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刑事印证证明的误解与澄清

印证是从属于自由心证的证明过程,既无法涵盖所有的犯罪类型,也无法适用于所有的待证事实,故无法成为与法定证明、自由证明相并列的一类新模式。但作为方法,印证证明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实践中被广泛诟病的虚假印证、误解印证等不符合印证要求,故冤假错案也不能归咎于印证本身。实践中,印证证明与证明标准混同的问题突出,事实上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呈现方法和目的的关系,方法自然不同于目的,但方法是达成目的的手段,目的是方法努力的终点。因此,尽管印证具有提升裁判者心证的积极意义,但不能人为拔高至证明模式的程度,在实践中既要反对意图抛弃印证的“冤假错案成因论”,也要反对过度崇尚印证的“证明标准等同论”。

刑事印证证明的实践反思与规范展开

印证证明从属于自由心证,现有的印证规范覆盖面不足,故印证既非证明模式,也非证明规则。有效印证既要考虑印证的前提条件,也要考虑单一证据的可靠性,还要考虑逻辑经验的实质检验,故不宜将错误印证导致的冤假错案归咎于印证本身。印证证明不等于证明标准,故证明标准印证化和印证证明标准化都是不可取的。为正确适用刑事印证,建议将“多元论”作为理论基础,将“提升证据证明力”作为价值基础,并坚持“严格印证”与“宽松印证”相结合,“由证到供的证供一致”与“由供到证的供证一致”相结合的具体适用原则。

刑事案件中的积极辩护事由及其司法证明——“于欢案”的证据法视角

我国立法中虽然没有出现"积极辩护事由"这个术语,实践中却存在类似的做法。关于这类辩护事由的司法证明如何展开,理论界争议很大,实务活动各式各样,没有统一标准。正视这一问题,结合我国的法治传统与司法环境,借鉴域外有利因素,将我国积极辩护事由的司法证明朝向既有利于控辩双方推进诉讼进程又有利于案件事实真相发现的方向发展,符合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引入当事人主义合理要素的改革趋势。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论纲

强化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是遏制跨境犯罪的必要手段。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 ,由基本法作出原则规定 ,没有上位法调整是该制度的重要特征。协助应在”一国两制”、相互尊重、以程序为主、效率优先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针对缺乏法律调整和法制化运行机制的现状 ,亟需各法域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采取先易后难、由个别到一般的方略 。

自白的权重变化与刑事司法证明方法转向

刑事司法证明方法转向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国际趋势,在我国实现这种转向还面临一些现实的困难。被告人自白具有两面性,自白的证据能力不能否定。在确认任意性自白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下,确立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进一步完善非法自白排除规则和自白补强规则,通过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的配合与互动,促使刑事司法证明方式逐步由偏重被告人自白转向自白之外的物证和其他证据。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之重构

以无罪推定原则为主导的司法环境,在刑事案件争议事实不明时,往往由控诉方承担证明不能的责任。然而,传统的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观念与无罪推定原则并无必然关联,一个追求公平正义、法律真实的司法,必然要独立于一切,还原事实真相。争议事实的存在是司法活动中不可避免的常态,由谁来承担争议事实不明时的责任,要摒弃传统的控诉方承担过重的证明责任,采取被告人承担对自己有利的证明责任,并适时让裁判者介入,均衡控诉方与被告人承担的证明责任,以追求案件真实,维护公平正义的终局裁判。

暴恐案件刑事证据问题审视及其制度构建

暴恐案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刑事诉讼中证据问题之特殊性。当前,暴恐案件侦查取证及证据运用呈现出一些典型问题:一是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认定,不同认定模式影响到认定活动中的证据与证明;二是刑讯逼供的合法性,口供的重要性及获取困难使对“酷刑”的认识发生变化,这同人权保障诉讼理念产生冲突;三是证人是否应出庭作证,对证人保护的需要同证据法的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规则相抵牾;四是技术侦查(电子监控)的规制,暴恐案件监控范围的扩张带来持续争议,通过电子监控收集情报信息、证据材料受到社会的质疑。这些问题可通过暴恐案件证据制度特殊性的影响因素得到说明,实质表现为制度背后的多元价值冲突。我国暴恐案件证据制度构建应立基于“兼顾”与“平衡”的理念,在“适当放宽”原则下构建证据规则体系及其证明标准,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着力:第一,适当调整证据收集有关法律规定,适当放宽证据收集方法上的限制,同时适度克减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第二,适度调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仍强制排除,而以威胁、引诱、欺骗方法取得的口供,以及非法获取口供衍生的实物证据一般不排除;第三,调整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相关制度,在坚持直接言词原则基础上,侦查人员(卧底警察)、线人原则上免于出庭,并完善证人特别保护制度和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第四,构建反恐情报证据转化制度,可借鉴国外经验采用直接使用和间接转化两种方式,创新平衡秘密性与公开性的证据转化折中措施;第五,适当调整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适当加重暴恐案件被告人证明责任,注重特殊情形下“推定”的运用,适度降低认罪认罚暴恐案件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在证据制度构建基本路径上,可先以司法解释形式对暴恐案件证据制度规则作出统一规定,再逐步将成熟的重要内容纳入法律或为相关领域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奠定基础。

