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汉“貌宫”名考

陕西澄城县良周秦汉宫殿遗址的“貌宫”之名与汉武帝庙的营建有重要关联。根据遗址周边与汉相关的地理环境及标志性建筑,以及“庙”“貌”的古义关联,再结合对方志文献、碑文与其他实地走访信息综合推断,“貌宫”之名始于汉宣帝诏令各郡国建立武帝庙后,其名称来源于汉武帝庙与该离宫的相对位置,最初的汉武帝庙可能与该宫殿邻近或与之同为一个宫苑空间整体。

“外儒内霸”方略下的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论汉武帝的文艺改革及其合法性危机

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一言以蔽之即“外儒内霸”,武帝君臣的很多改革都是在儒家礼乐的包装下进行的。如在理政方针上,他们采用的是“以儒术缘饰文法吏事”;在文化生活上,他们采用的是“内多欲而外施(饰)仁义”;在诗乐革新上,他们假借郊祀之名,以掩盖情感娱乐宣泄之实;在辞赋创作上,他们通过“曲终奏雅”,为骋才驰藻的唯美好尚披上合法的外衣。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武帝君臣的文艺改革只是感性的觉醒,对于人的审美消费的合法性,他们并未在理论上获得真正的突破。对于武帝君臣开创的文艺新风,哀帝君臣所以敢公然否定,这与他们的改革举措缺乏直接理论支持有关。脱离这一点,不仅无法对武帝一朝的文艺改革进行准确定位,而且对两汉文艺的发展脉络也难以给出合理解释。

西汉时期武功爵制及其“类国债”职能

武功爵制是西汉武帝时期为缓解财政支用不足而专门设立的新爵制度。政府对该种爵制作出有别于传统军功爵的政策安排,允许中下级爵位获得者自行寻求变现。在一定时期内,武功爵在弥补政府支出不足上的确发挥“国债”作用,即将短期内需要大量支付的赏赐支出转化为可以在长期以爵位收益进行偿还的政府债务,为西汉政府解决短期的财政困难提供缓冲时间。但是,由于在爵位交易中存在着不对称信息以及缺乏长效的制度建设,武功爵逐渐成为西汉政府将战争成本转嫁至爵位持有者的手段。

汉武帝时期的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盛世军事活动频繁的时代。一方面,为了满足征战的需要,体育活动成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如射箭、蹴鞠、武术、田径、举重、摔跤等;另一方面,此时期的军事训练也带来了体育活动的发展。这一时期,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在相互融合中得到了共同发展。

汉武帝与汉代体育的变迁

运用文献资料法,从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外交政策、个人喜好、追求升仙延寿几方面探讨了汉武帝对汉代体育发展的影响。认为汉代体育在汉武帝时期成型,形成娱乐体育、军事体育、养生体育三种形式发展的格局,娱乐体育成为有汉一代主要的体育形式。汉代体育展现了大汉气象,体现了积极为政治服务的功能。

吴晗先生和他的朱元璋传记

吴晗先生是我国卓越的明史专家,《朱元璋传》是其代表作之一。有关朱元璋传记的四个版本是吴晗先生个人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与学术研究现状的反映。他的多版朱元璋传记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历程,展示了他勇于探索、敢于自我批评和追求真知的学术精神。

“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

辛德勇先生新近撰文指出,司马光采录王俭的《汉武故事》刻意建构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资治通鉴》对武帝末年史事的记载并不可信,田余庆等前辈学者因盲从《通鉴》得出了汉武帝晚年存在政治转向的错误结论。辛先生文中存在不少史料误读现象,其结论不能成立:一是武帝末年的政治转向体现在悔过、劝农、休兵等一系列见诸《盐铁论》《汉书》的实际行动里,《通鉴》叙事与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构现象;二是遍检《通鉴》全书,叙事绝不采《汉武故事》,温公仅将其作为史料异文和批判对象列入《考异》,原书俱在,不容置疑;三是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通鉴》之叙事、议论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重构历史;四是《汉武故事》作者、年代迄无定论,辛文以刘宋比附西汉系悬拟之辞。

