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党内法规保留的功能定位与规范建构

党内法规保留是将法律保留相关原理引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形成的有关党内事务制定权配置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背景下,党内法规保留应以法治规范体系作为制度建构的基本视角。基于与法律保留的功能比较,党内法规保留具有统制、区分、整合、保障等功能。在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当前党内法规保留制度存在明显结构缺陷。可以从重塑党内法规保留的结构理念、重新阐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保留对象、建立相对保留制度、单列党章保留事项、对中央党内法规绝对保留事项进行内涵解读等方面进行结构重塑与完善。此外,在党内法规保留的保留标准上,应确立面向从严治党的重要事项保留标准。

党内法规法典化三题

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对于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诸如“法典编纂的逻辑基础”“法典化的程度”“法典编纂的规范来源”等三个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法典编纂的一般规律要求以部门法划分为基础,而党内法规的“1+4”板块划分与这一要求存在逻辑差异,故为保障党内法规法典编纂的科学性,应回归部门法划分逻辑,以部门为单位展开法典化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程度应根据现实情况适度而为,既不应编纂综合性的“党内法规法典”,也不应认为所有党内法规部门都适合编纂法典。当前,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中,调整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部分展开法典编纂的条件最为充分。编纂党内法规法典,应考虑整合单行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等其他党内法规渊源,在中央党内法规基础上,适度汲取部委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中的适当规范。

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实施中的地方主体及其责任问题研究

推动落实《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依规治党、高质量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政治任务和行动自觉。地方党委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法定责任主体,是规划纲要制定实施的基础问题库、重要资料库。随着新时代新征程持续推动依规治党精神落实于地方党的建设,地方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下,为规划纲要实施厚植政治、理论和实践基础。其主要努力方向包括提升学习宣传规划纲要的自觉性主动性、厘清规划纲要实施的地方责任、实事求是编制地方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计划以及扎实推进规划纲要的实施。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语境之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前提和基础就是正确认识并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即:党内法规异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融通国家法律,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先于国家法律。新时代新征程上,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充分释放党内法规在治国理政中的强大治理效能,切实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各自的功能优势,协同保障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一体建设、统筹推进,以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最终实现。

为什么要认真对待党内法规?--从党政关系的宪制功能视角切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政关系是中国宪制的关键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的实践演进,体现了党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党政关系的完善与党政机构的统筹设置,彰显了党在组织形态上呈现一定科层制特征的宪制意义。其构成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基础,推动了党内法规的形式理性化。党作为先锋队的政治定位,要求党内法规加强政治领导,强化实质性的价值判断,这有利于促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差异并相协调格局的形成。党内法规的形式理性与实质正当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党管金融”的法治内涵

观察和理解中国金融市场法律治理进程不应脱离中国共产党这一重要的政治因素。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的中国金融法治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扮演了一个全方位的治理者角色,而不仅仅是在宏观层面领导金融立法。我国金融市场法律治理活动中,党的“在场”强化了金融法律制度实施的正当性基础,并且最终丰富了金融市场治理模式的形态,提升了金融市场法律治理的现实效能。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各项治理机制的功能优势,实现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彼此支持与互相成就,也弥补了我国金融市场基础法律规则不完备而带来的制度缺陷。展望未来,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工作包括:将目前已行之有效的习惯做法进行必要的成文化和制度化;协调好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下党的领导与金融市场法律治理一般规律之间的关系;力求以法治手段对转型期金融市场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进行积极引导与约束,扎实金融领域反腐工作的制度基础。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构造--以党的政策转化为视角

既有关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多采用二元对照的线性思维,容易导致对更为宏阔的治理场域下两套规范体系关系定位的忽视,进而弱化相关理论的现实诠释力。在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政策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制度创建供给了实质内容。因此,观察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应将党的政策带入研究视野,形成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立体三维结构,这也有助于分析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法治道路的一些关键特征。从三维结构出发,党内法规不是对党的政策的简单延续,国家法律并不必然构成党的政策转化的最终形态表现;在党的政策的转化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不存在更优法治形式的比较。在中国共产党治理法治化的语境下,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能够经由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有机结合而呈现出内在统一性;在转化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会因各自功能定位的区分而具有相对独立性。

