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武威汉代医简》治痹药方研究

《武威汉代医简》中治痹方药分为内服和外用,内服方包括治伤寒逐风方、治痹手足臃肿方、治鲁氏青行解腹方、瘀方、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五首方剂,外用方包括羊粪热熏方和治千金膏药方两首方剂。文章重点阐述各方的药物组成、功效、主治以及组方特点,从用药特点、剂型和服药特点以及各方异同方面进行论述,为进一步研究《武威汉代医简》提供参考。

汉长安城营建中未央宫的空间作用与影响

未央宫作为整个西汉帝国的政治中心,其选址、规模、宫城形制对整个汉长安城的规划设计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界关于未央宫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宫殿本身,而对于未央宫宫城与汉长安城的空间布局关系则仍可深入探究。本文立足于汉未央宫和汉长安城建设的动态历史过程,以历史文献,考古成果为依据,探讨未央宫营建对汉长安城城市轴线、路网分布、功能分区、标志性建筑等方面产生的空间作用与影响,并以此揭示汉长安城以未央宫为核心构建的空间秩序,以及其所蕴含的都城空间规划整体思想与智慧。

论汉画像历史故事的两种图像叙事模式及其形成机制——以“赵氏孤儿”为例

“赵氏孤儿”是汉画像历史故事中的一个著名案例,其图像目前已知存三处。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存两例,其中一例带有“榜题”,均采用瞬间叙事。河南南阳杨官庄汉墓存一例,图像分四层,“赵氏孤儿”与“獒咬赵盾”并列,采用分层式连环画叙事。本文考证出江苏徐州白集汉墓前室北横梁上存一例不为人知的“赵氏孤儿”图像,采用长卷式连环画叙事,依时间顺序描绘了四个精彩瞬间。汉画像历史故事的图像叙事从单幕走向多幕,应受到早期青铜画像叙事传统、汉画发展内在规律、图像载体转换、地域性差异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汉末三国书籍活动考论

汉末天下大乱,国家藏书消散殆尽,文化一度凋敝。各方政权在进行武力兼并的同时,还面临着文化重建和文化竞争的问题。这使得汉末三国的书籍活动十分活跃。华夏正统和文化话语权的争夺是其外部的推力。而此时纸书广泛使用所引起的社会变革,是其书籍活动不可忽视的内因。这对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及其国际竞争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过秦”与“伪新”:班固历史兴亡观的再认识

秦朝和新朝短祚而亡,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波谷”。班固考察秦、新两个大一统皇朝的正统性、兴亡过程和政治遗产,指出:秦朝是顺承天命的“闰统”,新朝是不入五德闰位的“无统”;两个皇朝都由创业之君适应当时的政治趋势而建立,却因统治者施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亡不旋踵;汉承秦制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具有两面性,新朝制度则在形式上被东汉统治者废除了。暴秦、伪新最终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班固在考察秦朝和新朝历史的过程中,寄寓着他对东汉皇朝完成西汉统治者未竟之功、迈入王道治世的期待。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目录学史问题补述--兼谈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诸本《史记》著录索引已有专列“史汉”部,或未列“史汉”部却载存相关书目的现象,值得马班异同研究者关注。梳理诸本“史汉”部,并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目录专著中始列“史汉”部者,当为民国郑鹤声《正史汇目》,而最早摭入“马班异同评”的专科目录者,恐是宋人高似孙《史略》,但郑、高二书均未得到学界应有的评定。“史汉”部所标“史汉”,或非《史记》《汉书》对比研究的相关书目,故于治目录者理当辨清。另外,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不可拘泥于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史,应熟稔研究史而跳出研究史,回归于原典以重新辨清路向。

