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武威汉代医简》治痹药方研究

《武威汉代医简》中治痹方药分为内服和外用,内服方包括治伤寒逐风方、治痹手足臃肿方、治鲁氏青行解腹方、瘀方、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五首方剂,外用方包括羊粪热熏方和治千金膏药方两首方剂。文章重点阐述各方的药物组成、功效、主治以及组方特点,从用药特点、剂型和服药特点以及各方异同方面进行论述,为进一步研究《武威汉代医简》提供参考。

汉长安城营建中未央宫的空间作用与影响

未央宫作为整个西汉帝国的政治中心,其选址、规模、宫城形制对整个汉长安城的规划设计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界关于未央宫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宫殿本身,而对于未央宫宫城与汉长安城的空间布局关系则仍可深入探究。本文立足于汉未央宫和汉长安城建设的动态历史过程,以历史文献,考古成果为依据,探讨未央宫营建对汉长安城城市轴线、路网分布、功能分区、标志性建筑等方面产生的空间作用与影响,并以此揭示汉长安城以未央宫为核心构建的空间秩序,以及其所蕴含的都城空间规划整体思想与智慧。

论汉画像历史故事的两种图像叙事模式及其形成机制——以“赵氏孤儿”为例

“赵氏孤儿”是汉画像历史故事中的一个著名案例,其图像目前已知存三处。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存两例,其中一例带有“榜题”,均采用瞬间叙事。河南南阳杨官庄汉墓存一例,图像分四层,“赵氏孤儿”与“獒咬赵盾”并列,采用分层式连环画叙事。本文考证出江苏徐州白集汉墓前室北横梁上存一例不为人知的“赵氏孤儿”图像,采用长卷式连环画叙事,依时间顺序描绘了四个精彩瞬间。汉画像历史故事的图像叙事从单幕走向多幕,应受到早期青铜画像叙事传统、汉画发展内在规律、图像载体转换、地域性差异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简中“王入吴房”考

本文重点讨论新见汉简《岁纪》暂编号为1538号简文“王入吴房”中“入”的含义和“吴房”的归属问题,指出秦王政十六年“王入吴房”的意思是“使韩王入吴房”,“吴房”是秦南阳郡属县,其由魏入秦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272年。

汉末三国书籍活动考论

汉末天下大乱,国家藏书消散殆尽,文化一度凋敝。各方政权在进行武力兼并的同时,还面临着文化重建和文化竞争的问题。这使得汉末三国的书籍活动十分活跃。华夏正统和文化话语权的争夺是其外部的推力。而此时纸书广泛使用所引起的社会变革,是其书籍活动不可忽视的内因。这对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及其国际竞争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过秦”与“伪新”:班固历史兴亡观的再认识

秦朝和新朝短祚而亡,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波谷”。班固考察秦、新两个大一统皇朝的正统性、兴亡过程和政治遗产,指出:秦朝是顺承天命的“闰统”,新朝是不入五德闰位的“无统”;两个皇朝都由创业之君适应当时的政治趋势而建立,却因统治者施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亡不旋踵;汉承秦制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具有两面性,新朝制度则在形式上被东汉统治者废除了。暴秦、伪新最终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班固在考察秦朝和新朝历史的过程中,寄寓着他对东汉皇朝完成西汉统治者未竟之功、迈入王道治世的期待。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目录学史问题补述--兼谈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诸本《史记》著录索引已有专列“史汉”部,或未列“史汉”部却载存相关书目的现象,值得马班异同研究者关注。梳理诸本“史汉”部,并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目录专著中始列“史汉”部者,当为民国郑鹤声《正史汇目》,而最早摭入“马班异同评”的专科目录者,恐是宋人高似孙《史略》,但郑、高二书均未得到学界应有的评定。“史汉”部所标“史汉”,或非《史记》《汉书》对比研究的相关书目,故于治目录者理当辨清。另外,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不可拘泥于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史,应熟稔研究史而跳出研究史,回归于原典以重新辨清路向。

论汉代奏议的经典化——以《史记》为例

汉代奏议是汉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之一。在其经典化过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代史传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依据四条标准对汉代奏议进行了最早的筛选,按照四种类型对汉代奏议进行保存,这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前提条件。《史记》“以文传人”的撰写方法,也有力推动了汉代奏议的传播。《史记》还包含了汉代奏议的最早注解与评价资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汉代奏议的经典地位在汉代已得到初步确立。