“党的组织法规”与“党的组织建设法规”的概念混淆及厘清

学术界对“党的组织法规”与“党的组织建设法规”两个概念存在认知混淆,通过对权威文献的考察,能够厘清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共性与差异。从概念界定来看,“党的组织法规”是调整党的各级各类组织产生、组成、职权职责和相互关系并规范党的象征标志及其使用的党内法规,而“党的组织建设法规”是调整干部、党员、公务员、人才四类群体与党组织之间的管理、培养和使用关系的党内法规。二者在体系层级、调整事项性质、规范对象三个层面存在区别,也表现出组织结构与制度实效的功能性耦合。由于政治话语惯性的演绎表达、词汇翻译的涵义变迁以及功能主义同规范主义的逻辑张力等原因,“党的组织法规”与“党的组织建设法规”存在概念混淆问题,而通过重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的分类标准,能够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一种可行路径。

自我革命赋能依规治党的理论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注重运用党内法规制度从严管党治党,走出了主要以坚持依规治党实现“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党发展之路。作为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依规治党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核心目标,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践主题,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形塑出独特的“大党建”内容格局、“两个重大作用”功能格局、“大法治”治理格局,并且遵循“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方法论指导,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开创了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践,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战略,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充分有力的制度保障。

军队党内法规二重特征探析——一种交汇视角的引入

军队党内法规是党内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特殊的党内法规类型,研究其特征对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具有独特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交汇,为研究军队党内法规的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按照“思想—政治—行动”的逻辑进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交汇使军队党内法规在思想引领、政治基础和行为要求三个面向中显示出二重特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与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共同形塑军队党内法规的二重思想引领,党的政治建设与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共同形塑军队党内法规的二重政治基础,党的作风建设与军队优良作风共同形塑军队党内法规的二重行为要求。每一面向的二重特征均对军队党内法规提出了不同的实践要求。

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规范渊源、价值功能与实践路径

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制度是党的组织法规制度的重点内容,其体系化实践可以作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探索的“试金石”和“先行军”。党内法规和党的规范性文件均是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在形式上的规范渊源。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为管党治党建设党提供更为完备的制度供给、更为明确的制度表达、更为系统的制度保障,可以高效地传达党的意志并及时纠错,增强制度执行力,消除制度的碎片化状态。法典化可以采取整合式的体系型范式,实现内在价值与外在形式的协调统一。推动开启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进程,有益于进一步发挥党内法规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政治和法治保障作用。

“党的纪律”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党的纪律”“党的规矩”“党的制度”“党内法规”等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概念,明确概念定义、厘清概念关系是推进党建理论学理化的客观要求,对于推进党建理论特别是党纪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问题的学理性研究应首先明晰“纪律”实质,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党的纪律”概念的实际情况分析“党的纪律”概念的核心意旨与内涵外延,廓清“党的纪律”广义与狭义区别。以此为基础,考察与“党的纪律”相近相关的“党的规矩”“党的制度”“党内法规”内在意蕴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党纪概念的科学化规范化运用。深化党纪研究要遵循科学理论指引、坚持实践第一观点、强化系统观念,构建关系明确、理论明晰的党纪概念体系。

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制度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的保障作用

用制度保障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各要素的贯通联动,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必由之路。党内法规制度在管党治党实践中以其特有的政治引领机制、激励驱动机制、网络整合机制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应持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促进党内法规制度治理效能转化提升,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一种T-S模糊控制器的设计方法

