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文》补目辑考——以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献为中心

蓝田吕氏家族是关中望族,对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一定影响。其家族墓地的发掘震惊考古界,被评为2010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墓地出土墓志二十八方以及器铭若干,均为传世文献所未见,是《全宋文》未收之佚文。这些墓志不但是反映蓝田吕氏家族及相关人物仕宦、婚姻、交游、文学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对于宋代社会史等相关研究亦有裨益。

金朝末年田喜与殷礼事迹比较研究

1213年,蒙古军攻克金朝宣德州、保州,将部分百姓驱至城外进行屠戮。宣德州人殷礼与保州人田喜欲尽孝道,代其父死,但未能如愿,二人事迹在元素、细节上高度雷同,彰显的价值观是传统孝道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及天命的不可抗拒性,是金蒙战争中普通百姓心理创伤的缩影。二人事迹的差异之处在于史源、文本及后世影响。

《千金要方》宋校本与新雕本针灸文献异文探析

以针灸专篇为重点,对《千金要方》宋校本与新雕本针灸文献进行逐字对勘,发现两版本在篇次篇题、条文编次,腧穴顺序、穴名及定位等方面多有异同;宋校本增补大量针灸文献。比对结果的分析显示,宋校本篇次排列更为严密,篇题确立更为准确,治方、腧穴及其主治归类更为有序合理,穴名及定位更为规范统一,病种、主治病症、针灸禁忌等方面的内容更为丰富,增强了《千金要方》针灸文献学术框架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强化了该书的临床实用性。另一方面,宋校本存在若干失误及大量径改原书、所据文献不明之处。结合以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宋校本针灸文献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有必要对宋人整理《千金要方》针灸文献的理念、原则、参考文献、方法程式及具体内容进行全面系统考察,辨章学术,以便有效利用其文本资料,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两宋时期释迦苦行“鹊巢于顶”“芦芽穿膝”的文本与图像分析

论文着眼于文本和图像两个方面,分析了两宋时期释迦苦行的新发展,即“鹊巢于顶”“芦芽穿膝”,具有禅相圆满、定久忘形的思想内涵。其文本在禅林中盛行,成为参禅悟道的偈语,不但代表苦行,有的还象征成佛。其图像彻底摆脱了以往基于佛传经典创作的释迦苦行像模式,不再凸显羸瘦的形体,而是融入中国创意呈现全新面貌。

从《文苑英华》看孟浩然在宋初的接受

在“选本”视域观照下,“唐人选唐诗”十三种选本选录孟浩然诗的具体情况可大体窥见孟诗在唐代的接受面貌。时移世易,孟诗在唐代的接受与其在宋初也有着较大差异。《文苑英华》作为北宋初期的重要官修文学类书籍,可以将其视为孟诗在宋初接受情况的重要依据。《文苑英华》选录孟浩然诗歌共95首,约占其诗歌总量的36%,在盛唐诗人中排名第五。被选录的诗歌出现了几个明显特点:其一,只选孟浩然山水诗而不取其田园诗;其二,选诗题材多集中在与友人间的次韵唱酬及送行留别;其三,选录诗歌中多有释、道二家思想方面的内容。这显示出宋初馆阁文臣在统治阶级意志裹挟、白体诗风笼罩以及自身审美倾向影响下对孟浩然诗的接受情况。由此看到,宋初馆阁文人强化诗歌风雅传统、关注个人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以佛道思想观照内心的诗学意识。

“兴”的重新发现与南宋中期“杂兴体”的郁起

杂兴体组诗起源于唐朝的杜甫和储光羲,在南宋中兴时期,出现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爆发。这不但与南宋诗学、经学的新空气有关,更直接的原因是对于江西诗坛为代表的诗法系统的抵拒。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的杂兴体组诗,在整体特色上也表现出与江西诗法相反的倾向。南宋中兴诗坛杂兴体的盛起在宋诗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它是一股返动的、“破执”的力量,它对宋代诗学建立起来的各种法则、界限都从本质上进行了抗议,是宋诗史上的一场规则厘革。

《桐城文学渊源考》宋学旨趣溯源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旨趣首在推尊桐城文派,欲以一县之文经纬天下,是一部兼有师友录与道学渊源考体例的学术文献。刘氏传承家族儒学传统,推崇宋学并专精文献目录,系心于以桐城文学为核心的江淮地域文化,固守晚清遗民理念,并将道学置于文学观念之上。全书持论以宋学渊源为宗,以桐城派文人为阐释对象,以遗民心态观照一代学术,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在传统文化被批判的时代系统梳理学术源流,保存旧观,在学术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论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范式