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吾、我”之别

吾和我的区别是代词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考察了战国、秦至西汉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吾"、"我",比较了它们的发展变化,纠正了前人时贤的一些有失偏颇的说法,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本文对深入研究汉语代词史有一定意义。

代天子立言:司马相如文本的精神解读

从景武之际到元狩四年这30年决定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司马相如以其一系列文本,一再为汉天子与汉帝国的内在意志立言。从内诫诸侯守职到外攘匈奴侵扰,从北出师以讨强胡到南驰使以化西南,从鼓荡大一统文化中国诞生到促成大一统文化中国实现,从"修山川之祠"到封禅泰山以告汉德大成,从"顺天道以杀伐"到"往而知返",这些具有汉武时代特征的进程,在相如文本中都得到了形象化体现。其中,《上林赋》于汉武即位初,先行代言出汉武"罪己诏"的本质内容,勾画出汉武"晚而改过"的未来形象。

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

汉武帝元封五年设立的刺史制度，传统中的观点大多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了许多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其实，“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是将全国除京畿以外的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做“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有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

浓墨重彩:班固与武帝时期历史的书写

班固重新搜集大量新史料,运用睿思,撰成内容丰富的《武帝纪》,又围绕本纪,以列传、志中的记载与之关联、补充,展开对武帝时期历史的全面记述,此项确是班固在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对此做专题的深入考察,能够提供大量生动有力的证据,说明班固不愧为一代良史,他有卓越的史才,高明的史识和高尚的史德。这对于深刻认识和恰当评价武帝鼎盛时期的历史,并从中获得治国施政的启示,也大有裨益。

汉武帝时期的垄断官营经济政策

分析了汉武帝时期推行垄断官营经济政策的时代背景、指导思想,阐述了其推行的主要经济政策及后果,指出了这种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考论篇

本《考论篇》讨论对汉儒研究的实证问题。第I节提出“多方全面”的关注和“理念贯通”的理解二者兼顾,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第II节引用多种史证分析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意指的正读与误读和对汉儒的经学大义、新莽政权、和光武帝应对措施的“多方全面”和“理念贯通”的理解。第III节论述东儒士独特的“改革·革命理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发展变化:“独行”、“清议”、“党锢”、反抗,和这论证与前史学理论的连结。

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从救东瓯到伐闽越:建元年间汉朝对外战略新变及其意义

从救东瓯到伐闽越,汉武帝即位初一改汉初"毋动为大"的保守立场,显露出扶义征伐、塑造大汉庄严形象的新动向。围绕武帝新朝对外战略的变化与否,淮南王刘安力主汉廷当珍惜汉兴70余年和平大局,继续以休养生息、安顿民生为要务;中大夫严助则申言大汉应"为天下宗"而主持天下正义,申言出师征伐以确保中国安全的必要性。严助的言辞雄迈激越,道出了武帝时代的内在意志与要求。

汉武帝进攻闽越路线考辨

汉武帝进攻闽越路线对后来福建与中原的交通有重大影响,并直接影响到后来北方移民进入福建的基本方向与走势。其入闽路线有三:一路从豫章鄱阳县(今江西波阳县)武林出发,跨过崇安县分水关,进入福建;一路从豫章城边的梅岭出发,越光泽县杉关进入福建;一路从会稽若邪(今浙江绍兴东南)、白沙(今浙江乐清)出发,越浦城柘岭进入福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质疑

中国思想、哲学与文化史的众多论著皆谓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武帝即将其奉为统治思想。历代沿袭其说,已成定论。通过对汉武帝用人、崇儒的终始加以考察,发现汉武帝时期是儒、法、道并用。儒家定于一尊有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略论汉武帝“德法并用”的治国方略

目前,史学界多数论者认为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在治国之术上实行的却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武帝即位前后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武帝用人行政、"《春秋》决狱"等方面考察,汉武帝在治国方略上实行的并非只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而是"德法并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