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水泥工业统制措施及其影响——以四川水泥公司为中心的分析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为了准备长期抗战,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设立水泥管理委员会作为统制大后方水泥的核心机构,对水泥工业施行了严格的统制,以保障军事民用的需要。战时水泥工业统制涉及企业近十家,其中尤以四川水泥公司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水泥管理委员会通过配发准购证及核定销售价格等方式,全面控制了四川水泥公司产品生产和分配。战时水泥统制的施行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战时军事物资供应,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在严密的统制经济管控之下,四川水泥公司丧失了自主定价和自由经营权力,从而导致经营效益日趋下滑,对企业发展产生了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作品中的“独身女性”叙事

五四时期,在西方女权运动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女性作家笔下开始建构“独身女性”叙事。抗战阶段,女性解放话语融入民族解放洪流,在社会问题更突出、矛盾更尖锐的大后方,“独身女性”叙事得以保留,这也是大后方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所决定的。“独身女性”叙事既是特殊时期对实现女性社会价值的实验,亦是对五四时期女性解放道路的反思和探索,更是艰难环境中女性为确保不再度沦为历史进程中缄默者所作出的选择。体察这些“独身女性”叙事,可以进一步了解战时女性的真实生活境遇;通过与西方社会“独身女性”成因形成观照,可以进一步理解我国女性解放进程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广土巨族的命运共同体,其理论渊源有四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各民族平等理论的引进与运用;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独立解放理论的吸收与继承;三是对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理论的守正与创新;四是对近代国人“中华民族观”理论的发展与践行。抗战时期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进路有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抗战时期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实践对当下留有诸多启示,如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依靠我国各族人民、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探析,有利于助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面抗战时期党报党刊爱国主义思想传播——以《新中华报》为考察对象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作为面向全国的中央机关报,充分发挥宣传带头作用,积极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新中华报》传播国家认同观念、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新中华报》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制度化传播;贯彻群众路线,深化大众化传播;聚焦宣传创新,注重多样化传播。《新中华报》对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唤醒了民族救亡意识、动员了全民族抗战、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渠道研究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即在敌后战场筹建抗日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并在与日伪顽军的较量中不断发展壮大。全面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为获得部队发展所需武器装备,付出了巨大努力。从与日伪军、国民党军及与民众互动等角度梳理相关史实,能较为明晰完整地呈现这一艰难的过程。而来自香港地区的有力支援,则表明地缘环境是考察中共华南革命不容忽视的因素。

全面抗战时期甘肃旅渝同学会述论

同学会是以地缘和学缘关系建立的旅外学子联络乡谊的组织,是旅外学子家乡情感归属的表征。1939年8月,甘肃旅渝同学会在重庆成立,其使命是怀着火热的心情,愿尽所有的力量,在抗战建国的原则下,去为桑梓为国家效力。甘肃旅渝同学会不仅联系在渝甘籍人士,更重要的是把千里之外的甘肃与长江边的重庆相连。基于报效桑梓家国情怀,甘肃旅渝同学会克服困难创办《陇铎》杂志,以《陇铎》为主阵地,传播新文化,启迪新思想,实现内地与西北内陆的双向互动。旅外学子在抗战国难之际,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用知识和青春建设新甘肃,把抗战救国与桑梓之情合并表达。

全面抗战时期徽州经济统制政策探析

抗战爆发后,徽州作为江浙皖一带最大的国统区,周边地区都沦陷为敌占区,物资交流异常困难。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困难,徽州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战争时期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正常运行,实施战时金融统制,扩大战时生产,发展合作事业,不断加强对敌的经济封锁,并对粮食进行统制,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这些举措客观上起到了经济“助推器”与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不仅维系了徽州地方社会的稳定状态,也有效地支持了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战。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逐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抽取力度,徽州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社会教育与民众抗战:战时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在鄂湘桂黔活动述论

1938年4月至1941年12月期间,在鄂湘桂黔四省工作区域,先后以董渭川、许公鉴、刘绍桢为团长的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是为救济战区退出的社会教育工作人员并开展抗战宣传和社会教育活动的一个战时社教工作组织。该工作团初期120余人,后期人员不断减少,不足70人,先后在四省的30多个县市,举办电化教育、话剧公演、壁报与画报张贴、民众补习教育、伤兵教育与难民教育、地方教育辅导、民众书报阅览服务等社教活动。其施教活动,受教民众数量巨大,成绩十分突出。它不仅为普通民众提供了难得的受教、享受现代娱乐的机会,而且在培养民众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树立民众抗敌意识与抗战必胜信念、促进地方教育发展与提高民众教育文化水准等方面,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网络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舆论形势。南京国民政府被动迟缓的反应使中国抗战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率先为中国发声,不仅在国际上冲破了日本的舆论围困,而且还在日后的斗争中逐渐建立起一个多种形式并存且行之有效的宣传网络体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驱动力是维持该宣传网络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一网络体系的建立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各项行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晋察冀日报》中的漫画与抗战政治宣传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是党报史上的奇迹。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刊登了大量紧跟时事、通俗易懂且具有革命性的漫画,反映出当时的抗战形势与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具有促进边区发展,鼓舞抗战士气,推动民族意识觉醒的作用,肩负起了抗战政治宣传的使命。

