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礼乐关系中我国音乐规制的思想诠释

“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种特征。“礼”的仪式在西周初年经周公等的改造,从宗教制度转换为基本的典章制度,规定着社会生活、贵族活动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乐”被周代改造为沟通情感基本方式,其目的通过“乐”来化解因“礼”的秩序化、等级化而带来的社会对立与矛盾。利用“礼教”“乐教”形成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来维护封建等级的秩序,以礼乐教化通行天下,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礼乐”对后来各朝代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重命”与“伪道义”:东晋南朝“荒政”制度新论

由于“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促使东晋南朝时期的“荒政”制度呈现出“多样化”“体系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制度有着鲜明的“重命”色彩。君王们之所以重视民命,客观上与“天灾”“人祸”这一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主观上受儒、佛、道三家思想综合影响下所形成之帝王“重命”观的影响所致。该观念一经产生便深刻影响了其时“荒政”的制定与社会的发展。然而,君主观念上的重视民命,并不意味着其实际行动就一定“民本”“道义”。这一时期的“荒政”制度自其制定与执行伊始,便具有帝王权术运作用以安定民心之“把戏”的性质。虽然其对当时社会在备灾、防灾、救灾、抗灾以及对于民命的保护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深藏于其下君主维护王朝的“政权合法性”之目的。

商代聚落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景观

以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体系、横向纵向联系紧密的聚落群网状分布形式构成了商代的聚落模式。这种聚落模式体现了商代统治者“体国经野”和“立君利群”的政治内容: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模式体现了商代森严的等级制度,城的修建和内部区划体现了有力的社会调控机制,聚落群的形成体现了商王朝聚落迁徙的全民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王朝强大的政治强制性。商代聚落模式还蕴含着统治者关注农业生产和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聚落内经济区域建设的因素:商代聚落体系的择立要素和聚落内涵体现出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社会经济景观,商聚落体系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体现了聚敛矿产资源的经济管理景观。商王国及各方国的中心聚落与其周围聚落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较密切的从属与依赖关系,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的网状系统,构成商王朝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

《尚书·盘庚》与盘庚之政

《尚书·盘庚》是研究盘庚之政的重要文献。《盘庚》三篇体现了盘庚的忧患意识和战略眼光,体现了他心系臣民、实行德治的品质以及利用宗教和刑罚进行统治的策略。盘庚之政是中国德政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高薪未必养廉 低薪必然滋生腐败——明代禁贪败北的现代启迪

从大明律看,明统治者对贪污受贿之人处罚极其严厉,但终明一代,官员贪污现像却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是品官薪俸低微,严重影响政治生活。唯有满足官员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清正廉洁的政府才有建立的可能。

《汉绥民校尉熊君碑》所见汉末政局与荆南社会变动

本文对《汉绥民校尉熊君碑》进行了较全面的考释,推断出熊尚籍贯当为零陵郡,复原了熊氏南迁历史及其家族变迁,认为汉末零陵熊氏当属士大夫豪族阶层。汉末政局扩大地方县级长官的军事权力,导致了荆南地方豪族军事权力的合法化,这或可视为南朝时期南方地方豪族势力崛起的先声。

论清朝政治制度安排中的道德生活

清朝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有关皇权产生、转移和行使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涉及利益关系处理的非根本政治制度。它虽然根本上是一种恶的制度,但它在自身的安排中却不得不内含着某种道德生活。在皇帝权力的强化中,清朝皇帝一方面终止了以往朝代所实行的立嫡长子为储君的制度,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另一方面,又采取了勤政、出巡、微服私访、派遣钦差大臣、实行密奏制度等主要措施。它要求官员在清朝政治制度的运行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对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质疑和寻求,依据基于某种道德共识的政治制度来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从考古发现谈商代东土的人文地理格局

本文利用山东商代考古资料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结合历史文献,运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与方法,对商代山东境内夷、商两大集团的分布与对峙,东夷集团内部各族系的流动与分化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从人地关系这一层面解释山东商文化"南轻北重"局面形成的原因,复原商代东土夷、商之间的人文地理格局,揭示商人东进对东夷集团人文地理结构的巨大冲击,从而进一步探讨这一格局对整个淮河流域地域政治结构的重大影响。

试论夏商周三代政治疆域的主要特征

古代国家的政治疆域是统一王朝中央权力控制下的、具有大致范围的政治统治区域。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平行并进式”特点 ,决定了夏商周三代政治疆域的传承与包容关系。三代政治疆域有四个显著的特征 :一、政治疆域的模糊性和多变性 ;二、早期国家政治疆域中的数都并存意义 ;三、政治疆域中的“点”、“面”与“虚”、“实”关系 ;四、三代政治疆域统治传承的法理性。

晚商时期对东方地区的军事经略和主权管辖

晚商时期商朝在对东土各族持续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还在东土一带设置军事据点,屯驻师旅,抵御外族入侵,加强军事防御,此已初具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意义。卜辞所见商王在东土之境的田猎活动,既有经济方面的意义,又具有政治经营和军事演习的性质。商王经常不定期地到东土各地,举行一系列政治和文化活动,可以视为先秦时期巡省制度的萌芽。商王与东土诸侯之间经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初步确立,对东土方国军队的调遣和指挥权的掌握,是商王在东土有效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以上表明,商朝已经不再是局限于千里邦畿的国土范围狭小的邑土国家,而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拥有一定领土主权的早期国家。