论刑事二审庭前会议制度——基于S省C市裁判样本的实证考察

刑事二审庭前会议制度有其特殊之处,分析S省C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2017年审理的刑事案件,发现庭前会议制度在刑事二审实践中的运行情况较立法之期望状态差距较大,存在适用率过低等问题,实际的适用效果并不理想,这主要系实务中对二审庭前会议重视性不够、特殊性认识不足、功能理解不清所致。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刑事二审庭前会议制度进行完善:(1)明晰庭前会议启动之审查判断要素,(2)优化庭前会议对二审庭审证据调查的准备效果,(3)明确刑事二审庭前会议的重要程序性作用。此外,实务中应注意避免因庭前会议之召开导致庭审程序错位的问题。

刑事司法解释中的证明简化对控辩平等原则的冲击--兼论司法解释制度的完善及其与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划分与衔接

刑事司法解释在解释立法、统一法律适用的同时创设了一批旨在指导个案事实认定的抽象规则。刑事司法解释中的事实认定规则客观上导致了"证明简化"的后果,对控辩平等原则造成冲击,因而其正当性存疑。刑事司法解释中的证明简化对控辩平等原则的冲击是当前司法解释运行实践偏离该制度功能定位的典型反映。为协调解释立法与指导个案之间的关系,应当进一步完善司法解释制度,并使其与案例指导制度形成功能上的划分与衔接。

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形塑——海峡两岸刑事法之对话

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地区刑事法领域产生理论分野:前者学习苏俄,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四要件"的耦合式平面结构,具有强烈的入罪倾向,而在证明模式上,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的相互印证,表现出一种异化的"整体主义",缺乏认知融贯性的同时忽视原子分析;后者继受德日,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三阶层"的开放性递进结构,凸显类型化思维,而在证明模式上,注重对个别证据的审查判断,在证明模式的初始化过程中具有"原子主义"色彩,并有序地向"整体主义"过渡。作为约束实体认知与程序指引的"指导形象",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两岸刑事司法实践样态存在差异,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交错适用之效果,也在法官认知过程中得到集中呈现。

论检察权配置的自缚性

检察权由诸多不同类型的权力组合而成,并各自在刑事诉讼流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目前的检察权配置,正是基于其权能的特质才形成固有模式,表现为精细化分工的内设机构。但是,这样的格局形态却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权力运行障碍,限制了立法原意的实现,产生了某种"自缚性"。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释放办案主体的自主性,以渐进方式破除"部门析出"的体制性障碍。当检察权以相对集中的样态呈现时,或许可以彻底摆脱因其自身功能失灵所造成的反噬,确保内外关系秩序的恢复。为此,需要重新对检察机关的内部组织形式进行排列组合,打破精细化分工的固有格局,代之以具有自主性的办案单元。当然,消除"自缚性"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科学的方法论在其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并推动提升司法效能、保障司法公正之根本目标的实现。

“不认罪型”案件证明模式研究——最佳解释推理模型之提倡

刑事证明是证成案件事实而非发现案件事实的活动,表现为证据到裁判的过程,这决定刑事证明必须与裁判要求相关联,然而在"乌托邦"式的证明标准影响下,我国当前未能就"不认罪型"案件的证明特征、证明路径和裁判结果等问题提供明晰的答案,刑事证明似乎成为"不足为外人道"的暗箱操作。取径于最佳解释推理模型,以"接受"为推理起点,控辩双方基于已有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生成解释推理版本,裁判方在可废止性规则指引下对此进行选择、评估,最终确定最优域值解释推理版本作为裁判结果,并对法官作出裁判的要求进行定义,以实现案件事实在最大可能的理论陈述中进行确证和刑事判决证成的公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