文章提出了一种比较系统化的 T-S模糊控制器的设计方法 ,根据时间最优的原则确定误差最大、最小和居中时的模糊规则 ,然后根据模糊规则的前件 ,等比例地确定模糊规则的后件参数。用这种方法设计了交流调速系统的速度控制器 。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视域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探颐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本就孕育着自我革命思想,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的思想原点。在比较视域下,自我革命是一种自主自觉自为地改变或改造主观世界的“现实的运动”,它与改变客观世界的社会革命一道,共同驱动着人类社会形态更替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特别是其中内蕴的自我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其生成逻辑可进一步通过历史、现实、价值和文化四个维度得到精准测度;其内容体系可经由核心内涵、战略思想、基本问题、实践要求和制度规范体系等方面得以全息把握。揆诸当下与未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依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指引下,结合“九个以”实践要求,致力于如下五大战略路径之开拓: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终极目标;以“人民江山论”为根本立场;以“三个务必”为思想警醒;以“两个伟大革命”为宝贵经验;以“自我革命精神”为支撑引领。

论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要求需要党内法规制度予以保障。相较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在调整方式上有其独特优势。党内法规以义务为本位划定党员和党组织的行为边界,党内法规制度对于执政党建设、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党内法规作为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仅应对党内关系进行调整,不应调整党外关系,其只对党员与党员、党员与党组织、党组织与党组织三组党内关系进行直接调整。但党自身特殊的政治法律地位决定了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势必会影响党外关系,从而对党外关系产生间接调整作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党内法规调整的要求和特点,但存在超越范围调整党外关系的问题,需要在今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予以矫正。

依规治党进程中加强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的逻辑与路径

阐述了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的学理概念,分析了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依据及监督程序等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的构成要素。立足于党内法规执行监督和依规治党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指明了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的价值指向。从出台专门的制度依据、强化法治思维和监督能力的转化运用、建立健全党内法规执行监督体系及加强党内法规执行监督精神认同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党内法规执行监督、推动依规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现实路径。

党内法规制度性嵌入乡村治理的原理与实践改进

党内法规是乡村治理中的一类基本规范,制度性嵌入则是党内法规作用于乡村治理实践的方式之一。党内法规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党务公开制度等相关制度为媒介,具体作用于乡村治理实践中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相关工作。党内法规制度性嵌入乡村治理,在发挥党内法规的规范效力的同时,亦能推动相关制度目标的实现。为更好推进乡村治理中党内法规治理效能的转化,需要为党内法规制度性嵌入提供更为充分的动力,增强制度性嵌入的有效性,以及融入现代法治理念等。

论党内法规的基本原则

党内法规基本原则是指直接和集中反映党规本质内容和基本精神的党内法规活动的指导原理和准则。确立党内法规基本原则具有将党内法规的本质和基本价值制度化、指导立规实践、引领党内法规执行的重要意义。党内法规基本原则有四个方面,即全面领导原则、思想建党原则、制度治党原则、政治建设统领原则。党内法规基本原则之间是有机统一的关系,全面领导原则是党内法规基本原则的根本方面,思想建党原则、制度治党原则和政治建设统领原则是为全面领导原则服务的。思想建党原则和制度治党原则是管党治党的两种基本方式,政治建设统领原则是对党的各项建设的统领,在服务于党的全面领导原则下,统领思想建党原则和制度治党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的公务员录用“政审”制度:架构补充与标准完善

“政审”是党领导下的特定主体审查被审查者政治素质、政治思想、政治历史表现等事项的活动。“政审”作为公务员录用的必备环节,已被纳入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之中,但其制度架构仍不完整,实体标准也需进一步明确。作为一项中国特色的制度,政审制度架构和实体标准的完善不能仅仅满足传统的、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基础上的行政法治要求,还必须秉持一种考虑了政党要素在内的政治法治相互融通的思维,在“变与不变”中综合考量。依此,可将“政治素质”从众多考察事项中独立,明确政审主体,完善政审程序,适度补充救济途径,使政审的制度架构更加完整。同时,要细化政审的对象范围和事项范围,进而通过对象事项交叉的方式确定政审的实体标准。作为一项制度代表,政审为一系列有党政融合色彩的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借鉴,也为法治理论的本土化指明了部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