论晋唐汉地僧传的存量及传世情况——以史志与经录对勘为中心

晋唐之际产生的汉地僧传,在文献分类上属于“此方诸德传记”,实与“西域圣贤传记”并行不悖,成为梳理中国中古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的重要证据。历代史志与佛教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虽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重出、淆乱现象乃至难以考证,然而毕竟依据各自的学术渊源和学理视角,为后人具体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文献清单。将史志与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清单进行对勘,以史志补撰著录和汉文大藏经、敦煌宝藏收录为相关辅证,不仅得知这批僧传文献的体制形态、总体数量以及存佚情况,而且可见同列于上述两类目录者为少数全帙,它们因唐代佛教学者的编目入藏才得以流传至今。从古典目录学视角考察晋唐汉地僧传的分布,有利于全面把握佛教文献和学术史,从而推动文史研究走向深入。

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以《汉书·地理志》所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虽然在《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中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记述,但主要以自然地理空间为主,没有涉及政治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汉书·地理志》则为我们记述了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空间、政治地理空间、文化地理空间,甚至还第一次记述了人口数量和性别比例。所以《汉书·地理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代表了汉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先河,是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献。

双古堆汉简《算术书》校释及相关问题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有损坏严重的数学简,整理者共辑得30余枚残简,并据内容拟题为《算术书》,还释读了其中4枚残简简文。在前人基础上,本文首次对所有已刊布残简进行了释读,并重新编联。结果显示,仅有3组(枚)残简简文文意相对清晰完整,即残简1、残简28+27+21+20+5、残简24+25。对比《九章算术》相关算题,确认它们分别与《九章算术》“均输”章第25题、第1题和“少广”章第8题相合。考察《九章算术》的删补者张苍与双古堆1号汉墓墓主的情况,认为二者有条件并有可能在算学方面有交流。双古堆汉简《算术书》与其他简牍算书有着不一样的血统,张苍在整理《九章算术》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本子可能是它的一个重要来源。

略论长安献帝朝廷的地方控制

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及公卿大臣迁都长安,王允深悉府库所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性,匆忙之中仍择其要者带往长安,使长安献帝朝廷保留了管理地方的信息基础。联络路径的畅通是保证政令下达的另一重要因素,虽然迁都与战乱造成道路阻隔,但地方官员和献帝朝廷都有联络的需要,他们以私行、绕道、昼伏夜行等方式打通了路径,维持着长安与地方之间的政治联系。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受历史遗风、都城所在地和经师传授等因素影响,呈现动态变化特征。汉初《诗经》学人才集中于鲁、东海、琅邪、山阳等郡国,徐州、兖州、豫州和青州等刺史部可谓学术中心。西汉中后期,京兆尹和右扶风所在的司隶成为新的中心。东汉时,司隶的右扶风和京兆尹、荆州的南阳、扬州的会稽和豫州的汝南等郡国都出现较多《诗经》学人才,而东海和琅邪所在的徐州、平原和齐所在的青州等渐趋衰落。在秦汉、汉代/汉朝/两汉等叙事语境下,东汉与西汉的差别容易被忽略,而东汉与西汉相比已经发生巨变,《诗经》学人才地理分布的变动即是例证。

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人物书写

蒯通是秦末汉初著名策士,《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均对其有载。对读三部典籍的蒯通书写,可以发现相关文本在细节上存在变化和差异,从而使蒯通形象呈现出权变之士、利口之覆邦家者、乘时徼利之人的嬗递。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管窥不同书写体例、书写立场、书写旨趣对《史》《汉》《通鉴》人物书写的影响。同时还看到,在对书写权力的使用上,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都能遵循自先秦就形成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书写原则,但又因中国史学“求真”的最终目的为“致用”,故而允许文学润饰手段介入史录。

汉代史传中的褒姒形象述论

褒姒形象的定型是在汉代完成的,而《史记》《汉书》奠定了正史中的褒姒形象。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描绘了一位神秘而客观的褒姒,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位不同于《诗经》所描写的真实的褒姒形象。班固全盘接受《诗经》的观点,“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不仅在《汉书》中确立并进一步强化,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找到了西周灭亡的替罪羊,后世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就能够求得一种心理平衡,从而也就有理由继续视西周王朝为模范王朝。褒姒成为汉代之后“红颜祸水论”的典型,这不仅是男权主义时代女性的悲哀,更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东观汉记》与八家“后汉书”篇目考