谭正璧对宋元话本小说的篇数、存佚、内容等进行了考证,对《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两拍”中哪些属于宋元话本小说进行了辨别。他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既重视小说的本事和源流,又重视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借鉴和影响。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充分吸收了当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谭正璧学术成就的取得,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潮有关,更与其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有关。

郑州宋代开元寺塔形制与特征研究

郑州开元寺塔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高十余丈,为八边形13层楼阁式砖塔。民国时期,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中国古建筑学家杨廷宝、刘敦桢曾先后对此塔进行过详细的调查、测绘与摄影。1944年该塔毁于兵燹。作为郑州城内延续近1000年的最高建筑物,开元寺塔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景观价值,以“古塔晴云”之名位列乾隆“郑州八景”之一。本文依据相关历史遗留照片、调查测绘资料等文献,结合唐宋时期典型楼阁式砖塔案例特征,运用视觉还原、Sketch Up建模等辅助分析手段,对开元寺塔进行形制与特征解析。本文研究可为基于历史遗留照片、调查测绘资料等可靠历史文献进行宋代典型楼阁式砖塔复原案例提供参考,研究结论可为唐宋楼阁式砖塔建造特征与风格演变提供借鉴。

基于古诗词文本挖掘的唐宋三峡人文景观特征及审美认知研究

三峡作为长江标志性风景带与文化带,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立先行示范区的重要选址地段。研究三峡人文景观特征,有利于彰显三峡作为中华代表性符号的特性,促进其标志性文化资源的识别保护与价值诠释。唐宋时期是三峡相关诗词数量激增、代表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关键时期。文章梳理440首唐宋三峡诗词中的景观地理信息,利用文本挖掘技术,结合ArcGIS空间分析法,实现三峡人文景观空间分布可视化和审美认知分析。结果表明:1)唐宋时期三峡人文景观在景物类型上主要由城镇景观、遗址胜迹、寺观宗祠和名人故居组成;2)在空间特征上呈沿江线性串珠式分布,并围绕奉节、巫山形成核心景观集群;3)在语义网络上形成了峡江大观、白帝古都、西陵胜景、巫山云雨等6类景观主题。文章对各主题的审美思想进行剖析,从而提出以诗词引导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三峡段空间布局和诗意场景营造的建设建议。

基于诗词文本分析的唐宋长沙城景观形象挖掘

为再现唐宋时期长沙城的景观风貌,文章选择唐宋时期咏颂长沙城的诗词为研究对象,借助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等数字技术量化分析方法,从274篇诗词文本中总结唐宋长沙城的景观形象。结果表明:1)山峰、船只、黄鸟是唐宋长沙城的核心景观;湘江、岳麓、湘西寺是唐宋长沙城的核心景点;唐宋长沙城具有寺阁胜景、江洲夜景、麓林暮色、江岸翠景4类景观意象。2)长沙城中清雅秀绝的山水自然景观风貌在唐宋时期已形成;唐宋长沙城具有佛儒文化气息的人文景观风貌特点。

经学语境下的文学解读与“务探诗人意旨”的文本阐释——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意蕴

《诗经原始》是中国《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本文在文学与经学不可分离的诗学解释学背景下探讨了《诗经原始》文学解读的可能性,强调《诗经原始》无论是以经学教化的眼光看待《诗》,还是对《诗》做出富有美感和诗意的阐释,都能立足于文本,以“务探诗人意旨”为目的。它所提出的“读《诗》当涵咏全文,得其通章大意”等解读原则与方法,以及从诗体自身看待《诗》之正变、以“托辞”言《诗》等,都做到了从文本出发、重视文本细读,重视读者涵咏体验在《诗》的解读活动中的重要性。这一切,相对于中国诗学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自得“”私意”参与作品的释义、轻视本文客观释义的理论来说,无疑体现出新的特征,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本诗学理论的内涵。

文本中的声音景观——再思南宋都城临安的音乐文化研究

在现当代语境中,“南宋都城临安的音乐文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受西方“新史学”“全球史”的转向趋势所致,中国学界对于南宋城市音乐文化的讨论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将“声音景观”理论的三种声音分类模式(“基调音”“信号音”“标识音”)作为思考框架与叙事策略,同时重思南宋都城临安音乐研究的现状与问题,通过书斋为主体的“音乐文本田野工作”,以视觉的角度来聆听“文本中的声音景观”。