论抗战时期桂林版画的时代特征——革命性与战斗性

抗战时期,桂林作为重要的抗战大后方文化中心城市之一,聚集了来自全国的各类美术工作者近三百人,其中知名木刻家就多达数十位,这些木刻家在救亡运动中,动员抗战、鼓舞抗战斗志,宣传抗战必胜信念,转变成了革命的艺术家,他们创作了许多极富战斗性的木刻艺术作品,发挥了艺术表现社会现实、反映时代精神的功能,从而使桂林抗战版画呈现出了鲜明的富于时代气息的革命性和战斗性。

近代在华英文报刊对华报道研究--以《字林西报》与《上海泰晤士报》对抗战时期无锡的报道为案例

《字林西报》与《上海泰晤士报》作为近代西方人在上海创办的知名英文报纸,无论发行数量还是影响力都位居同时期各类在华外文报刊的前列。本文以这两份著名英文报纸为主要史料,以抗战时期的无锡为案例,说明二者是如何报道抗战期间的无锡的;同时对两份报纸中有关抗战期间无锡报道的内容与立场进行对比,指出《字林西报》与《上海泰晤士报》虽同为近代西方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刊物,但二者代表着不同国家的利益,这是影响两份英文报纸对华报道的关键因素。

战火中的歌声:第三厅抗战歌曲的创作与影响

抗战时期是中国面临空前危机的时期,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强烈的艺术形式,在这段时间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歌曲作为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宣扬民族精神、激发抗战热情、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战宣传的有力武器。“第三厅”作为一个抗战宣传部门,负责抗战的宣传工作,在第三厅的抗战宣传工作中,抗战音乐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郭沫若、田汉、洪深的带领下,“第三厅”的成员创作出许多优秀、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决心和斗志,掀起了人民抗日的热潮。

组织与生产: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抗战期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困难局面。为渡过难关,晋察冀边区积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组建领导体系、扩大宣传动员、补充生产资料为手段,战胜了严酷战争环境和恶劣灾害。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军民积极投入生产劳动,使晋察冀边区真正做到了人尽其力、物尽其用,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中国的抗战事业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郭化若的军事教育思想与实践探析

抗战时期,郭化若在军事教育工作中探索出一套行之有力、行之有效的军事教育思想,形成了宝贵的思想理论财富。郭化若对军事教育问题的认识与概说,明确了军事教育的意义、特点、因素及矛盾。基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郭化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教育理念与方法。抗战时期,具体的实践教学工作不仅检验出郭化若军事教育思想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更使郭化若军事教育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全面抗战时期《解放日报》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探究——以1941—1945年为研究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宣传、新闻工作紧密结合。《解放日报》作为抗战时期党中央的机关报,充当着党的喉舌作用,在抗战时局、整风运动、边区经济建设等不同领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建构,不断适应并服务于抗日救国与人民群众的需要。《解放日报》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风格根据抗战现实状况及时转变,形成了“谁来讲—对谁讲—讲什么—怎么讲”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逻辑结构,凝聚了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相配合、文本叙事与图像叙事相结合、人民主线与多元叙事主体相衔接的重要经验。

抗战时期《新中华报》经济动员研究

《新中华报》作为党的机关报,是开展经济动员的重要媒介载体。由于陕甘宁边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政府的双重封锁,中国共产党利用《新中华报》开展经济动员,形成了“号召—响应”的独特动员机制。《新中华报》通过宣传先进事迹、数据对比、报道展览会等形式动员群众踊跃参与经济建设。《新中华报》经济动员工作的独特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战时动员的有益探索,为新时代党推进宣传动员工作提供了启示。

个人、他人与社会:晋察冀边区青年动员方式的实践进向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青年动员围绕“个人、他人、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巧妙运用动员技巧,广泛开展诉苦运动激发青年自觉意识、树立民众典型激发青年自主意识、运用竞赛效应增强青年自信意识。通过对青年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激励话语引导、活动氛围营造、互动交流沟通,广大边区青年在自觉、自主、自信意识的觉醒中投身抗战浪潮,有效助力了抗战救国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

抗战时期湖南茶业改良研究

清末以降,华茶在西方农业现代化浪潮下遭受巨大冲击,国际地位愈渐衰颓。为挽救华茶危机,中国开始进行茶业改良。抗战时期,湖南茶业肩负着为抗战服务与产业转型的双重任务,其改良事业涵盖健全茶业组织、改良产制技术、推进茶业统制、发展茶业教育等诸多领域。经改良后,湖南茶业迈入新阶段,并出口大量茶叶换取巨额外汇和军事物资,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但由于国民政府低效且腐败的行政体系以及统制政策下官商农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囿于兵燹不断,致使湖南茶业改良效果有限。

朴素与摩登:抗战时期延安军民服装中的审美观念与设计思想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相当匮乏,这种情况既源于大西北的自然条件,同时又受到战时环境的影响。如此,陕甘宁边区军民在服装方面呈现出朴素的审美观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在设计方面则体现为3种设计策略:一、量体裁衣——以节约为中心的设计观念;二、知识分子影响下的自发性设计改造模式;三、同一性与多面性的灵活设计方法。延安的个性与时尚是有限度的,但也是弥足珍贵的,由此可以看到在那个艰苦的岁月中,延安人民群众的乐观精神和设计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