。本文从特定情境出发,分析两次西学东渐生发的历史背景,阐释了以延安革命美术为指导,以写实主义水墨人物画语言为基础,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方法为借鉴和补充,构成新中国水墨人物画体格特征和语言形态的历史必然性。

清末民初文言统一对阅读文化嬗变的影响

清末民初以文言统一为旨归的汉语改革,在加速汉语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也对阅读媒介、阅读群体、文本符号、阅读习惯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诸项改革不仅助推阅读媒介向新文化书籍、近代报章、新文学杂志转向;也使边缘知识分子成为社会阅读的新生力量,阅读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新文学作家的递承式阅读成为推动语言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仅提倡规范标点、汉字简化与汉字横排,形成辅助白话文阅读的符号书写新风尚;也促使默读、泛读成为阅读的普适方式,读者的阅读结构逐渐向近代学科体系转移,读书看报成为新的生活时尚。尽管此次改革不甚完善,却为助推国民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贡献了力量。

"西学东渐"时期中日传统价值观念的演变试析

16-18世纪是"西学东渐"时期,这种"西学东渐"促成了中日传统价值观念的演变,表现为中日两国社会出现了"东西之争";中日两国传统价值观念在演变中有其重大的异同点;对于东方国家从被迫移植西方文化的近代化转向自主探索本国特色的现代化来说,探讨这一问题很有现实的启迪意义。

明清图书翻译的特征、种类及作用

本文对我国在明末和清代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图书翻译进行了梳理和剖析,总结了这一时期西学翻译的历史概况,阐述了东西文化交流中翻译图书的重要作用,以及历史上有识之士对于西学翻译的贡献。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数学是指在西学涌入之前于中国本土社会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算术体系。明末清初之际,西学东渐风生水起,对中国传统数学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随之而来的改变即是进入"翻译—会通—超胜"的研究模式。中国数学逐渐由传统"重实用、轻理论"的做法转变为开始注重逻辑的演绎推理,进入到了近代数学体系的范畴,西算引进在中国数学发展的道路上引发了一场创新的革命。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女性道德观的演进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近代西方女权思想、人权观念、婚姻理论等渐次传入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引起共鸣。近代先进之士对比中西方女性道德文化,在对中国传统妇德的缺陷进行深刻反省和检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型女性道德观。这种新型女性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性别伦理道德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也清晰折射出西学东渐的日益加深。

明清时期“天下总图”中投影地图的临摹与绘制

西方的地图投影方法最早于明末由利玛窦介绍到中国。本文以利玛窦以来至清末中国的“天下总图”为研究对象,对这些地图上的经纬网进行分析和量算,判定它们的地图投影类型,主要有:伪圆柱投影中的椭圆投影、方位投影中的正轴方位投影和横轴球面投影、伪圆柱投影中的桑逊投影、多圆锥投影中的球状投影、圆柱投影中的墨卡托投影、圆锥投影中的正轴切圆锥投影、伪圆锥投影中的彭纳投影。从明末至清末,中国地图投影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明末到清中叶的临摹时期,投影地图主要由西方传教士所绘,或国人临摹西方地图而制;二是晚清的启悟时期,大部分地图仍临摹自西方地图中的投影,但也有个别国人开始参照西方地图投影方法绘制地图,同时有多部著作开始介绍地图投影理论和绘制方法。与西方地图相比,明末至清末中国地图上投影类型较为单一,但使用合理,采用投影的地图使用了较为恰当的投影类型来展示图中的地理信息;投影方法以几何透视法为主,数学分析法使用较少,出现较晚,地图投影的发展完全依赖于西方地图投影学的发展。

“数邦相合”的天朝:西方联邦观念的引进对晚清藩属观念的影响

在晚清接受西方国际体系的过程中,"联邦"等新概念的引入影响到了时人对藩属问题的认知,部分士人及外交官员将清朝与周边属国的关系比拟为《万国公法》中的"数邦相合"体制,并试图援引西例改变清朝藩属体制,还出现了将清朝与仅存的外藩、属国结合起来视作一个"联邦"的思虑。这种现象反映了两种国际体系的遭遇所产生的丰富内涵。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晚清士人国际观念的理解,也有助于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如何在众多可能性中最终浮现出来。