《东观汉记》与八家“后汉书”为东汉史研究之重要文献,然其书散逸,故其篇目亦不甚明。今就其残篇,辅以相关史料,可知:《东观汉记》篇目可考者为《世祖本纪》,《儒林》《外戚》《南单于》《西羌》四传,《公孙述载记》,《地理》《律历》《礼》《乐》《郊祀》《天文》《车服》《朝会》八志,《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百官》五表;谢承《后汉书》与薛莹《后汉记》之篇目可考者,唯谢承《书》之《东夷列传》;司马彪《续汉书》除随范晔《后汉书》传世八志外,可考者为《光武十王传》《宗室四王三侯传》《孝明八王传》《章帝八王传》;华峤《汉后书》篇目可考者为《皇后纪》与《孝子传》;其余四家,除张璠《后汉纪》为编年体外,其篇目可考者为谢沈《后汉书》与袁山松《后汉书》之《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艺文》九志。

先秦两汉简帛医书“心”相关理论探析

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先秦两汉简帛文献的出土及释读,为中医药理论起源及疾病发生、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本文通过总结分析现有已出版的秦汉简帛医学文献中有关“心”的内容,发现秦汉时期医家对“心疾”的认识,无论是在疾病的名称、发病的原因还是疾病的防治等方面与以前的认知相比,均有了极大的提高,尤其发现秦汉时期医家在治疗方面大量应用“养生法”,为我们现今防治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及方法,值得借鉴。

《礼记·王制》“为汉制法”考——以西汉宗庙制度为例

《王制》是今本《礼记》中的重要篇目。综合该篇的文本内容与汉代史事,可证明《礼记·王制》文本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最终写定于西汉初期。而从其对西汉中后期礼制变革的影响来看《,礼记·王制》更是反映出一种颇具西汉时代特征的创制性构想,具有明显的“为汉制法”色彩,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西汉时期宗庙制度的沿革变迁之中。

从书籍史的角度看汉代儒经的制作、流通与阅读

经,本意为织布机的纵线,织布时纵线不变,引申为恒常之意,儒经指蕴藏儒家恒久至道的文字著作。儒经中的仁义思想成为汉代士人反思秦政的有力武器,自武帝起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文本载体。儒经的制作、流通、阅读贯穿整个汉代。制作儒经的材料以竹简为主,以木板、帛、石碑为辅,无实物留世的儒经由先秦遗儒口述重新写定,国家利诱士人消费儒经,形成有组织的儒经生产机制。汉代官学教育保障儒经的广泛流通,皇族和豪族的藏书为儒经的传播流通提供实物支撑,允许民间自由藏书的政策使儒经的阅读群体扩大。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族、以功臣为代表的豪族、以小势力地主为代表的寒族是汉代儒经的主要读者,阅读儒经成为其安身立命的时代要求,儒经经义渗入汉代的各类制度,内化为汉人的精神风貌和日用习常。

汉唐之际安定皇甫氏谱系的书写与重构——以谱书、墓志为中心

安定皇甫氏,作为中古颇具影响力的次等士族,因其汉代的家族谱系记载含糊,加上相关考辨不足,造成学界对此认知存在诸多误解。笔者通过比勘正史、谱牒及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重订该家族的汉代世系,发现其谱系存在着大量的不实与虚构,其远祖皇甫鸾为东汉光武帝时期而非西汉武帝时期人,该家族的迁徙实为受“楚王狱”牵连下的远徙。安定皇甫氏谱系实由后世不断层累而成,相较于高等士族,具有追溯对象集中但完成进度更为缓慢的特点。从北朝的“攀附前贤”,到隋唐以降的“重构先世”,其谱系的虚化当与该家族政治地位上升后的现实需求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