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新式高等体育教育研究

清末四川新式高等体育教育展示了封闭的中国西部内陆省份教育走向近代化转型的一个“面相”。文章对清末四川教育转型之高等体育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进行考证研究,有助于拓展我国体育学的研究深度与广度。研究得出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校)办学性质多元;新式高等学堂(校)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体育的开办时间上都走在了同时期全国的前列;近代四川高等体育教育始于1896年创办的官立新式学堂—四川中西学堂,之后其他高等学堂普遍开始实行普通体操与兵式体操教育;1906年四川开办了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的体育科,制定了专门的体育教育规范与以西方分科知识为基础的体育课程体系,该体育学堂培养了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等一批优秀学生;同时期四川还有一所直接由西方人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该校于创办之初的1910年便开设了体育课程,其校园体育文化特色引领了中国西部近代体育之风尚,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血缘·文化·政治:晚清新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

在20世纪初“道德革命”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父为子纲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又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新学中汲取话语资源建构父子关系,呈现出血缘亲情、伦理文化和国族政治相互交织的文学景观。从审父叙事与慈父想象、子承父志、子报父仇三个方面分析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内容和写作策略,可以看到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与晚清伦理变革、救亡革命思潮之间交汇互动和互为生发的共生关系。

舆论下的规制: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跃进”式发展(1905—1927)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清末民初,社会舆论推动了西式法学教育的出现与发展,但受传统谋官心态以及逐利目的的影响,法学教育呈现“跃进”式的发展状况,致使民国初期各类法律学校数量一度激增至67所。面对此种乱象,社会舆论再度发挥监督作用,以谴责批评的方式助推政府通过教育管控、学校裁撤以及自我整改来规制此种乱象,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回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跃进”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看到其发展乱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在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和培育政法人才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明末至晚清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对西学的认知及差异

明末至晚清,受时代变迁和学术变化的影响,出现了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两种目录学著作。两种书目对西书均有著录,并通过提要等方式评判西书,尤其重视对科技类、宗教类和史地类西书的讨论,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对科技类西书都较为赞赏,但传统书目多注重其实用性,新学书目更注重其科学性;对宗教类西书的评述都有否定之词,但传统书目多措辞激烈,新学书目则更为理性。和传统书目相比,新学书目更加重视史地、政法类西书的著录,其评语多涉及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思考,体现出一种世界眼光。传统书目作为专制文化与学术体系下的产物,多在实用价值层面上肯定西书,新学书目则将自身的政治诉求贯穿于西书评述之中,有着不同于传统书目的时代价值。

晚清《启蒙画报》中的“儿童”图像符号学分析

早在晚清第一个新式学制——“癸卯学制”实施之前,当时的知识分子就以办报实践推行教育新观念。西方的一些新教育、新话语和思想经由报刊图文的建构,成为影响近代教育在民间落地与扎根的一环。本研究以中国北方的第一份儿童教育刊物——《启蒙画报》(1902-1904)为分析标的,运用巴特的图像符号学,探究思想转型时期的教育报刊如何运用图像与文字建构儿童形象并传递教育观念。研究从儿童学习知识的三方面——学什么、怎么学、如何用予以呈现,并从“明理/礼”“松绑”“活波”的儿童形象建构中,揭示出文本对儿童主体性的重视及对社会现实的改良关怀,其实用、实际、实现的教育主张扎根于儿童日常生活的经验,体现了比美国教育家杜威更早的实用思想之运用。

废科举前后翰林文人群体的自救活动与知识转型

清末十年,长久以来地位尊崇的翰林文人群体,受到新政持续冲击,面临“政”“学”双重危机。如何调适因应,找到新定位,实现转型,成为一大难题。为此,编纂新书、办讲习馆,皆是翰林文人群体持续不断的尝试和努力,可以视为他们的“自救活动”。这些自救活动既往所知有限,现可通过深度解读翰林文人群体的文集、日记而揭示出来。这既反映了新政时期安置旧人的复杂较量,也展示了政治和文化格局剧变时代,旧精英群体寻找新定位和知识转型的艰难历程。

