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交警远程执法技术的实践与思考

交警远程执法模式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融入“公安大脑”建设、推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数字勤务改革的一项举措,有效地提高了执法效率。但交警远程执法作为一种新的执法模式,实践先行于理论,在技术规范、执法程序、法规依据等亟待完善。在非现场执法和移动政务研究基础上,通过与传统执法模式对比,分析了当前交警远程执法执行方式、特点、适用场景、优势和不足。从执法政策依据、社会认可、技术支撑等方面得出了交警远程执法的可行性。最后针对交警远程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和对策,从而确保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研究结论可为今后交警远程执法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制定提供参考。

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

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调整的范围相当。前二者调整范围定位的专业优先理念印证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围划定的科学性;在“治安违法行为的主体、治安管理的处罚制度”等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前两者比较仍有很大可提升空间,具体表现在治安违法行为主体之法定确认、治安管理处罚量罚之法定参考、没收之比例原则贯彻与对第三人补偿、罚款之分期缴付、停止与易科等方面。

对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构想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公安机关进行治安处罚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不适应当前法治建设的要求,公安行政立法的指导思想应该从管理法模式向控权与管理两法兼顾模式转变,突出行政程序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以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从而体现现代行政立法保护人权的理念和法治要求。

浅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特点及执行中应注意的问题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使治安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其主要特点是:调整范围的普遍性,处罚幅度的操作性,执法工作的规范性。执法实践中应树立尊重保护人权的理念,办案程序准确掌握七个新规定。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的接引与疏漏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拟修订内容主要在管理对象和行为、管理程序和程度、明确和补充性条款等几个方面。从拟修订内容来看,其仍然有不足之处,值得研究,如"禁止令"缺乏相关配套操作保障;删除了对外国人限期出境以及驱逐出境的相关规定;治安拘留未纳入听证的范围;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改为"吊销证照",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便利性和操作性;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给予处罚的规定模糊不清等问题。另,警告作为一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在我国缺乏责罚性,应该增加"社会服务令"这种处罚种类。

我国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冲突解决研究——从应然与实然层面进行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两道堤坝,它们之间应互相衔接与协调。但是现实中两者的条文规定之间存在不少冲突,这给司法机关与执法机关适用法律带来了难题。文章从应然层面,应当修改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从实然层面,应当加强司法解释与设立立案标准两方面提出了解决冲突的路径。

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解读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公安机关在依法办案、依法行政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其执法水平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治安管理处罚法》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执法理念,规范了警察权力,进一步完善了执法程序,使许多治安管理行为更加有法可依。因此,认真解读《治安管理处罚法,》领会其精神内涵,对于转变执法观念,规范执法行为,全面提高公安机关的执法水平具有深远意义。

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适用问题

新时期我国社会迅速发展,执法实践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新类型治安案件。《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行政管束、治安调解以及量罚等问题,在具体适用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有些应当处罚的违法行为,在种类上有了新的增加;在执法程序上,作了具体规定。这对于正确处理新问题,逐步规范和完善公安执法是一个有力推动。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管理职能的整合

治安管理职能是警察的重要职能,在我国,由于过去诸多方面的原因,警察的治安管理职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一方面扩大了行政处罚的范围,强化了警察的治安管理职能;另一方面规范了警察的治安管理行为,力求建立程序上的保证。二者的结合是对警察治安管理职能的有效整合,使警察的治安管理活动更能实现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中的初步成效与问题━━对四川省部分地区的调研

《治安管理处罚法》自2006年3月1日实施以来,在违法行为整治、警察权力规范等方面初步显示出其法制效力。但与此同时,也显现出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治安处罚、民警执法、传唤未成年人证人和通知家属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有待《公安管理处罚法》的完善。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提升治安管理专业学生办案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公安机关执法民警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该法,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提升治安管理专业学生的办案能力,是公安院校的使命。

《传染病防治法》行政责令的法律属性和效力

行政责令是“新行政法”理念指引下兼具行政控权和私人自治双重功能的法律规制手段,其在行政实体法领域的广泛适用体现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理念。在抗击2020年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传染病防治法》所规定的行政责令法律制度及时制止和纠正各类损害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但是,当前行政责令法律属性不清晰,导致《行政处罚法》和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在内的诸多行政实体法对行政责令的规定和适用尚有模糊和混淆之处,使得《传染病防治法》在应对新冠肺炎防控等公共卫生事件时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力。需要厘清行政责令的法律属性以及行政责令和行政处罚的法律关系,从法律责任制度建构及健全法律实施效力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的行政责令制度,使行政责令制度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更大作用。

初探《治安管理处罚法》之人权保障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定,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具体表现在法律内容上:对被侵害人和被处罚人的人权保障和对警察权的监督与制约,对被处罚人缩小治安拘留处罚自由裁量的幅度,严格限制询问查证时间,区别对待特殊违法群体,自主选择司法救济途径等。

《治安管理处罚法》体现的立法原则

《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体现的立法原则和精神,既突出强调了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又注重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相平衡的原则;它既扩张了警察权力,又对警察权的运行作了严格规范,控制了警察权,体现了保障警察有效履行职责与规范警察权力行使相统一的原则;它还体现了实体和程序并重,针对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宽严相济,刚柔并举,归根到底要求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要"执法为民"。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管窥我国的法治进程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是我国治安管理领域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所反映出的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对警察权力的规范和制约以及对程序法制的重视,无疑是我国法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是它自身立法模式的相对滞后以及一些具体内容在理论界所引起的争论,也反映出我国的法治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浅析《治安管理处罚法》三大亮点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有三大亮点,主要表现在:与其它相关法律衔接更加紧密;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规定更具理性化;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和注重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更具人性化。

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若干问题研究

《治安管理处罚法》自从2006年3月1日生效以来,至今已一年有余。在治安处罚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正确理解《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中"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含义;要注意对侵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并不是一律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当场处罚与当场收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场处罚罚款并非就一定得当场收缴;注意扣押、登记和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的正确适用以及正确区分以强拿硬要的形式构成的寻衅滋事行为与抢劫罪的界限。

我国应当坚持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

我国曾经在20世纪末就附属刑法立法进行过大量探索,但在1997年大规模修订刑法时走向了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近年来,在个别法律草案中,曾提出设立独立的罪刑规范,但相关犯罪的增设最终仍通过刑法修正案加以解决。虽然有不少学者呼吁在行政法及经济法中独立规定行政犯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但是,其方案在我国的可行性值得质疑。不同的刑法立法模式均有其优点,谈不上哪一种选择绝对优越,如何使立法更为实用和符合国情是特别需要考虑的。在我国,如果采用附属刑法立法模式,难以抑制犯罪范围大幅度扩张的冲动;行政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关系变得很微妙、复杂;附属刑法的重罚倾向明显,容易引发刑罚趋重攀比;犯罪之间的交叉、重叠关系可能徒增适用上的困难;行政法的旨趣是干预,其中所混杂的刑法规范在立法过程中难以得到充分讨论。在采用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国家,学者们关于部分重要的附属刑法条文应回归到主刑法中的“反向呼吁”,值得我们思考。基于此,我国当下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定位准确,未来仍应继续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