三代民本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民本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代。大禹不仅提出并在政治实践中实行民本思想。夏王朝末代统治者夏桀没有保民意识,而商汤能够选贤任能,顺天应人,这就是汤灭掉夏王朝的根本原因。商汤之后的商代统治者大多迷信上帝,专事鬼神,而不注重人事;同时崇尚暴力,专任刑杀,而不用德教。周人在灭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以民意和天命相对立,为推翻商王朝做舆论上的准备。西周政治思想从根本上远离了神权政治论,而集中体现为民本主义,并成为后来儒家民本思想的渊源,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三代民本思想在西周得到了充分发展,成为后世儒家民本思想的经典资源,是儒家无比推崇的三代之治,即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流王道政治的核心理念,同时也是后世明君政治实践的可贵经验,对古代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包含有现代民主的种子。

言用变迁与商周因革

"言"字在商周文献中出现较多,其在甲骨文中首先表示一种祭典,与"音"同义,又与"舌""告"等字关系密切。后来逐渐分化出"言说"之义,主要指宗教言说和政治言说活动。交流的双方身份不对等,存在明显的施受关系,交流的空间也具有封闭性。比较而言,商代言用具有明显的事神功能,并延伸出政治功能,这奠定了先秦言用以上言下的基本内在逻辑和特点;周人言用在继承商人言用基础上有明显的革新,具体表现在言用场合的拓展和言用主体的迁移。推动这个历史进程的,是商周因革背后的言用制度和言用意识。

明代初期道德生活的政治导向

明代道德生活的偏执性,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追根溯源,是明代初期政治生活的特殊性所引发的。分封、废相、厂卫、教化、粮长等制度的改革与创设,不同程度地将社会道德生活引入了无以复加的偏执境地。

试论商代的生态文化

商代生态文化的出现 ,是在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的广阔地理背景中展开的。同时 ,也是在商以前生态文化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生态文化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制度形态层面上 ,商代的农业管理很注重生态适应性 ,制订有渔业资源的保护制度。在物质与技术形态的层面上 ,存在着物质技术形式的转变、能源形式的转变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在精神形态的层面上 ,人们用图腾以及器物刻绘或雕塑等特定的表达方式来反映人对自然生态的认识。生态灾害的认识在继承以往认识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燕丧威仪”与殷商亡国

殷商亡国是中国上古史的大事件,历代学者持续关注殷商亡国原因问题,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是由多重原因促成的,综合分析文献材料,"燕丧威仪"有可能是以往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燕"是燕礼,"威仪"是殷商时期集神圣性与合法性于一体的宗教政治准则。"燕丧威仪"连根拔掉了殷商王朝的立国之本,出现了内部分裂危机,对殷商亡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燕丧威仪"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纣王的极度自负和极度蔽塞。李斯总结的"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花东氏族二三事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展现了商代一个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氏族生活面貌。花东氏族所关注的首要大事,就是加强与商王室的联系。花东卜辞第15片,揭示了为迎接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的光临而周详准备的情况,连细微末节之事都要斟酌再三,通过反复贞问来决定。第11片揭示了商代狩猎的一种方法,就是击鼓惊吓野兽,使之奔突而于慌乱中陷于网阱。第300片和第455片,揭示了商代贵族驾车驰驱游玩享乐的情况。

周公的治国理念及其影响

周公对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贡献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周公丰富的政治活动是其政治思想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周公"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是其政治思想进一步升华的思想基础。周公"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对中国传统政治生态与当代中国的治国理念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的影响。

夏商至春秋天人关系的发展及人的生命意识

中国古代的哲学是围绕着“天人关系”的讨论而形成的。小邦周能取代大国殷的现实,使人们深刻而真切地感受到天命不可信,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靠人自己。《诗经》最早对人的生命作出了深刻思考:生命短暂,一方面主张及时行乐,一方面敬慎职业,好乐无荒。

从殷墟甲骨文谈商王的政治伙伴诸妇

原始时代的女性,在母系氏族社会里主要负责组织生产,是一种"生产的象征";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女性的生产功能已经渐渐消失,转而被强调生育的功能。显然,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在社会上的作用、地位不如母系氏族社会,已经处于从属的地位。不过从殷墟甲骨文记载看,商王的诸妇生前曾参与商王朝的征伐战争、代商王主持祭祀活动、采集甲骨,甚至拥有封地,向王室纳贡,死后也成为统治阶级的祭祀对象。有关诸妇的上述记载表明,商代时期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是很低,而且对商王室起了一定的作用,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尽管在殷墟甲骨文中看到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现象,但是商王在政治活动中某种程度上也依附于诸妇,商代诸妇本质上可以说是商王的重要政治伙伴。

从商族的婚姻沿革及生活方式看商代的继承制度

关于商代的继承制度，康丁以降，实行父死子继的嫡长子继承制。史学界 关于商代继承制度的特点的争议主要在于商代前中期（成汤——康丁）。本文试从商族的婚 姻沿革、经济生活方式入手，文献、考古材料与甲骨卜辞相结合，来论证商代前中期的继承 制度当是以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这是在商代前中期虽已实行了一夫一妻制，但尚 保留大量母权制的孑遗而必然经过的过渡阶段。