清末基层治理模式的嬗变——以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和政治生态。选举制度是城镇乡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移植而来的西式票选制度对当时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低估。“居民”等地缘主义视角的治理概念取代了传统“臣民”等身份视角的旧政治话语。“选民”观念确立的背后则是西式选举制度的移植,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清末雄安地区小学教育发微(1903—1911)

雄安地区小学教育发轫于清末全国性兴学运动浪潮,受自身县域社会的影响,新式小学堂多由先前的书院改设而来,因教师匮乏与经济窘困使得在教学中多使用“单级班”或“复式教学班”的组织形式,在课程设置上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精简。雄安地区作为清末直隶省的重要县域组成部分,又与京、津等地毗邻,使得雄安地区既在行政区划上受到直隶省会保定府的管辖,又在地缘上受到京、津地区的辐射,这一时期小学教育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较快,高速发展下又使得其内部结构存在不均衡性的弊端。

故宫博物院藏清末新军影像评述

故宫博物院藏有清末新军相册12部共800余张影像,这是目前海内外数量最多的一批新军主题照片。其拍摄时间从1905年持续到1910年,内容分为校阅和秋操两大类。影像呈现了当时新军将领、武器、服制、训练及演习等真实画面,是清末新军编练成果的直观展示。

想象的“禁忌”:神怪小说在晚清的中落、续衍及转换

发源于本土的神怪小说传衍至晚清却迎来了它的“终结期”,一方面是书评家们对其犀利而直接的猛然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创作者们的“集体噤声”与刻意规避,由此形成了想象的“禁忌”。神怪小说中落的原因与科学话语的传入、义和团事件的爆发以及小说界革命的倡导有关,但其自身的叙事特点与审美特性,以及中国本土巨大的接受惯性,又使得它从“彻底的终结”转向了“可能的再生”,并召唤小说家们开启重新利用传统神怪资源进行创作的新尝试。在通过“有意误读”或“故事新编”等方式重新获得接受的同时,晚清神怪小说亦在向新类型渗透转换的过程中,呈现出颇具现代意义的新面貌。

清末粤东新式学堂创设:丘逢甲与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

清末丘逢甲借力日本东亚同文会,创设岭东同文学堂。丘逢甲的初衷是岭东同文学堂设于汕头埠,由于同仁杨鲁等人皆认为应设在潮州,于是在潮州开设了东文学堂。但丘逢甲仍与林梁任“继续推动在汕头兴学的原议”创设岭东同文学堂。清末粤东新式学堂,除了潮州的东文学堂,还有汕头埠的岭东同文学堂,并没有学界所讨论的汕头东(同)文学堂。且两家学堂在1901年6月前均有实际办学,聘请了东亚同文会会员为日本教习。至于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报告,为何出现“汕头东文学堂”和“汕头同文学堂”等名称,有两种可能,一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夸大成绩,二是潮州话的“同”与“东”同音,报告撰写者的随意性使用。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

查尔斯·泰勒所言的“大脱嵌”革命在清末民初引发了新伦理的建构。基于儿童成长的发展性、可塑性,儿童被视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希望,清末民初的先觉者们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下,焕发出构建儿童新意义秩序的极大热情。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就是伴随着关于儿童的新伦理秩序而生成的,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来完成:在新家国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国民;从德性伦理到规范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公民;在新身体伦理建构中“制造”“模范儿童”。然而,儿童在“大脱嵌”革命后并没有真正获得自我主体性,而是再次将个人置于新国家共同体框架中,成为负载着人们关于国家、政治和文化想象的隐喻符号。尽管如此,清末民初的文本中总有些儿童拒绝被格式化规训,他们总能冲破现实的困境、观念的囚笼,叫喊出生命的喜悦和自由。这说明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之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真正的童年精神在引领着我们。