非完整性墓葬异地搬迁保护规程化研究

价值高、完整度好的墓葬越来越多选择整体搬迁保护。但在考古工作中,有结构缺损的非完整性但价值较高的墓葬不在少数。西安出土一座关中地区少见的、形制完整的宋金时期砖雕墓,尽管其结构局部缺损但研究价值高,是研究该时期墓葬形制、丧葬风俗的重要补充。为完整保留墓葬形制,兼顾再研究与展示,欲进行搬迁保护。保护前通过建立物理力学模型模拟墓室质心的偏移校正,并分析计算搬迁过程中砖壁的倾覆风险,确定了采取保留外部土圹固型、内部加固支撑的整体吊装搬迁方案;再根据理论计算出留土高度、通过模拟实验改进彩绘层隔离保护工艺,成功实现该墓葬的整体搬迁保护。本工作在文物搬迁保护中引入理论模型对缺损结构的量化评估,探究搬迁保护规程化方法,可为同类非完整性但价值较高的墓葬搬迁保护提供方法借鉴。

宋四六代言书写的互动性:基于文本生成过程的考察

宋四六的代言书写是指宋代文人为皇帝、宰执、地方官等代撰制、诰、表、启等应用性文章,其互动性贯穿于文本生成的四个阶段。在意图融合阶段,言意的二元结构集中体现为代言之笔与他人之意的关系,宋人通过日常的沟通协商,既塑造适合人际交往的“公意”,又妥善阐发蕴含作者喜怒爱憎的“私意”。在文章构思阶段,即时性的骈语问答体现出以群体智慧弥补个人才思困境的努力,让敏捷成为有径可循的境界。在文本修改阶段,代言者与立言者以稿本为物质载体,以点窜四字散语和剪裁四六隔对为主要形式,在相互商榷中优化表达效果。在篇章结撰阶段,多个代言者以同题共撰和旧题重撰的方式实现段落的拼合与改写,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塑造陶渊明:《宋书·陶潜传》发微

《宋书·陶潜传》在“陶渊明形象塑造史”上具有奠基作用。宋传文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陶渊明的诗文,一是撰者叙述之语。宋传的文献来源是早期“陶渊明集”的手抄本,以及陆子真巡行寻阳时采获的相关信息、文献。宋传在排比、措置陶渊明的仕宦文献资料时出现阙略、错误,导致陶公仕宦历程长期未能得到清晰的呈现。宋传记述陶渊明辞彭泽令事重点刻画了陶渊明的“风度”,但却遮蔽了陶公辞官的真实隐情。宋传作者重点记述了陶渊明的“酒事”,以此强化陶公的绝世风流,但它对陶公酒后“抚弄”无弦琴的叙述则无疑是一种误解。宋传忌讳叙及陶公在晋宋易代之际的真实政治态度,每以淡墨轻轻扫过。宋传并没有勾勒出一个完全真实的陶渊明形象,但却为人们塑造了一个风神绝代的陶公,它承载着“后风流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对前贤风流的无限回忆与向往。

从征引史传到走向原创——明末历史演义小说中骈散文的演变

明代万历、泰昌两朝,历史演义小说中的骈散文经历了从征引史传到走向原创的转变,前者以《于少保萃忠传》为代表,后者以《杨家府演义》为代表。明末小说观念突破了“羽翼信史”的束缚,为小说中的虚构进行辩护与正名,这是历史演义小说中骈散文转变的主要原因。

《潘子真诗话》异文商榷

据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辑佚》介绍,北宋时期的学者潘淳所作的《潘子真诗话》原有《说郛》本,因残缺不全,故其对此书加以补录,可认定者并案语共计三十七条。虽然郭先生的辑佚成果为学界所认可和称道,但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发现其中仍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以《潘子真诗话》为例,《辑佚》仍然存在漏校、错校、漏辑异文等现象,在诗话内容的取舍方面,也有需要值得完善之处,本文拟就此展开论述。

清初理学视角下的“三苏古文”选评——以张伯行为中心

清代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与明代茅坤的选本同名,但体例与价值取向完全不同。张氏选本中“三苏古文”比重大幅下降,张氏虽折服于三苏文采,但批评三苏学术,张氏选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初理学家古文选本中文统与道统间的矛盾。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