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初探

西北国际通道是抗战时期经中国西北地区运输外国援华物资、援华人员和中国易货物资的重要国际通道,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与运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学界对西北国际通道研究十分关注,现有研究对其基本概念如名称、路线、里程认识并不一致。文章依据通道地理位置及运输状况将其定名为西北国际通道;通过梳理抗战时期报纸、期刊、书籍等资料,分析得出通道有三条线路,公路线起自今哈萨克斯坦萨雷奥泽克车站,终于兰州,航空线为阿拉木图至兰州,驿运线为印度列城至中国新疆叶城;以修建维护通道的新疆公路局、西北公路局等机构资料为依据,考订西北国际通道公路线里程为2934公里。

抗战时期宜红茶复兴计划与国营体系的建立

晚清以来,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带动和自身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宜红茶贸易兴起,区域茶业逐渐兴盛,并形成了“宜红茶”品牌。抗战时期,在国际国内局势和“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影响下,“宜红复兴计划”被提出。中国茶叶公司、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茶叶部先后在宜红茶区投资设厂,推动了宜红茶区国营茶厂的建立与国营体系的发展,体现了传统商品经济在近代全球化趋势中的生存境遇与抉择,奠定了区域茶业社会经济的历史格局。

纪念白求恩: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考察

抗战时期,援华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不幸牺牲于晋察冀边区。此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国共关系恶化以及边区医疗卫生状况恶劣的局面,纪念活动作为鼓舞人心、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通过致电、组织追悼会、题词、撰文以及场馆纪念和冠名纪念等具体形式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以白求恩为主题的纪念活动。白求恩纪念活动在动员群众积极抗战、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促进国际友好交往、筑牢共产主义信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劲动力。

时局、地理与全面抗战时期的云南蚕桑业

抗战时期是云南蚕桑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为推动后方建设,支援抗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云南蚕桑业发展受到国民政府、云南地方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提出了云南蚕桑复兴计划,在宜蚕区积极推广蚕桑业。但是,受云南特殊的高原山地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战时”影响,在较短时间内,云南蚕桑业发展的成效较为有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研究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科学把握国内外主要矛盾,始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站在一起,聚焦党的建设突出问题,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推行理论宣传教育、开展思想斗争、不断进行党员队伍净化,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确保党组织的先进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探究抗战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的历史实践,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借鉴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党以《共产党人》加强政治建设的实践探索与历史经验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通过对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目标以及政治纪律等进行宣传动员教育,增强广大党员的政治意识,自觉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凝聚起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党加强政治建设的重要手段。抗战时期,党创办《共产党人》杂志,通过刊发党内重要文件决议、中央领导人署名文章、根据地建设实践经验、党员干部违规违纪处理决定等学习教育材料,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政策依据、理论指导、实践经验和警示案例,提高了政治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党以《共产党人》杂志加强政治建设的实践探索,为新时代党以媒体加强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也论全面抗战初期川军的形象与战力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川中将士分赴南北抗日疆场,各大战役几乎均可见其身影。亦因抗战,川军形象由川省内战时期的“双枪兵”实现华丽转身,瞬息成为“卫国之师”。实际上,在出川抗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川军形象与战力而言,呈现出来的是截然相异的两种叙事范式,一面是牺牲与奉献的宏大画卷,另一面则是饥饿与混乱的底层样态。细品全面抗战初期川军形象与战力两种不同的叙事路径,其背后原因多多,而派系因素导致的川军出川之初遭遇的种种困境则是内因之一。然随着中国抗战的持续演进,以及民族主义的高昂激荡,川军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形象渐渐定型;或者说,随着时局的变化,川军的战力已不仅仅表现于实际的战斗效能,而是一种“无川不成军”的全民族抗战救国精神。

美术家办报:传播视域下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版画艺术

抗战期间,新四军版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要美术阵地之一,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莫朴、吕蒙、赖少其、杨涵、吴耘、沈柔坚、涂克、邵宇等属于新四军的知名美术家大多数都具有专业美术院校的学习经历,且都在新四军从事报刊编辑工作。这些美术家成为媒体人,在参与办报的过程中注重了传播时效性、信息丰富性、形式新鲜性,重视普及与提高,从而在版画创作中凸显了以传播为导向的战斗性、文化性、多样性等特征。一系列表现军事行动、社会政策、生产生活的,以及承担对敌宣传任务的新四军版画作品,通过报刊、展览、集册、张贴等多种渠道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创作立场、思维与方法,可为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所借鉴。

抗战时期中国合唱演出史述论(1931-1945)

文章以演出史的视角,探讨20世纪上半叶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合唱音乐的发展。全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再度挖掘合唱演出新史料,以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中西方合唱单曲、中国原创大型合唱作品、西方经典合唱作品在我国演出的三个维度,进一步揭示抗战时期中国合唱演出的整体历史面貌,并探析其总体特征与历史意义。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农会建设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会作为晋绥边区覆盖面最广、代表性最强、力量最大的群众组织,重组了边区农村的权力结构,让农民逐步成为农村真正的主人。农会在政治上广泛吸引农民参政,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在经济上进行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在军事上动员农民承担战勤服务和积极参军,有利地推动了边区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广大农民的力量开展晋绥边区的建设工作,不仅从实践层面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还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影响力。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全面抗战时期鲁少飞在新疆的活动及贡献