论晋唐汉地僧传的存量及传世情况——以史志与经录对勘为中心

晋唐之际产生的汉地僧传,在文献分类上属于“此方诸德传记”,实与“西域圣贤传记”并行不悖,成为梳理中国中古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的重要证据。历代史志与佛教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虽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重出、淆乱现象乃至难以考证,然而毕竟依据各自的学术渊源和学理视角,为后人具体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文献清单。将史志与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清单进行对勘,以史志补撰著录和汉文大藏经、敦煌宝藏收录为相关辅证,不仅得知这批僧传文献的体制形态、总体数量以及存佚情况,而且可见同列于上述两类目录者为少数全帙,它们因唐代佛教学者的编目入藏才得以流传至今。从古典目录学视角考察晋唐汉地僧传的分布,有利于全面把握佛教文献和学术史,从而推动文史研究走向深入。

北魏洛阳寺院园林营建考——以《洛阳伽蓝记》为中心的考察

北魏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首都洛阳寺院园林大量出现。洛阳寺院园林的涌现,是北魏佛教的传播、洛阳长期积淀的佛教文化以及社会上层奢靡风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在洛阳营建寺院园林的社会阶层十分广泛,包括皇帝、后妃、贵族、官僚以及一般平民,此外还有西域胡人,因而洛阳寺院园林在营建规模和建筑风格上,既有相同之处,也呈现一些差异。并且,洛阳寺院园林的建筑营造、假山和水池的修建以及植物的栽培也都各具特点,显示了精美化的特色。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论从甲骨文到今文尚书的动宾结构模式化及其发展

甲骨文动宾结构有动宾和宾动两式,宾语后置是其基本语序倾向。卜辞宾语不同的前置方式起于不同的动因,有标记前置主要归因于强调需要,无标记前置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原始语言较低的句法模式化水平。甲骨文宾语中占最大规模的不是客体宾语,而是附加体宾语,这是该时期宾语的典型特征,但西周汉语里客体已取代附加体在宾语中的典型地位。不过,西周汉语和尚书语言双宾语结构的语序仍有模式化水平较低的遗迹。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的演进历程、实践经验与教训

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继承了先秦以来夷夏之辨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又充分彰显出大一统的时代特征,秦汉统治者对大一统精神的坚持、适度保证“因俗而治”的制度机动性,以及妥善处理好民族观念,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对于当下之边疆治理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论汉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汉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不少商人走上了官场,经济实力增强,商人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汉代商人地位的提高主要原因于当时的海内为一,交通的开辟为商人发展提供了舞台、长期内实行“惠商”或“宽商”政策为商人创造了政策环境,土地商品化为商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商人与权贵狼狈为奸,为其提高社会地位创造了条件。

从汉代医简看祝由术的禳病法

《黄帝内经》中的"祝由",前人或训为"祝说病由",或训为"联绵词",均为穿凿臆测。本文从"祝"与"由"的字形嬗变及其意义源流入手考释,以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的语料为依据,证明"祝由"是述补结构,在汉代以前表示向鬼神祈祷以禳除疾病。"祝由"术能禳除的疾病主要是外伤外疮类,诸如蜂蜇伤、蝎蜇伤、蛇咬伤、蝾螈咬伤,或瘊子、痈疽、漆疮等,而最常用的禳除法是:祈祷法、祈祷与行为配合疗法;祈祷与药物配合疗法;祈祷与行为、药物综合疗法,绝对不存在"诅咒"的言行。

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

先秦典籍在汉代流传 ,经过了汉人不同程度的整理 ,甚至改造。传世的“群经诸子”,主要是汉人的文本。汉王朝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有利于儒学占主导地位 ,从而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经学时代”。“经学时代”之形成 ,除了社会政治的“外因”,也有学术本身及发展的“内因”,那就是 :各学派的“同源异流”、“其务为治”,以及彼此间的“相生相灭”、“相反相成”,发展为各学派均“兼综”他家的自我调适。从而形成新的学术“整合”。

国家对社会的顺应和社会的国家化——汉唐历史变迁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动的基本特征

汉唐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虽来自社会,国家往往直接间接地顺应甚至屈从社会的要求,但国家并非简单、直接地跟随社会亦步亦趋,而是以各种形式,将发端于社会领域的经济、文化现象,盛行于民间的依附关系,崛起于草野的社会势力,整合到统一的政治秩序之中。汉唐历史变迁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动的基本特征,可以"社会的国家化"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