论民国美术学者的话语身份

民国时期的美术史论主要由身兼画家与学者身份的现代知识分子完成。作为现代中国的文化构筑主体,美术学者以对传统士人精神的延续构建现代学人知识体系,在史论研究中呈现文化立场与学术学理之间的张力,同时传达对国家建设的构想及民族文化的认同。美术学者的身份生成与话语转变,为民国美术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内在理路。

20世纪初西学东渐中艺术的“中西并陈”路径——汪亚尘艺术理念转向的逻辑分析

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语境中,艺术的“改良论”与“融合论”是两大主流思潮,而隐含于其中的“中西并陈论”却并未引起足够的认识。当时的艺术家与理论家汪亚尘是一个独特案例,他在先后倡导“改良”与“融合”后,最终选择“中西并陈”的理念,并且身体力行地以艺术创作实践对应,让我们看到一条不同于前述两条道路的第三条路径。而这条路径恰恰是我们研究20世纪初期中国艺术发展状况时未能深入的。今天学界多将汪亚尘视为“中西融合”思潮中的一员,对其“中西并陈”理念的理解并不充分甚至存在误解。本文旨在通过对汪亚尘的艺术经历及观念转变的逻辑分析,探究与还原“中西并陈”的本意。

书写中国应用翻译史

应用翻译与文学翻译是翻译事业的两个侧面,都有漫长的历史。不过,历来只有文学翻译史,没有应用翻译史。本文提出建构我国的应用翻译史,与文学翻译史相对应。应用翻译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翻译史,以及有关翻译机构和翻译家的描述。文章将应用翻译史分为四个阶段,着重讨论应用翻译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建构中国应用翻译史存在的问题。

清华学报英文版的传播与首创

清华学校主办的TheTsingHuaJournal月刊为中国高校最早的文理综合性英文版学报,有较高水准的编辑队伍,诸如叶企孙、梁思成、萨本栋、顾毓?、陈达、朱自清、陈寅恪、王力、俞平伯、闻一多、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等均曾任过编辑。该刊在美国专设经理部和接稿员,开展与欧美的广泛期刊交换;开设“编辑记述”、“撰著提要”专栏进行二次文献传播;以及以中文版介入“西学东渐”,以英文版介入“东学西渐”等做法,有着积极而特殊的意义。该刊借助于早期清华留美预备办学的特色,整合了在校留美预备生、在美留学生、在校外国专家,以及具备英语修养的师生作为学报作者队伍的主体,构筑了一个水准较高的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平台,是早期大学学术期刊走国际化之路的成功探索。

师夷长技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

自晚清直至民国,内忧外患,形势艰危。国人之先进者,自觉技不如人,学习西方,实现中国科技和教育从传统到近现代的转型,成为目标明确、锲而不舍的追求。此乃西学东渐第二波,称之为"师夷长技"。本文记叙和分析这一艰难卓绝的历史实践,把它分为晚清前期、清末时期、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这四个时期践行师夷长技的特点各有不同。细加审视,本文试图清楚分辨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若干主要节点。总之,此百年间,思想杂呈,但对于师夷长技,却是愈挫愈坚。学习、移植、再造,不耻于以对手为师,不畏惧险阻反复,科技和教育转型竟成国人无悔的基本选择。

清初三角学研究中的学术精神

清初中算家秉持正确的标准评判中西算法之优劣,悉心洞察前人成果之利弊,从而在三角学研究上取得丰富的成果,弥补、纠正了传入三角学知识的种种疏漏和讹误,促使三角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完善的数学分支,有力驳斥了当时拘守成法、空论疏学等不正学风。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彰显出"求是"、"求真"、"甘为津梁"、"嘉惠后学"的学术精神,对清初科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犹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