1939年10月,著名漫画家鲁少飞来到迪化,在新疆日报社负责漫画工作。在新疆的三年多时间,他以画笔为武器,服务全民抗战,围绕“抗日救国”“新新疆建设”等主题创作了大量漫画,成为新疆抗战美术宣传的先锋。他的漫画为唤醒民众、打击敌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激励新疆各族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同时,他通过教授绘画课程、办好漫画刊物、选编漫画书籍、参与漫画展览等方式,传播漫画知识、传授绘画经验,培育了一批各民族美术人才,为推动抗战时期新疆美术事业蓬勃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哺乳期棕色田鼠对配偶的识别记忆

观察了分娩后哺乳雌性棕色田鼠(Microtus mandarinus)与配偶分离7 d、14 d2、1 d后对配偶与陌生雄鼠的行为反应。结果发现,在频次和持续时间上,与配偶分离7 d1、4 d2、1 d的雌鼠对配偶的攻击行为显著低于陌生雄鼠(P<0.05);对配偶的嗅闻及友善行为显著高于陌生雄鼠(P<0.05)。处于哺乳前、中、后期不同阶段的雌鼠对陌生雄鼠攻击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这些结果说明,在整个哺乳期,雌鼠能够识别配偶,对配偶的记忆不因分离时间的增加而减弱,而且对陌生鼠的攻击水平不会因哺乳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维持高水平的攻击可能与其较强的母性行为有关。

高原鼠兔繁殖期攻击行为的动态格局

为探讨高原鼠兔繁殖期攻击行为强度的变化、检验进化博弈理论有关预测,本研究于2009年5～8月采用标志重捕和中立竞技场法测定了高原鼠兔自然种群斗殴及进攻等行为的发生频率及持续时间。结果表明:5月下旬及6月上旬高原鼠兔雄性斗殴行为发生频率及持续时间显著高于7月下旬和8月中旬;而雌性差异不显著。5月下旬和6月上旬,高原鼠兔雄性个体间的斗殴行为发生频率及持续时间显著高于雌性,其余时期两性间无显著差异。进攻发起者通常是该次殴斗的获胜者;自繁殖高峰期至末期,种群中雄性高原鼠兔鹰对策者比例逐渐下降,与进化博弈论的预测一致。

繁殖期社鼠攻击行为的研究

通过室内配对实验,对社鼠(Niviventer confucianus)繁殖期的攻击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繁殖期内雌雄动物均具有较高的攻击性.同性个体间雄性动物的攻击水平显著高于同性个体间雌性动物的攻击水平和异性个体间雄性动物的攻击水平;同性个体间雌性动物的攻击水平和异性个体间雌性动物的攻击水平没有差异,但两者均高于异性个体间雄性动物的攻击水平;雄性动物和雌雌组中雌性动物的攻击行为均随着熟悉程度的增加而减弱;雌雄组中雌性动物的攻击行为在各时间段的差异不大.表明社鼠在配偶选择中雌雄动物均具有主动性,攻击行为是自然种群内存在多种婚配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抗战"陪都"时期巴渝武术考

抗战"陪都"时期的巴渝武术,为直辖后的重庆武术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八年战时首都,在吸引各方贤人志士的同时,武林高手、专家、学者和武术组织也纷纷云集山城,促使巴渝武术迅猛发展。本土武术与外来武术在民族存亡之际成为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国术",习武救国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抗战"陪都"时期的巴渝武术铸就了重庆武术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段历史。

陈诚与武汉抗战

在武汉抗战中,陈诚作为武汉卫戍区总司令在政治动员、舆论宣传、军事部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将武汉三镇及其周边完全纳入了战时轨道。作为第九战区司令官,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取得万家岭大捷等胜利,为粉碎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作出了贡献。作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他以持久战理念发动全民投入抗战,同时也施行了许多限制共产党、维护国民党统治的措施。作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他提出了新湖北建设的指导原则,为保护湖北教育事业基础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他还成功主持了武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内迁,为坚持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爱国主义是陈诚人生旋律的基调,武汉抗战是他展现并践行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阶段。

抗战时期回族的国民外交与国民政府的策略——以“中国回教朝觐团”为中心的考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历程。外交成为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回族国民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国民外交主要由回族爱国人士推动,国民政府则较好地利用了这一形式。1939年的"中国回教朝觐团",就是在国民政府的指示下,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组织的,其目的是针对日本在近东的蛊惑和宣传。通过该团的努力,粉碎了日本人的阴谋,国民政府采纳其建议在吉达设立领事馆。本文主要依据档案、日记和报刊资料,围绕中国回教朝觐团进行考察,以揭示抗战时期回族国民外交的意义和影响。

伪满时期日本殖民侵略与中国东北中医药事业

伪满时期,在日伪的殖民政策下,东北的中医文化、中医医术、中药行业以及中医界人士受到严重打压和奴役,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中医文化的传承几乎中断。有压迫就有反抗,在中医界人士不屈不挠的联合斗争下,日伪政权被迫重新审视中医文化,恢复了中医考试制度,重新开展医学教育,才使得东北的中医药事业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和前行。

平越时期唐山交大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

中共地下党在唐山交大有着较长的活动历史。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唐山交大地下党支部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通过组织和领导文艺队伍、创建创办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充分利用节假日活动等形式,领导进步学生开展了形式多样、对象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焦点与困境——以对中国民族学会的考察为中心

自20世纪初以来,有关"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的阐释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如何使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感,使其拥有现代国家的国民意识,从而拉近边疆与内地的距离,将其整合成为一个整体,是辛亥革命以来历届中央政府为之努力的重要政治目标,九一八事变爆发特别是全面抗战开始后,更是成为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亟须推进的重大问题。中国民族学会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一个以研究民族及其文化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它所关注的问题及遭遇的困境均与抗战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从另一个视角别开生面地具体呈现了全面抗战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的历史样态及其时代特征。其对民族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在今天依然有着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