晚清下层士子对书院改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退想斋日记》的微观考察

晚清山西士子刘大鹏的日记记录了书院改制前后一个下层士子的观察和体验。书院改制之前,刘大鹏经历了由书院求学者向书院管理者的身份转化,他在认可书院教育价值的同时,也十分敏感地意识到晚清书院滋生的诸多问题,如治学风气的败坏、膏奖制度的流弊、师生关系的畸变等。书院改制初期,刘氏的主要反应是:对裁减膏奖的强烈抗议,对引进西学的矛盾心态,对人才理念更新的漠视。书院制度转向学堂制度之时,刘氏又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与不满:担忧书院改制后的“士子失业”,批判书院改制的“名实不副”,指责书院改制中的“与民争利”,指出书院改制可能带来的伦理危机与统治危机。这些历史意见并不完全出自个人利益的考量,同时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下层士子对家国命运的担忧。

晚清新小说的伦理叙事与观念转型

晚清新小说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反映民众的思想和精神,不仅批判君主专制体制的弊端和戕害个体独立人格的礼教伦理,还实现了从忠君到爱国的思想转向和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表现出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晚清新小说君臣伦理叙事和伦理变革思潮交汇互动,在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敬敷书院山长余选》初探

敬敷书院是清代安徽官办学院。《敬敷书院山长余选》系敬敷书院教材,全书收录有12篇文章,成书时间约在1898—1901年,文章体载大致可分为策论类和问答体。透视全书,有助于今人了解晚清高等教育在思想倾向、价值取向、教育导向等方面的一些状况。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学术研究价值。

“迷信”话语和“庙产兴学”政策的联动--清末新政时期四川禁止迎神赛会

晚清推广新式教育,既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晚清新政改革的目标之一。因财力不足,筹款困难,清政府提出“庙产兴学”,即利用包括迎神赛会等常年祭祀活动的各种会社产业,筹办新教育或转用于新政中的其他领域;而这成为1901至1911年的新政时期官方禁止迎神赛会的直接诱因。同时,迎神赛会被视作“迷信”,禁止迎神赛会开始成为破除迷信、开启民智实践之一。四川地区禁止迎神赛会,呈现了“迷信”话语和“庙产兴学”政策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结合与走向政治实践的历史过程。这成为此后政权常常使用的策略。“国家”推动“破除迷信”是清末新政时期禁止迎神赛会与传统禁令的不同之处。对这一时期禁止迎神赛会的考察,有助于把握清末新政在近代国家建设的意义。

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历史背景、流变与影响

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是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历史状况下形成和产生的。教育改革的推动、学校和学生数量的激增、教师人才的不足、邻国日本师范教育的先进性构成了该政策特殊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的积极鼓励、有识之士的极力提倡、公费私费留日方式的拓展逐步形成了其特定的历史流变。而解决师资人才的不足、促进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制度的确立、创办新式教育、传播近代教育理念、促进中国近代学制的形成是其积极的历史影响,但是其消极的影响也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应立足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坚持辩证统一的分析法,才能客观地分析其历史影响的深刻内涵。

乘时建树:北方桐城派与清末直隶新政

后期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在直隶为官为教三十年,门下弟子数千人,直隶地区由此形成北方桐城派。直隶一批年轻辈的桐城派人士既有科举功名又有海外留学经历,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他们在清末新政运动中,主导直隶教育近代化的改革,推动直隶立宪运动的发展,参与直隶警政的建设,还通过倡导不缠足、禁烟、官话简字等引导直隶地区社会风俗的改良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清末直隶的桐城派不以文章为务,而是讲求读书致用、经世济民,为新政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

“制造”新教育:清末民初教育用品本土化探析——以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制造所为例

在清末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教学需要与弥补大量进口所导致的利源外泄之弊,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与制造所应运而生。前者致力于搜集国内外先进实用的教育用品并进行展示讲解以便学界参考,后者则以前者之展品为模板进行仿制与研发,二者的最终目的是试图走出一条自制教育用品之路。尽管前后仅存续了十余年,但教育品陈列馆与制造所可谓是近代中国教育用品本土化尝试的缩影,它们在社会教育和振兴实业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